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力怂恿太武帝废佛的，是一身充满中华思想的崔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最为反对废佛的，竟然是道士寇谦之。虽然宗旨不同，但或许因为同是宗教中人，寇谦之认为对佛教采取极端政策，会对国家不利吧？
不管太武帝和崔浩何等执拗，佛教还是无法根绝。太子泄漏勅令当然大有关系，但不论任何力量，都无法烧尽存在于人们心底的东西。何况佛教正日益兴隆，而非处在衰退期。以传道为目的、由西域前来中国内陆的佛僧正络绎于途。
更具讽刺的是，太武帝发布废佛令时，边境佛教都市敦煌的佛教正处于最鼎盛时期。
——听说，内地正在闹废佛之事。我们暂时在这里观看情势吧！
这是传道僧侣留在敦煌的理由。敦煌石窟群中，北魏时代建造者，迄今尚存三十多窟。
由于崔浩的孜孜努力，太武帝是确确实实地汉化和文明化了；这也意味着，他的意识形态已经起了质变。连崔浩始料未及的想法，也在太武帝的心中萌芽了——“民族自尊心”，作为鲜卑拓跋部的民族自尊心。
“着手编纂国纪。”
太武帝对崔浩下了这个命令。太武帝想到要编纂北魏历史，大概也是民族魂在他的心里燃烧起来的缘故吧？点燃这把火的，当然是崔浩的汉化教育。
“编纂时必须以忠于史实为原则。”
太武帝对负责编纂的崔浩道。
崔浩身边有许多奴颜婢膝、处处以说奉承话为能事的人，其中的一个——著作令史闵湛——进言道：
“编纂国纪乃未曾有之盛事，必须让它能留传到万世之后。因此，我们最好把它刻在石头上。”
“或许这样比较好。”
崔浩表示赞成。
蔡伦发明纸张距当时已三百五十年。虽然纸张非常便利，但比起木简或竹简却脆弱许多，这样的东西是否能留存后世，委实值得怀疑。为了留传后世，最好的方法是将纪文刻在石头上，后世人需要时，可以随时利用这些石头拓写。
崔浩于是在平城西郊天坛东侧竖立起无数石碑，将“国纪”刻于其上。竖立的石碑有“方百步”，也就是每边为一百五十公尺的正方形。
由于这些石碑矗在路边，所以任何人都可以站在前面阅读。结果是，读了纪文的鲜卑拓跋部族，无不勃然大怒。因为上面详细记载着未进入中原前的鲜卑拓跋部的未开化状态。
“这些纪文把我们写得无异于禽兽！”
“对！这是在侮辱我们！”
“把我们说成只知利而不知义，岂有此理！”
拓跋部人倘若未汉化，理应不会阅读该石碑上的汉字才对，而会读汉字，倘若未经精神上的汉化，也应该不会因读了“国纪”而怒不可遏了。
说他们在塞外专事掠夺，实际上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若不掠夺他人，自己就会遭人掠夺。弱肉强食有何不可？如果不成为强者，只有死路一条啊！父亲死后，将自己生母以外的父亲妻妾纳为自己的女人，又有何不可？若非如此，这些女人要由谁来保护呢！
上面写的这些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即使读了纪文也理应不会因此发怒才对。拓跋部人读后勃然大怒，是不再视此为当然之事的缘故，也就是说，他们已在精神上汉化了。
他们把这件事情向太武帝诉说。太武帝听后暴跳如雷，在拓跋部中，他是最汉化的人。
崔浩遭逮捕后被处死刑。除此以外，他的族人、姻戚，包括宗钦在内的执事部属，甚至府邸佣仆，五族全都被杀。用囚车被拖往城南刑场时，数十名卫士轮流爬到囚车上，向崔浩撒尿。
对北魏的汉化倾尽全力的崔浩，可谓死于自己推行成功的汉化下。
这是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的事，太武帝于两年后被一个名叫宗爱的太监杀害。
太武帝长子拓跋晃以皇太子的立场，将父亲发布的废佛令一事透露给佛教信徒，因而救了他们的性命。太监宗爱由于素为这位皇太子所僧恨，于是使诡计让皇太子的一名近臣背上冤罪，并且奏请太武帝将之处刑，皇太子因这起事件忧愤而死。皇太子近臣无辜冤死之事，后来被查了出来，行谗言的宗爱因害怕会被诛杀，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杀死皇帝，拥立太武帝末子拓跋余就皇位，自己成为大司马、大将军兼宰相。
新帝拓跋余实在看不过宗爱的专横，有意将之除去，却反被其所杀。所幸有刘尼、源贺、陆丽等人奋起逮捕宗爱，连同其三族一并诛杀。
拓跋余在位仅二百余日，因而不被列为北魏皇统，廷臣旋即拥立已故皇太子的儿子拓跋濬。这时候还幼小的拓跋濬，就是后来的文成帝。
废佛令到太武帝晚年已缓和许多，文成帝即位之时，这项禁令完全形同具文，遭破坏的寺院也开始修复。
南朝宋发生巫蛊事件，文帝被杀，一阵纷乱之后，孝武帝即位。北魏则正当太武帝被杀而文成帝即位的翌年。南北同时都发生皇帝被杀、并由下一代皇帝即位之事。
北魏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都是幼年即位，而将国都从平城移至洛阳是公元493年的孝文帝时代。北魏至此已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原国家，拓跋部所使用的鲜卑语也遭禁用，改以汉语为国语。
拓跋部丧失民族语言了。九泉之下的崔浩，大概会因此而道一句“我事成矣”并且莞尔一笑吧？
孝文帝于五岁即位，在位二十八年。其间，南方的宋灭亡，由齐取而代之。孝文帝于公元499年去世，二子拓跋恪继位，是为宣武帝。
南方齐的灭亡，是北魏孝文帝去世后仅仅两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