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末，黄巾之乱以来，天下百姓由于受尽乱世之苦，因而竞相寻求宗教信仰，以求解脱。当时正由西域传来的佛教和源自黄老思想的道教，遂迅速扩散全国。倘若无视这股宗教势力，今后的国家经营一定会遭遇困难。
——叔叔燕王曹宇以道教教祖的女儿为妻，因此，在各方面应有诸多方便才对……
明帝于是召来燕王，任命其为大将军，并将后事托付。自从司马仲达转任太尉后，“大将军”之位始终悬缺着。
明帝同时将对年幼皇太子之辅佐事宜，委托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以及屯骑校尉曹肇等人。
大将军燕王曹宇，实际已是实质上的天子，是担纲魏王朝国政的人。他当然希望能够为所欲为地推行政治，而要如此，他绝不容许国内政坛上，有权势凌驾于他之上的人存在。
对曹宇而言，最大的眼中钉是正远征辽东的司马仲达。攻灭辽东公孙渊的他，现在已是不折不扣魏王朝中实力最强者。
——依旧必须将仲达外放于距离首都遥远的地方才行。
持此想法的曹宇，遂下指令给正在凯旋途中的司马仲达。
——关中问题事关重大。虽蜀军已退，然西藏各族正在甘肃、陕西等地蠢蠢欲动。着令卿不必返回洛阳，径赴长安。
“又要把我排除在外……”
仲达又想：“可是……皇上病重，身为国家重臣的我，不是应该火速赶回探望皇上吗？”
以个人立场而言，他倒希望不必经过洛阳，直接到长安，省得添惹麻烦。与其被怀疑，不如置身事外，这样才是明智之举。
司马仲达的心境可谓复杂至极。
这时候，第二道命令接连而来。这一次的命令，不是以大将军曹宇的名义发下来的，而是皇帝御笔诏勅。
——望卿即刻上京。
大概是生病的关系，这几个字看起来一点劲道也没有。
“洛阳有变！快！”
仲达接到诏勅，立刻快马加鞭，一路赶往洛阳。
洛阳朝廷确实发生异变。
有人反对起用燕王曹宇。
在皇帝独裁体制下，从某一个观点而言，皇帝秘书的权力可以说犹较三公或大将军为大。秘书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会以皇帝旨意的形态，反映在政治上。曹操成为魏公以来，以刘放和孙资两人为秘书郎，作为一般琐碎事宜的商讨对象。文帝曹丕将秘书之官名改为中书，并且任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则为其副官中书令，让他们参与机密作业。
刘放和孙资在曹操时代只是担任处理杂务的秘书，到下一代，则参与国家机密作业，至第三代明帝曹叡时，已变得自以为是皇帝的辅佐人了。这两个人这样的态度，当然引起廷臣的反感。尤其夏侯献和曹肇，向来就对两人极为不满，更以实际言行表露这个态度。
刘放和孙资开始感觉不安。想到对他们甚为反感的人一旦成为幼帝辅佐人时，情形将会如何，他们就不寒而栗。
——夏侯献和曹肇多次与燕王曹宇洽谈，他们好像在商讨新帝即位后的体制事宜。
两人得到这个情报。新实力者会排除旧实力者是笃定之事。谁也不敢否定到时候会有血腥镇压。
罹患重病的明帝，精神状态也极不稳定。有些微结巴的他，平时个性甚为寡言刚直，但一场病却使这位英明皇帝心生迷惑了。他把刘放和孙资这两个人叫到病榻前来。
“你们认为燕王挑得起大任吗？”
叔叔燕王曹宇过去大半都在外地，因此，明帝对他的了解并不深。
“据说，燕王殿下自己也认为没有把握。把如此大任交给他，是值得忧虑的。”刘放回答。
如同三子曹植，九子曹宇也知道中央随时在监视他，因而平时就装出一副恭顺态度，不料竟成了习惯。因此，当他被任命为大将军时，便谦逊地表示：
——这个任务对我而言，实在太重。
刘放却故意把这句话曲解为“我实在没有把握”，并拿来向明帝报告。
“那么应该任命何人为宜呢？”明帝问道。
“任命武卫将军曹爽最为适宜。”刘放回答。
“可是，他不是也……”
明帝对曹爽的评价一向不高。曹爽是祖父曹操的侄儿曹真之子，是个公子哥儿型人物，过去并没有任何特别实绩。
刘放看出明帝不甚动心，就又说：
“让司马仲达提任辅佐任务，应该最为理想。”
司马仲达的能力是丝毫不容置疑的。这个人能干到几近危险的程度。卧病在床的明帝听到司马仲达的名字后，心里认为适任者除他以外，不做第二人想。
“以爽为大将军，以仲达为辅佐人吧！”
明帝最后说道。
“那就请皇上把这个意思写成诏勅。”
于四日前就任大将军的燕王曹宇，已发下许多指令。为推翻那些指令，需要有皇帝御笔诏勅。
“朕连执笔的力气都没有……”
明帝以微弱的声音说。
“微臣可以扶着皇上的手……”
刘放扶着病危明帝的手，分别写下了任命曹爽为大将军及召司马仲达回洛阳的两道诏勅。
刘放抓着墨汁未干的诏勅，冲出外面大喊：
“皇上颁下罢免燕王官职的诏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