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官僚在明元帝的治世也得以发挥其政治手腕。这次的主角是崔宏的儿子崔浩，他的基本方针是“文明化”。盘踞塞外的鲜卑族，一向是弱肉强食、不顾父子兄弟情分而自相残杀的族群，他们只有利益观念，丝毫不知义理为何物。崔氏父子认为，使形同禽兽的鲜卑拓跋部北魏政权文明化，是他们责无旁贷的任务。
身为汉人的崔氏父子所想到的文明化，不外是鲜卑族的汉族化。崔氏父子企图使蛮族政权靠北魏的军事力量，一面扩大领土，一面走上文明之路。
北魏明元帝的治世，相当于南方东晋灭亡至宋朝创始的时期，也是刘裕正活跃的时候。
每次北魏大本营在作南进或北征争论时，崔浩都全力驳斥南进论调。南方无论是东晋或受其禅让的宋，都是汉族政权，有中华思想、持“汉族至上”论的崔浩，以如下理由反对南进：
——展开攻城作战时，汉人善于守城，而我们却不善于攻城，将会因此损失极大兵力，这对我们而言非常不利。
表面上看起来是利害得失的考虑，骨子里却是“不攻打汉族政权”的民族主义思想。
明元帝是好战型的君主，不太喜欢政治，战争以外的事情，他都交给崔浩处理。崔浩于是趁机把北魏王朝组织大大的汉化。
“重文轻武”是汉族的传统。北魏政权曾几何时愈趋贵族化，军人的地位也随之低落。
宋武帝刘裕死去的翌年（公元423年），北魏明元帝也死了，享年三十二岁。长子拓跋焘旋即即位，是为世祖太武帝。太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岁，一切几乎都靠崔浩辅佐。太武帝吞并五胡十六国的残存政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北方唯一霸者。
最后一个灭亡的北凉是匈奴系政权，以现在的甘肃省西部为领土，佛教都市敦煌也在其支配之下。随着中国北方的统一，佛教逐渐浸透到北魏的每一个阶层，并吞佛教国家北凉后，此一趋势愈见明显。
“可叹啊！这是大大值得哀伤的一件事——”
崔浩对佛教鼎盛之事忧心忡忡。佛教是异国印度的信仰，持汉文明至上的中华思想者崔浩，当然以此为隐忧。
崔浩对北魏的未来绘有伟大的蓝图。总有一天要与南方汉族政权大一统，使汉文明灿然于天下。孰料，情势此时却有了转变，这个以天竺为名的异国奇怪信仰开始蔓延了。
“非趁早禁止胡神（佛）之邪孰不可。”
崔浩身边的宗钦进言道。
“究竟该如何是好呢？”
崔浩对佛教的迅速蔓延深以为忧。
“我们必须先使主上痛恨胡神之教。”
另一名亲信段承根说道。在君主独裁制度之下，权力超越一切的皇帝，当然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要我们把胡神的不是之处，一一向皇上禀告吗？”
崔浩露出怏然表情说。
如果是就政治或农业问题说服太武帝，崔浩有充分的信心，但是，事关宗教，他就一点把握也没有。他没有自信能彻底诉说胡神的不是，何况佛教主要经典已有鸠摩罗什完成的汉文译本。想数落佛教的不是，必须读破这些汉译经典，有将之驳斥的理论根据才可以，而崔浩却没有这些经典。
“我们必须起用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伺候在皇上身边才行。”宗钦道。
“有这样的人吗？”
“嵩山有一个名叫寇谦之的道士，据说，这个人受了《神人图录真经》六十余卷真传。”
“六十余卷？”
这样的人应该有能力驳倒胡神经典才对。——崔浩重重地点头了。
寇谦之是五斗米教系的道士，以天师自称。宗教团体领袖大都辩才无碍，能抓住群众的心理，使人倾倒。寇谦之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崔浩于是推举寇谦之，将他置于太武帝身边。由于太武帝的父亲明元帝是佛教信徒，太武帝因而对佛教多少有所了解。寇谦之逐渐给予已是半个佛教信徒的太武帝极大的影响，并使之变成反佛教主义者。就这一点而言，崔浩的计划可谓得逞。
北魏太武帝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镇压佛教的君主。
实际上，当时的佛教界本身也有颇多足以被压制的弱点，而且僧侣之中颇多堕落之徒。当时常有为了逃避兵役或征调而委身成为僧侣的情形发生，因此，僧侣数目的增加，意味着国家经济力的低落。
为了达成霸业，国家需要的士兵当然是越多越好，而年轻人却以入籍为僧逃避兵役；农地很多，却没有人耕作——成为僧侣的年轻人，当然不会再下田耕作。太武帝本来就有过以经济理由限制年轻人出家的作为，直到受了寇谦之影响后，他才决定以思想理由破坏佛教。
发布严厉废佛令是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的事，太平真君这个元号本身就带有浓厚的道教气息，这时候的太武帝，已经是彻底的道教信徒了。事件的直接导火线是查出长安佛寺僧侣不但饮酒，更暗藏有兵器之事。此时长安附近的杏城，一位名叫盖吴的人正拥十余万民众造反，北魏军正派兵前往讨伐。
“佛寺僧众与盖吴有所勾结。”
崔浩如此煽动太武帝。
太武帝立即下令悉数诛杀长安僧侣，并且烧毁经典以及佛像之类的东西。太武帝当时正在亲征途中，他对在国都平城（今大同市）留守的太子拓跋晃发出“全国依照长安模式行事”的勅令。太子是佛教信徒，他在把这个勅令转达各地之前，先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佛教界人士，僧侣们因而得以抱着经典和佛像亡命；然而寺院和塔之类的建筑终究无法隐藏，悉数遭到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