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贝尔将军对我们谈了在西点军校野外训练场巴克纳营地所发生的事情。安遭强xx的具体情况，他知道的并不比我们多，也就是说，也许不比官方知道得多。他只知道他在凯勒军医院看到了女儿，女儿精神上受到莫大的创伤。她感到这是她的奇耻大辱，简直要疯了。将军告诉我们，安紧紧抱住他，号啕大哭，苦苦哀求他把她带回家去。
将军告诉我们，女儿告诉他，自己还是个处女，那些强xx犯还以此取乐。他们把她的衣服剥下，用帐篷桩把她紧固在地上。有一个人强xx时用绳子勒住她的脖子，不让她发出声来，并威胁说如果她敢去告发，就把她勒死。
说实话，我和辛西娅都没料到将军会向我们提供这些细节和内情。他知道这个事件与谋杀只是有一定关系，而关于杀人犯的真面目却无任何线索可提供。但既然他说，我们也就让他说了。
尽管他没有明说，可我有这样的印象：他女儿希望他能伸张正义，因为她遭到了肆意奸污是毋庸置疑的。不但要把罪犯从军校开除，而且要控告他们。
对于一位少女来说，这些期望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从不愿辜负父亲的期望，努力进取，在西点军校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炼，可偏偏遭罪犯的袭击。
这事看来似乎有些问题。首先，坎贝尔作为军校学员怎么会在夜里独自一人和5个男人呆在树林里？她是怎么与40人的巡逻队分开的？是意外，还是有人蓄谋？其次，坎贝尔无法认出这5个人，因为他们不仅涂了伪装色，而且用防蚊面罩遮着脸部。天很黑，她无法辨认他们的服装，也不敢肯定他们是其他军校学生还是西点的军官，或是第82空降师的士兵。那天夜里，男男女女有将近1000人在训练。根据将军所说的情况，他女儿要辨认那5个罪犯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和辛西娅都知道，这个说法并不十分准确。你可以通过逐个排除的方法缩小范围。当你的调查接近罪犯时，必然会有人投案，以免遭长期监禁。此外，还可以化验精子、唾液、头发，鉴定指纹，以及使用法医科学的其他一切神奇手段。实际上，团伙强xx比单人作案容易侦破。这一点，我知道，辛西娅当然也知道，我想坎贝尔将军也不会不知道。
从根本上说，问题在于，5个男人残暴地轮奸了一名少女，整个西点美国军事学院可能会因此四分五裂。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强xx不是性行为，而是一种暴力行为，不但违犯军令军纪，而且玷污了西点军校通常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断然否定了男女同校的军事学校，否定了征召女兵和晋升女军官的制度，否定了女兵可以在巴克纳营地树林中或者在环境恶劣的战场上跟男兵共同生存的观点。
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军校的大人物说服了约瑟夫-坎贝尔将军。将军把此事告诉了我和辛西娅，当然听起来很有道理。还是不要报告也不要证实此案为好，否则会动摇西点军校的基础，引起人们对男女同校的军事学院的忧虑，还会使1000名无辜的男子成为此案的怀疑对象。将军必须说服女儿。如果她能彻底忘掉此事，对她本人，对军校，对军队和国家，以及对追求平等的事业都是帮了大忙。
安-坎贝尔服了止孕药，反复接受了性传染病的检查。她母亲乘飞机从德国回来，给她带了一个她童年时最喜欢的玩具。她的创伤愈合了，每个人都对此屏息无声。
父亲能说服别人，而母亲却难以被人说服。安很信任她父亲。虽然她已20岁，而且作为一名军人，到过世界各地，但她仍然是父亲的宝贝女儿。她不愿让父亲不快，所以她忘了自己所遭受的污辱。可后来她的记忆又回来了。这就是那天晚上我们都坐在将军办公室的原因。
这就是那个悲惨的故事。将军诉说着，他的嗓音不时发生变化，时而粗哑，时而几乎听不到声音。我听见辛西娅抽噎了好几次。我的喉咙也哽住了，我要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说谎。
将军站起身来，但示意我们继续坐着。他说：“对不起，我离开一会儿。”他进了一个门，不见了。我们可以听见水流的声音。我几乎要料到会听见枪响。
辛西娅眼睛盯着那扇门，轻声说：“我理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作为一个女人，我很有些义愤。”
“作为一个男人，我也很有些义愤，辛西娅。5个男人对作乐之夜留下了快乐的记忆，我们现在在这里处理他们造成的混乱局面。如果他们都是军校的学员，他们个个继续学习，毕业后成了军官，成了有地位的人。他们都是她的同班同学，或许每天都能看见她。对她的死，他们负有间接的，也许是直接的责任。当然，他们也要对她的精神状态负责。”
辛西娅点点头，说：“如果他们是士兵，他们回到岗位上，就会吹嘘他们如何合伙搞了西点军校的一名女学生。”
“说得对。他们至今还逍遥法外。”
坎贝尔将军回来，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你们知道，我得到了应该得到的，可是安却由于我的蒙骗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案发后数月内，一个热情、开朗、友好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多疑、寡言、孤独的女子。她在西点学习成绩优良，毕业时名列前茅，之后又去研究生院深造。然而，在我们之间一切都变了。我本应想到我那行为的后果。”他又补充说：“她失去了对我的信任，我失去了女儿。”他深深地吸了口气。“你们知道，说出来心里好受些。”
“是的，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