“根本不行，日本正想再狠狠地打击一下中国，换了我也不会就此罢手的，他们两人去也没用。”袁世凯断言。
“不行吗？看来，这儿的工作还多得很呐！”周馥说着，长吁了一口气。
来到新民府，本来主要的工作是补充军粮，结果，残兵败将的收容、整顿、新编的工作反倒比其他事情更忙。
实在是令人讨厌的工作。
袁世凯托言有病，提出辞呈，但没有被批准。听说清政府派了两名媾和使节去日本，袁世凯预言谈判不会成功。他看出战争在短时间内还要继续下去。残兵还要增多，他们的工作可能更忙。听了他的预言，周馥长叹一声。
同是李鸿章的幕僚，周馥比袁世凯年长二十二岁。虽然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官员，但对于这次战争，袁世凯却比他有见地。
真是个怪人！——周馥既惊讶又佩服。同日本的战争，节节败退，袁世凯居然能说出什么时候打败，什么时候有多少败兵涌过来，几乎是分毫不差。不知不觉中，周馥成了袁世凯预言的信徒。
“再狠狠打击一下，就能以更好的条件收场，两个人打架也是这样嘛。”袁世凯凭他的感觉说道，而这种感觉来自对国际政治力学关系的观察。
“你知道自己的事吗？”周馥问道。
他以前听人说，不管是多么高明的卜者，也卜不出自己的命运。天才的预言家袁世凯能否预言出自己的未来？
“什么意思？”袁世凯天真地反问道。
“媾和时，会不会提出你的责任问题？在朝鲜促成同日本交锋的主角，不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你。日本人恨透你了……说不定会要你的颈上人头！”周馥作为同门长者，毫不客气地说道。
“日本人怎么会恨我呢？”袁世凯哧哧地笑着说，“日本人心里倒是在感谢我哩。他们能打上一场这么合算的战争，还不是多亏了我袁世凯，哪里会提出什么责任问题！真要是刨根问底，追查什么责任问题，日本就会露出马脚来。我的脑袋是毫无问题的！”
“了不起的自信！”周馥嘲弄似的说，但心里已有一半相信他的话。
正如袁世凯所预言，清政府的两名使节——邵友濂和张荫桓，被日本以全权资格不足为由给撵了回来。
2月1日，日方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在广岛县政府同中方全权大臣会晤。依据外交惯例，双方先交换全权委任书，然后才进行会谈。陆奥看了中方使节递出的文书，说道：
“这不过是一种信任书，哪里是全权委任书！”
中方使节说这就是“国书”，是清朝皇帝给日本天皇的文书。
“大清国大皇帝问候大日本国大皇帝。我两国谊属同洲，素无嫌怨，近以朝鲜事彼此用兵，劳民伤财，诚非得已。现经美国居间调处，中国派全权大臣，同贵国所派全权大臣会商妥协。兹特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贵国商办。唯愿大皇帝予以接待，俾该使臣尽职，是所望焉。”
“哪里有不妥之处？”张荫桓问道。
“我国和中国目前已断绝了国交，没有国交的国君之间不能交换文书。可以拒绝接受没有外交的国家君主的信件，这是外交常识。我们要问：你们是否真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全权？你们所说的国书，不过是介绍信而已。”
陆奥宗光的话被流利地译成汉语。他早就估计到这种情况，所以翻译事先也做了准备。
“请你们看看，这是我国皇上给我们的敕谕。”
张荫桓双手把敕谕举过头顶，递给日方。
“着派尚书衔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与日本派出之全权大臣会商事件。尔仍须一面电达总理衙门，请朕旨遵行。随行官员须听尔节制。尔其殚竭精诚，谨以行事，勿负委任。尔其慎之，特谕。”
“这只是一纸命令。上面虽写着会商事件，但究竟是何事件却没明写出来。是通商问题，还是渔业事件？未免太含混不清了。而且，要用电报一一请示总理衙门，这能算作全权吗？”
陆奥宗光看了“敕谕”之后，低声命令随员：“把那个拿来。”他设想了各种情况，做了多手准备。他又继续说下去：
“日方全权大臣的权限同中方全权大臣的权限不相同，就不能开始谈判。只凭口头，是不能作为日后的证据的。所以，要先用文件形式确认这件事，谈判以后再说吧。”
他把话一停，日方的随员立刻分发给每个代表一份文书。分发完，陆奥又追加一句：
“请在刚才发给各位的备忘录上写上书面回答。”
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如下：
“在缔结媾和条约方面，日本皇帝陛下授予日本全权大臣一切权限。根据相互对等之原则，中方全权大臣是否也由清朝皇帝陛下授予了缔结媾和条约之一切权限？请以书面明确答复。”
对此，中方全权大臣不能当即作答，这天的谈判便结束了。
次日，2月2日，中方送来答复文书。其中写道：中方全权大臣被授予为媾和会谈、签字、盖章之全权。至于各项条款，须以电报奏闻本国，请准敕旨，定期签署，然后将条约带回，经皇帝御览，批准后施行。
“这怎么能称做全权？”日方以此为借口停止了谈判，并把责任推到中方身上。正如袁世凯所看穿的那样，日方企图再来一次凶猛的打击，获得有利的地位后，再进行媾和谈判。
即使中国的全权委任书是完备的，陆奥宗光也会提出苛刻的条件，使谈判中断。不过，为了不驳居中调停的美国的面子，与其用盛气凌人的态度，不如借口中方手续不完备更好些。事态正是按日方的意愿进展的。
接受答复的当天，两国代表再次在广岛县政府会谈。伊藤首相演讲一通，宣告停止谈判。
“两阁下的委任权极不完备，足以证明清政府尚无求和之诚意。”
这就是中止会谈的理由。
张荫桓大吃一惊。如果因意见不合，谈判决裂，无计可施，倒也算是完成了使命。可是，现在还未进入谈判阶段就停止，岂不是白来一趟？他恳求道：
“委任书不够完备，我可以致电本国政府，授予完备的全权。务请设法促成会谈。”
这简直是哀求。对此，陆奥冷冷地回答：
“我不愿同我拒绝过的人再进行谈判。”
中方代表们垂头丧气地站起来，准备离去。这时，伊藤首相叫住随员之一伍廷芳。
“伍先生，久违了，请留步。”
伊藤博文十年前去天津谈判时，伍廷芳是李鸿章的幕僚，见过几次面，可算是老相识。
伊藤首相向敌国代表的一个成员这么亲昵地打招呼，使会场的紧张空气顿时缓和了不少。
“为什么您没当上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用英语说道。
伍廷芳是广东人，年轻时曾在香港英国人办的法律学校学法律，后来又去美国留过学。
“哎呀，我怎么行……像刚才说的那样，我完全不够资格。”伍廷芳答道。
“不，您是法律专家，今天问题之所在，您最明白。如果最明白法律的您直接来谈判，或许事情就好办得多。”
“恐怕是一样吧！”
法律专家伍廷芳清楚，清政府的全权委任书的确有问题，但那只是手续上的问题，可以随后补齐，并不妨碍先进入谈判阶段，这在外交活动中也不乏先例。伍廷芳看穿了日本是想再打击中国一次。袁世凯靠直觉，而伍廷芳是凭法学家的眼睛及所处的外交地位来观察。
伊藤苦笑了。他明白，今天为拖延时日耍的把戏被伍廷芳看穿了。他想起十年前在天津谈判朝鲜问题时，曾被伍廷芳从法律的角度顶得张口结舌。
那时的《天津条约》规定了从朝鲜同时撤兵，将来派兵之际相互通告。结果，依据这个条约却产生了这次战争。
“请转告中堂。”伊藤说道。
“转告什么呢？”
“这次中断谈判，绝不是因为日本好战，务请说清楚。我盼望两国尽早恢复和平。这次谈判虽然中断了，但具备合法资格的全权代表来日本时，我们将高兴地再次开始谈判……唔，因为同阁下是老相识了，所以才说了这番话。不是正式发言，就不必告诉那两位全权大臣了，算我们两个人的悄悄话吧。”
“明白了，谢谢，不过，我还有一事不明……是不是这次全权大臣的官位和名望不够，让您不满意？”
“不，不是，若持有完备的全权委任状，我是不能拒绝举行谈判的。当然，代表的爵位、名望越高就越好些。老实说，最好是国政的最高负责人，如中堂或者恭亲王。他们当全权大臣，我们甚至愿意前去谈判。因为同地位最高的人会谈，就不会成为纸上空谈，能负责到底，彻底实行。”
“我全明白了，一定转告给中堂。”
伊藤和伍廷芳的私谈结束了。表面上只是几句简短的应酬语，但伍廷芳立刻明白了，这是希望李鸿章亲自出马的意思。
1月5日，张荫桓、邵友濂两大臣又接到敕谕，其中言及：“关于各项交涉，须随时电奏，待旨办理。凡有伤国体、中国力所不及者，不可任意许诺。”
日方要求中方使节团早日离开广岛，理由是这里乃大本营所在地。
张荫桓等人不得已迁到长崎，2月12日从长崎归国。
这简直是“驱逐”。
清政府两大臣访日期间，威海卫形势紧急。
那年除夕是阳历1月25日，日军在1月20日攻陷山东荣成，这是进攻威海卫的准备。李鸿章给丁汝昌发电报：“日军拟除夕、正月初一攻击我军，年末年初不可如例年……奋心血战。”
1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向丁汝昌发出“劝降书”，是委托在威海卫海域的英国军舰“塞万”号带给的，用的是英文。开头写道：
“谨呈一书致丁提督阁下：事局之变，致使仆与阁下互为敌对，何其不幸！然今日之战，乃国与国之战，非个人结仇也。仆与阁下友谊之温，今犹如昨。”
这是一篇有名的劝降书，说中国陆海军连败，绝非君臣某一个人之罪，其原因乃是墨守陈旧政治之弊。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抛弃旧政治，逐渐崛起。最后，劝诱丁汝昌逃亡日本，以期东山再起。
“贵国曾有雪会稽之耻，以成大志之先例。在我国，如榎本海军中将、大岛枢密顾问官，虽举叛旗，终得赦免，且位居显要，不屈才干。败战乃旧政治之结果，非阁下责任。应留有余力，以图他日……”
丁汝昌当然不听这种劝告，把劝降书原封不动寄给了天津的李鸿章。
这时，李鸿章的电报到了。
“如水师之力不支，莫若出海一战如何？若能取胜，可使铁甲舰退避烟台，蓄积战力。……”
因旅顺失陷，12月17日朝廷作出决定，查问丁汝昌，被李鸿章反对：“威海卫处于与敌人对峙的第一线，防备最为紧要，我认为应当暂缓议处，等有了适当的继任者，再查问不迟。”
新任钦差大臣刘坤一正指挥江南军向山东半岛转移，他也认为，“应当暂缓对丁汝昌的处分，令其立功赎罪”。
海军人才少，若以旅顺之败问罪丁汝昌，则找不到后任。丁汝昌的脑袋险乎哉。
陆军很容易找到胜任者，所以败将卫汝贵的命运就悲惨了——“临敌退缩，贻误大局，即行处决。”1月16日，卫汝贵被斩首。
丁汝昌咬紧嘴唇，心想：不管怎样，我可不能像卫汝贵那样死掉！
卫汝贵在众人围观下被处死，留下的只有耻辱。
丁汝昌提醒自己：万一不行了就自尽，要自尽，决不被人在闹市上砍头！
“镇远”舰管带林泰曾在军舰被水雷击中后从容地服毒自杀，当时丁汝昌还觉得他未免死得太早，现在看来，他实在有先见之明。
1月30日，威海南岸炮台落入日军之手。
1月31日，守卫威海北炮台的清军逃散。次日，为了不白白送给日军，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炮台和弹药库，那里存有大量弹药。的确，与其留给敌人，不如自己毁掉。这一天，日、中两国大臣正在广岛县政府会晤。
濒临山东半岛尖端的荣成湾的荣成，在1月20日失陷。从荣成往西到威海卫，只有五十多公里。
威海卫湾头有个刘公岛，北洋海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
日军对威海卫的攻击，在2月4日夜晚开始。是用水雷艇攻击。中方在海面上设置了防线，但是有间断，日本的第二、第三水雷艇队便从那里挤了进来。第一水雷艇队担当西口的警戒。
北洋海军原是优秀的部队，军官们受过新式训练，水兵们大都是沿海出身，习惯于大海。可是，陆军官兵不断溃逃，使海军官兵的士气急转直下。
日军乘胜前进。水雷艇夜战是日本海军的拿手戏，而清军的六炮台不能予以有效的打击。后来有的外国军事顾问指责：威海卫失陷的主要责任在统领六炮台的刘佩超身上。
2月4日的夜战中，北洋舰队损失了引为自豪的“定远”舰。“定远”漂在海面上，勇敢的水兵们要用它做炮台，坚持战斗下去。可是，在水上不能动的巨舰成了最好的目标，日军炮弹纷纷飞来。
“装好炸药，准备离舰！”听到命令，水兵们离开了军舰。五分钟后，二百五十磅炸药引爆，“定远”舰沉了下去。
日本海军损失了两只水雷艇。
2月5日，日军又来夜袭。
北洋舰队又失掉了“来远”和“威远”两舰。
“已经尽到最大努力了！”
2月5日夜战之后，在“镇远”舰上督战的丁汝昌疲惫不堪，上了刘公岛。外国顾问劝他投降，他也认为没必要再伤亡兵员了。
哪怕有一点胜利的可能性，他也要战斗下去。可是，他十分清楚，已经完全无望了。继续战斗，只意味着继续糟蹋人命。
外国顾问们说这是“光荣投降”，但是，在中国，没有“光荣投降”这种观念。
英国顾问马格禄明白了丁汝昌的心意，极力劝解：
“犯不上去死，你和卫汝贵的情况不同，在这次战役中，你究竟有什么可以责怪的？应当受惩罚的，是那些丢掉炮台的陆军将军们，还有那些不派一兵一卒前来救援的巡抚们！你孤立无援，无法再打下去，这是谁都一目了然的。要活下去，不必寻死，你和卫汝贵不一样，投降后会受到国际法的保护。”
丁汝昌摇头。
马格禄还说：等送还俘虏时，你还是免不了死罪，干脆亡命去美国。清政府正委托美国办理媾和的事，提督亡命那里，是不会提出抗议的。
丁汝昌的脑海里，一幕幕地浮现出那年率领北洋舰队，到日本作友好访问的情景。宴会，拜访，结识的朋友们……正跟他战斗的伊东中将，就是在那时认识的同行。在他的记忆中，日本是一个非常静谧的国度。
真想活下去啊！这种强烈的愿望在他心灵深处隐藏着，大概是对人生的眷恋吧。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挺起胸膛，向马格禄说道：
“作为军人，最后落一个投降的下场，我实在受不了。可是，不正式投降，就白白损伤人命……我死之后，用我的官印，用我的名义，写投降书吧！我自己是捺不了这印的……”
提督的眼睛湿润了，但终于没涌出泪水。
2月12日下午，丁汝昌服毒自杀。地点在刘公岛军营中，所用的毒物是鸦片。副司令刘步蟾在他之前自杀。与丁汝昌同时自杀的还有记名总兵张文宣。张文宣是李鸿章的外甥，有名的炮手。副将杨用霖用手枪击穿头部，也自杀而死。
北洋舰队炮舰“镇北”号挂起白旗，递交了降书——“本提督前接佐世保司令长官来简，因两国处于交战之中，至今未作答复。
本提督之意，沉舰决战，直至人尽而后已，但为保全生灵，愿乞休战。威海卫现有舰队及刘公岛、炮台兵器，均献于贵国。希勿伤害陆海军内之外国官员、兵勇、人民等生命，允其归乡，是所切望。
如蒙允许，希以英国舰队司令长官作证。”
降书把联合舰队司令长官误写成佐世保司令长官。
伊东复函：“前已谈及，为贵官一身之安全及贵国将来之利益，请来我国，等待战争之结局，是否合乎尊意？如贵官光临敝国，自当竭尽礼遇，致力保护。”
伊东允许用“康济”号将丁汝昌等自决军人的灵柩送到烟台。
“康济”号开出威海卫时，日本诸舰鸣炮吊唁。
清军投降后，残存的北洋舰队诸舰均移交给日本。长期威胁日本的七千三百三十五吨的巨舰“镇远”号，今后将成为日本海军的主力舰。同一型号的“定远”舰已经沉入海底。
威海卫遭日军攻击时，李鸿章曾打电报给烟台的刘道含：“有无方法使北洋诸铁舰退避吴淞？铁舰以外船只，沉之亦可。”然而，为时已晚。不但采取不了这种措施，就在发电报的时候（2月7日），旗舰“定远”号已经沉没了。
被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们现在肆无忌惮地谈开了：过去说这些话是要被杀头的。
“这下子可好了，让满洲八旗兵来收拾败局吧！”
“让战争见鬼去吧！说是保卫国家，到底在哪里有咱们该保卫的国家？”
“皇上什么时候御驾亲征？”
“早就亲征了！不过，可不是面向敌人，而是朝西，跑得可快啦！”
“连皇上都这样，这仗能打胜吗？”
“最好把八旗兵开来，让咱们也瞧瞧他们的本事。”
“这里是旗人的国家，和咱们有啥关系！”
败兵们无所顾忌，特别是海军士兵，牢骚多，激昂愤慨。
这时候，钦差大臣刘坤一好不容易来到山海关附近。归他指挥的官兵有一百余营，四万多人。他准备用这些军队攻打被日军占据的海城。
“这是些什么军队？根本不听调度！”
总帅刘坤一只有叹息而已。可想而知，这些军队有多么混乱！把这些不同系统的部队凑到一起，变成一个整体，不但困难，而且需要时间。
刘坤一被从南京叫到北京，奉命马上出征山海关，但他拖延了出发时间。他是主战论者。有人说，当时和平论者正在抬头，为了打击他们，他在北京做了一些工作。其实，是拨给他的官兵非常差，装备又不好，使他不知所措了。他苦心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把他们改造成有用的部队，但是，没有那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
不管翁同龢怎么劝他，他都不想挂帅。
“这样的军队，我若轻易应承下来，将来要吃不消的！”
直到一月十九日，他才勉强动身。
接到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北京的气氛一下子转向赞成媾和了。各种各样的谣言在北京城里到处流传。
“你没听说吗？中堂把五百万两银子早早就运回老家安徽了。”
“有钱人都悄悄地溜了。”
“听说都去了上海。”
街头巷尾的议论并不都是谣传。富豪们从北京偷偷溜走，不管怎么遮掩，也会被人看见的。
日本舆论大呼：进攻北京！连战连胜的战果使日本举国狂喜。虏获了北洋海军之后，报刊上出现了这样的论调：“这下子，再也不必战战兢兢地害怕英国了！”
清政府终于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去日本。当时李鸿章正受着革职留任的处分，朝廷给他恢复了名誉，赏还黄马褂。这是在丁汝昌殉职的次日，即2月13日。
从长崎回国的张荫桓还停留在上海。李鸿章在进京参内之前，发电报给张荫桓，委托他“推荐精通国际公法、条约法的有胆有识之士”。
张荫桓复电举荐两人——徐寿朋和李经方。
徐寿朋当然很合适。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曾为驻日公使，日语、英语都擅长，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了。
李鸿章本来就打算用李经方做随员，但因为是自己的儿子，难以开口，所以采取了让前任推举的招法。张荫桓在电报中还加了一点说明：“访日时，陆奥外相曾几次询问李经方。”
为使媾和谈判能够有利地进行，必须准备好各种手段。日本一再打听的人物，当然要编在随员之内。有了张荫桓的推荐，就可以搪塞公私兼顾的攻击。
李鸿章在天津做了周到的准备，2月21日来到北京，受命之后已过去一周多。
次日，李鸿章入宫，研究媾和条约的原则。正如他所估计的，一天未研究完。
关于割让领土，光绪帝坚决不同意。
李鸿章认为，连威海卫都被日本夺去了，不割让领土怎么能媾和。
朝廷内部还残留着一些强硬论的余波，而且，绝对信任李鸿章的西太后因病没出面。在同日本谈判之前，李鸿章不得不以宫廷势力为对手，进行初步磋商。
李鸿章遇刺
在李鸿章出国参加媾和会议之前，清军又失掉牛庄和田庄台。牛庄由素以保持曾国藩传统而自豪的魏光焘、李光久等大将率领的湘军把守。日军的第三、第五师团猛烈攻击，于3月4日陷落。
湖南巡抚吴大澂当时在田庄台，牛庄一丢，便趁夜逃往石山站去了。
3月7日营口失陷。
3月9日田庄台失陷。
吴大澂是金石家，但他不满足于文官、学者的名声，居然想当将军，威震四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