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我不大使用“您”这样的字眼，今天这样称呼，算是对青年讲的一口地道日语的回敬吧！连续两天的不期而遇，他给我留下了十分亲切的印象。“啊，”“只是因为家父爱好”青年突然变得沉默。
我来北京后所接触的中国人都是这样。每当向中国人发问时，总能得到友好的回答。但一扯到政治或个人私事，他们就闭紧嘴巴了。尽管没有敌意，却令人想起对方是交战国的公民。
“告辞了”青年说。
“明天还来吗？”我向他询问。
“来倒是想来。”青年点点头，接着说，“警卫兵好象特别戒备呀！”“什么？”我不解地低声问他，青年默然一笑就离去了。蓦然，我想起今天警卫士兵那奇怪的目光。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不明白。
过了一天，我又来到紫禁城。
在坤宇宫附近，我看见一个身着蓝色长衫的人沿石阶走进去。肥大的中国长衫下摆随风飘动。正是他。我边想边加快脚步。盛唐室在宫殿的尽头，我和那人相隔一幢房子的距离。因为相距稍远，只能看到背影。只见那人和警卫兵寒暄几句就进人盛唐室。我意忙赶上去。在我跨进盛唐室的当儿，警卫兵喊：“喂！”“什么？”我停下脚步。
“时间到了。”警卫兵说
“刚三点钟，不是规定到五点”我低声抗议。“今天提前闭馆！”佩戴二等兵肩章、稍胖些的警卫兵颇不耐烦地回答。
“前边的中国人”我想说：“刚才还进去人，为什么单拦住我？”，“好啦，放你进去。”二等兵似乎特别关照地用手指着入口。我进入盛唐室。
“噢。”我奇怪地发现，那个青年刚刚进来就不见了。
也许是通过盛唐室进入晚唐室了吧！晚唐室是最后一个，那儿有出口，可以但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追上去交谈的亲近程度，况且又没特别约定，就只好让他先走了。
我是进唐三彩的陈列拒。
啊！奇怪。玻璃柜打开了，没有关好的玻璃门半敞着。再仔细一瞧，发现昨天看过的龙耳壶没有了。我急忙返回警卫兵那里。
“士兵先生，橱柜开啦。”我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二等兵瞪起眼睛，立刻跑入盛唐室，我也跟了进去。
“是那家伙。”二等兵横田嘴里嘟哝着，又跑向出口。
“什么事？”“在出口处站着一个佩戴上等兵肩章的警卫”展品被盗啦！刚才过去的那个中国人呢？“二等兵”从这儿到晚唐室去啦。“快追！”士兵们和我一起跑进晚唐室。
在晚唐室出口附近，站着一个军人。那人听到脚步声，慢慢转过脸来。
“乱窜什么？”他用低沉的声音问，如同操练时发口令。
两个警卫兵立刻直挺挺地站住了。
那人佩戴少佐肩章，年龄五十上下，身材矮胖，仪表威严，看上去象是从预备役中入伍的。
“刚才，一个中国人盗走了展品！”二等兵抢先报告。
“什么？”声音里明显地带着吃惊，少佐的脸色变了。
“逃到哪儿去啦？！”少佐讯问。
“就是刚才，从盛唐室向晚唐室这里来了。”警卫兵回答。
“混帐！”少佐厉声喝道，“我在这儿足有二十分钟，没有任何人过来！”以上就是我经历的不可思议的事。
我是受过大正年代民主教育的理性主义者，不承认有用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后来，在接受紫禁城警卫司令部调查时，我以在场者的身分对这一过程又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首先，我觉得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象蒸气一样消失。出事时，现场至少有四双眼睛在注视着。除我之外，肯定有人说了谎话。这话我虽没出口，心里却在想。当时我只记住两个警卫兵和少佐的姓，直到今天还没忘记。
调查官是警备队长和田曹长。两个警卫兵和我一样，象犯人似的受到严厉地讯问。守卫盛唐室的二等兵叫横田。守卫晚唐室的上等兵叫宇佐美。
每当讯问时，和田曹长总是呼喝着他们的名字，所以我很快就记住了。
少佐叫栗林。正如我的判断，他的确是从预备役应召的军人，在司令部供职。
入伍前，他就爱好山水画。那天，正在欣赏晚唐山水画李升的作品。被盗的唐三彩有：龙耳壶一只高三十厘米，彩碟二只直径十五厘米。
尽管正值两国交战，二、三件珍贵陶器被盗也应追查，实际却并非知此。
从和田曹长调查时的讲话，我了解到有这样的背景：一九三七年年底，北京亲日派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签署了保护北京市民安全的声明，同时交换了不没收临时政府管理下的国有财产的协定。临时政府对保管故宫博物院民族遗产问题表示特别关心。不用说，粟林少佐只不过是以旁证人的身分列席。曹长是不能审问少佐的。
当然，粟林少佐的证词和横田、宇佐美两警卫兵以及我的申述发生了矛盾。
无论是盛唐室，还是晚唐室，都是一览无遗的开阔房间。倘若少佐和我们三人说的话都没错，中国青年就必然是在空中消失了。这样的事决不可能发生！反复讯问，回答都和最初相同。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进入盛唐室了吗？”二等兵横田答：“是的。”和田曹长问：“中国青年肯定是在你面前从盛唐室进入晚唐室的吗？”上等兵宇佐美说：“不会错！”和田曹长问：“粟林少佐，如果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您一定看见那个人……”栗林少佐说：““我在晚唐室呆了二十分钟，谁也没有通过和田曹长额头沁出汗珠。他一心希望能证明中国青年实际存在，那他就可以以警备工作疏忽大意为由结案了。
只要栗林少佐说一句”中国青年走过了晚唐室“那么，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就不复存在了。报告书上是不能写人突然消失的，可是粟林少佐却固执地不改变说法。这样，我不禁发生怀疑。我当时认为，只要相信人不能消失，他的话就最靠不祝”我甚至想到：粟杯少佐明明看到那个中国青年逃走，却故意说没见到。
两天后，在调查的最后阶段，少佐却提出了个尖锐的问题。
他问和田曹长：“据说陈列柜的锁被砸坏，你认为需要长时间？”我也从在盛唐室入口处和警卫兵的谈话时间进行推断。
“从调查判断，一分钟左右。”和田曹长回答。
“用一分钟就能够砸坏锁头、打开柜门、盗走展品吗？”“这”和田曹长边苦苦思索边回答：“那个中国人四、五天来都到过盛唐室。也有人认为：锁头前一天就被弄坏。”粟林少佐又讯问上等兵宇佐美：“那个壶足有三十厘米，藏在什么样的衣服里面，都会很显眼。你没有注意到？”“是啊，我注意不够。”“不需要道歉！问你为什么没有注意到？”上等兵宇佐美的脸色变得苍白。
“二等兵横田！”
“在！”
“那个中国人确实进了盛唐室吗？”
“是。进来啦。这位先生”他的手指着我说，“也见了。”当时，几乎使我产生了粟林少佐在审讯的错觉。
报据外部知情人提供的情况来看，栗林少住的证词倒是可靠的：一个是在坤宁宫出口附近的中国警卫员。他说；午后三点以后，没看见有人从里面出来。另一个是位日本游览者，约五十岁的军需公司经理。他走累了，在坤宁宫出口不远的树下休息。他也证实说，三点以后没看到有人从坤宇宫出来。据说这位经理从有关军人口中听到这事，觉得奇怪，特地托人来说明。在没有完全搞清事实的情况下，我被释放了。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就留在我的脑海里时至今日。我把它详细记下来，是因为在三十二年后，我去台湾旅行时，碰上了解开这个谜的机会。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结京，我们一行人来到门口。这时，对面走来一个中国人。他身材修长、体格键壮。擦肩而过的功关，他眉旁的小疣引起我的注意。我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在走向观光车的途中，我一直在向记忆中探索。
“啊！”
我轻声叫起来。三十二年前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复现。那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门前。
我想追上去。
“哪儿也不能去，马上就发车。”领队说道。
“去厕所！”我生气地推开他，急急跑起来。
不错，不错，尽管他上了年纪，肯定是当时那位中国青年。我心中反复叼念着。不料，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我追进故官博物院，也无影无踪。
观光车出发时间到了。十分遗憾，的确真遗憾哪。
那个中国青年还活着。
但我想解开这个谜，却没有第二次、第三次却台湾的机会。
这样，这件“不可思议的事”，依然作为“不可思议的事”留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