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段时间过去了。按照我们的算法，也许是三星期至四星期吧，因为我们不能信赖汉斯·卡斯托尔普的判断和估量时间的概念。时光流逝，它并没有带来新的变化，而在主人公汉斯·卡斯托尔普身上，带来的却是习惯性的轻蔑；他对那些未能预见到的情况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从而使他保持一种没有收益的孤芳自赏的姿态。引起他反感的情况，名字就叫做“皮特·皮佩尔科尔恩”，当这个人喝起荷兰烧酒的时候，他就很看不上眼。来了这个有王者风度、既威严而又含糊不清的人，对他确实是一个妨碍——实际上，就干扰的程度来说，这人比往日的塞塔姆布里尼先生要厉害得多。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两道眉毛之间，刻上了两道傲慢的、情绪不佳的直直的皱纹；每天五次，他蹙起眉头端详着这位回院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他能瞅着她是高兴的，同时他对强有力的“现在”抱十分轻蔑的态度，他想不到，过去的种种事件会以歪曲了的形象呈现在他面前。
一天晚上，晚餐后聚集在客厅里和房间里的人们比平时更加活跃，有时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理由，也会这样热闹一番的。室内音乐悠扬，一个匈牙利大学生尽兴地拉起小提琴来，奏的是吉普赛曲。当时顾问大夫贝伦斯和克罗科夫斯基大夫也凑巧在场，他们待上了一刻钟工夫，还叫某个人在钢琴的低音部弹出“朝圣者合唱”，而自己则站在一旁，用一柄毛刷在钢琴的最高音部跳跃式地动来动去，从而风趣地模仿出小提琴的伴奏音。这使大家忍俊不禁。以后，顾问大夫在一片喝彩声中离开了叙谈室。他对自己的演奏得意忘形，走时摇头晃脑地十分高兴。大伙还逗留一会儿，音乐又奏了起来，不过这时人们已不再倾听，而是坐下来打多米诺骨牌和桥牌，同时喝起饮料来。他们玩着各种娱乐器具，还在东一块、西一块地聊天。即使是“上等”俄国人餐桌的病友们，也来到客厅和钢琴室里和大家一起玩乐。人们在许多地方都可以见到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人们非看到他不可。他那庄严的脑袋夹杂在人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威风凛凛，气宇不凡。站在他旁边的人们，本来也许为他那家缠万贯的名声所吸引，但不久就为他的人品——仅仅是为了他的人品——所倾倒了。他们笑吟吟地站在他的身边，向他颔首，兴高采烈，忘却了自己。看到他苍白的眼睛和额头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他们给迷住了；看到他用指甲长长的手指引人入胜地做出各种富有文化教养的姿势，他们的注意力也高度集中起来，而对他那语无伦次、含混不清和不得要领的谈话却并无半点失望感。
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下找一找汉斯·卡斯托尔普的下落，那么在书写—阅览室里可以看到。就在那样的社交场所里，他过去曾一度受到有关“人类进步组织”的重要的启蒙教育。（不过“一度”这个词是含糊的，不论讲故事的人、主人公和读者，对“过去究竟哪个时候”已经不再清楚。）这里十分安静，同他一起呆在里面的只有两三个人。在一张双人斜面书桌边，有一个人在悬吊着的电灯灯光下写东西。有一个戴一副夹鼻眼镜的女人，坐在书架旁边翻阅一本有插图的杂志。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通往钢琴室的那扇开着的门附近，背向着门帷，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他坐的那把椅子是人家刚才放在那里的，那是一把文艺复兴时代衬有长毛绒的椅子（看来像是这类型式的），靠背的地方高而直，但没有扶手。年轻人拿着一份报纸，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在阅读，但实际上并不在看，而是歪起脑袋谛听隔壁房间里断断续续的、其间夹杂着谈话声的音乐。他眉宇间一片阴沉，说明他听音乐其实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实际上别有所思，想的却是自己已经幻灭的荆棘丛生的生活道路。年轻人一直在等呀等的，结果这番等待难堪地落了空，自己当作了傻瓜——这真是一种受人奚落的痛苦经历。他差不多快要下定决心把报纸扔在那把随便坐着的、怪不舒适的椅子上，穿过客厅的门走出去，离开这糟透了的人群，回到寒气袭人的阳台上享受孤寂的滋味，同马丽亚·曼契尼雪茄烟做伴。
“您的表哥呢，monsieur？”一个声音越过他的头部在后面响起：有人在问他。在他耳朵听来，这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声音。他的耳朵生来是感受这种甘美而沙哑、像有一层薄纱罩住似的声音的，它和谐悦耳到极点了——这个和谐悦耳的概念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这就是以前说过这话的声音：“好，不过别把铅笔折断。”这是摄魂夺魄、能对命运起决定作用的声音。如果他没有错，她刚才问的是约阿希姆。
他让那张报纸慢慢往下坠，把自己的脸抬高了些儿，脑袋一直向上仰，头发的旋儿靠在椅子的硬靠背上。他甚至稍稍闭起眼睛，但又马上张开，朝头部摆动时视线的方向向上斜睨空间的某个地方。可以说，这个单纯的青年脸上显出了先知和梦游病患者的表情。他巴不得她再一次提问，可是她没有问。他甚至不敢确定她是否站在他的后面。隔了一会儿，他异常缓慢地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了：“他已死了。他到山下完成了他的使命，后来就死了。”
他自己觉察到，“死”是说话中发出的第一个强调性的字眼。他也同时觉察到，由于她对汉斯国家的语言掌握得不够熟练，她竟过分随便地选用了表示同情的词儿。她站在后面，居高临下地又说起来：
“哦，真不幸。太可惜了。下葬了没有？已有多久了？”
“已有一段时间了。他母亲把他带到山下了。他后来长起了军人胡子。他们在他的坟墓边鸣了三发礼炮。”
“他当之无愧。他真是好样的。比别人好得多，比别的某些人。”
“不错，他是好人。赖达曼托斯经常谈起他的那股傻劲儿。可是他的身体不听他使唤。rebelliocarnis，耶稣会会士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直从正经的角度上来考虑自己的身体。可是他的身体背道而驰，使他的那股傻劲受到一些挫折。不过让身体消亡甚至毁灭，好歹比保住它更要道德些。”
“我看得清清楚楚，您在哲学方面总是一窍不通。赖达曼托斯？他是谁呀？”
“贝伦斯。塞塔姆布里尼这么称呼他。”
“啊，塞塔姆布里尼，我知道。就是那个意大利人……我不喜欢这个人。他不近人情。”（说“人情”这个词时，她的声音有些懒洋洋的，带几分狂热。）“他是一个高傲的人。”（说“高傲”这个词时，重音落在第二音节。）“他已不在山上了？我真笨，我竟不懂得什么是赖达曼托斯。”
“这是某种人文主义的比喻。塞塔姆布里尼搬走了。这些日子里，我们对一些哲学问题经常高谈阔论。他，纳夫塔，还有我。”
“纳夫塔是谁？”
“他的论战对手。”
“如果真是他的论战对手，我倒很想结识一下。不过我不是对您说过，您表哥想下山当军人就会丧命吗？”
“对，你已知道这个了。”
“您心里想些什么呀！”
较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撤回自己的话。他头上的旋儿顶着硬靠背，两眼出神，等待着她的声音再度响起。此刻他又吃不准她是否仍站在他的后面，深恐隔壁房间里断断续续的音乐声会淹没她渐渐远去的脚步声。不过他终于又听到她开口了：
“您先生没有下山送表哥下葬吗？”
他答道：
“没有。我只是在这里跟他诀别的，事前我把他的眼皮合上，当时他还露出笑容来哩。你不会明白，他的额头有多凉。”
“又来了！对于一个不很了解的女人，您用的是什么样的措词啊！”
“我是不是应该用人文主义的口气说话，而不该合乎人情地说话？”（他不由自主地也把“人文”这个词拖得很长，令人昏昏欲睡，仿佛一个伸懒腰、打哈欠的人。）
“quelleblague！——您一直在这儿吗？”
“是的。我一直在等待。”
“等什么？”
“等着你。”
他头顶上爆发出一阵笑声，同时听到了“傻瓜”这个字眼。“等着我？人家还不放您走呢。”
“不，贝伦斯有一次在大发脾气时要我离开。不过这也是擅自离院罢了。除学校时代一直留下来的老疤以外，你知道，贝伦斯找到的新病灶也会叫我发烧。”
“还一直在发烧？”
“不错，一直在发烧。差不多老是发烧。一会儿烧，一会儿退。可是这不是间歇热。”
“这是在影射……”
他沉默了。他眉峰紧蹙，眼神恍惚。过一会儿，他问道：
“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一只手在椅背上敲了一下。
“maiscéstunsauvage！——这段时间我在哪儿？我什么地方都到过。到过莫斯科。（发出来的音是“木厄斯科”——好像刚才发“人情”这词的音时，第一个音节拖得长长的。）还到过巴库，到过德国的温泉，到过西班牙。”
“哦，到过西班牙。那边怎么样？”
“马马虎虎。旅途上不怎么开心。一半倒是摩尔人。卡斯提亚地方十分贫瘠，很煞风景。克里姆林宫比那边山脚下的城堡或修道院更美……”
“埃斯科里亚尔城……”
“不错，这是菲力浦的宫殿。这是一个不近人情的宫殿。卡泰洛尼亚合着风笛的民间舞蹈，倒叫我更加喜欢。我自己也和他们一起跳舞。大家携起手来，围成一个圈子跳舞。整个广场里人山人海。c’estcharmant。这是富有人情味的。我买了一顶小小的蓝帽子，那边的男人和孩子都戴这种帽子。它很像非斯帽，波伊那帽。我要在午休和其他场合戴上这顶帽子。那时让先生判断一下，这样的帽子是否对我合适。”
“哪一位先生？”
“这里椅子上的那位。”
“我还以为是明希尔·皮佩尔科尔恩呢。”
“他已下过评语了。他说，我戴着这顶帽子迷人极啦。”
“他这样说吗？他作了结论吗？把一句话说到底，让别人听懂他的意思？”
“哎，看来，您先生是动气了。您未免太尖酸，太刻薄了。这位先生比自己……avecsonamibavarddelaméditerranée，songrandparleur……伟大得多、好得多、人——情味也丰富得多，企图取笑一番哩……不过我不许听到人家对我的朋友——”
“你还带着我的爱克司光照片吗？”他用忧伤的语调打断了她的话。
她笑了。“我还得找一下。”
“我一直把你的片子藏在身边。另外，我的五斗橱上有一个小小的画架，在夜里……”
他的话没有说完。皮佩尔科尔恩站到他的前面来了。他在找寻他的旅伴。他穿过门帷走了进来，站在汉斯·卡斯托尔普的椅子面前。他看到她站在椅后跟汉斯交谈。他像一座巨塔那样贴近汉斯·卡斯托尔普的脚跟前站着，因而不得不促使汉斯摆脱了神思恍惚的状态，清醒过来。他现在只好站起，显得彬彬有礼。椅子正好在这两个人中间，他很不容易正面挺起身来，不得不侧身站着，这样，三个人构成一个三角形，椅子正好在他们中间。
肖夏太太按照西方国家礼仪的要求介绍了“这两位先生”认识。她对他的友人说，汉斯·卡斯托尔普是一个旧相识，是她过去住在疗养院里时结识的。至于皮佩尔科尔恩先生的来龙去脉，那就用不着再说明了。她又说出了他的名字。荷兰人额头上的皱纹纵横交错，又多又深，十分触目，脸庞活像一个偶像。他的两眼射出苍白的目光，看着这个年轻人，同时向他伸出背面雀斑累累的大手。汉斯·卡斯托尔普想，这倒像是船长的手，他那长矛般的指甲姑且撇开不谈。汉斯站在那里，第一次处于皮佩尔科尔恩这个人物直接而巨大的影响之下（一提到这个人，人们经常会想起“人物”这个词；他会马上懂得究竟怎么样才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人们注视他越久，就越是深信：“人物”的长相非像他那样不可），年轻而意志尚不坚定的汉斯在这个肩膀宽阔、脸颊红润、一头银发的六十岁老人面前，开始感受到他的分量。老人的嘴唇有些裂开，下巴上蓄着的胡子又细又长地一直垂到牧师穿的那种背心上。皮佩尔科尔恩本人就是礼貌的化身。
“阁下，”他说，“非常高兴。不，让我说一句——非常高兴！今天晚上我结识了您——结识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年轻人。阁下，我确信您能受到我的信赖。对此，我要全力以赴。阁下，我喜欢您；我——别客气！就这样定了。您称我的心。”
汉斯不能提出什么异议。他那富有文化教养的手势是一点也不容抗辩的，何况汉斯·卡斯托尔普又叫他喜欢。因此皮佩尔科尔恩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一面讲，一面打手势，与他同来的那个女人也插了话，帮助他把意思说个清楚。
“我的小伙子，”他说，“什么都很好嘛。不过怎么会这样呢——我真希望能了解我。生命是短促的，而使生命能获得正当要求的本领，此刻——这是事实，我的小伙子。也是法则。它们是无——情的。总之，我的小伙子，总而言之啊——”他不断作富于表情的、听凭别人决定的手势，仿佛表明如果他的意思受到严重的误解，他本人对此概不负责。
显而易见，肖夏太太对于这些意义不完整的句子是能辨别出它们的主旨的。她说：
“干吗不这样呢！我们大家再呆上一会儿，也许再玩玩，或者喝上一杯酒。您站着干什么？”他转身对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走动走动吧！我们别三个人呆在一起，得跟大伙一块儿玩。小客厅里还有谁呀？您看到就叫他们来！到阳台上叫些朋友下来。我们去请同桌吃饭的丁富博士。”
皮佩尔科尔恩搓搓手。
“好得了不得，”他说。“好极了，好极了。年轻的朋友，您快走！就照您的办！我们要凑上一大帮人。我们要玩玩，吃吃，喝喝。我们将感到，我们——好得了不得，年轻人！”
汉斯·卡斯托尔普乘电梯到三楼。他先敲a.k.费尔格的门，费尔格随即走到下面的休息室把坐在椅子上的费尔迪南特·韦泽尔和阿尔宾先生叫出来。这时检察官帕拉范特和马格努斯夫妇还在大客厅里，斯特尔夫人和克莱费尔特也还在小客厅里，他们都找到了。于是就在这里摆起了一张大大的玩牌桌，上面正好是一盏悬在中央的枝形吊灯，同时在四面放好了许多椅子和小小的上菜桌。明希尔对出席的每个客人都一一问好，他的目光苍白而有礼貌，额头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十分引人注目。他们一起十二个人坐了下来，汉斯·卡斯托尔普坐在威严的邀请者和克拉芙吉亚·肖夏之间。牌和筹码也放好了，因为他们一致商定要打几圈“二十一点”。皮佩尔科尔恩煞有介事地把那个矮个儿侍者叫来，要了一些葡萄酒——他要的是一九〇六年夏布里出产的白葡萄酒——第一次来三杯，另外要了一些甜食，不管是南方的果子干或糕点甜食店里买来的都行。他要办的一些好东西送到以后，他踌躇满志地搓了搓手，同时说一些支离破碎的话把自己的感受向大家传达；就施加他个人的影响而论，他这样做是卓有成效的。他把两只手搁在他邻座两人的手臂下方，翘起了指甲像长矛尖端的食指，叫大家仔细看看水晶玻璃酒杯中葡萄酒的瑰丽的金黄色，大家看了都赞叹不已。他还伸出食指叫大家欣赏马拉加葡萄里榨出来的糖和含盐及罂粟的8字形小烘饼。他说这些烘饼的味儿美得像上帝所赐的食物一样，同时做了一个专横的、富有教养的手势，使别人无法针对他那夸张的形容词提出反驳。打牌时，第一回由他坐庄，不过不一会儿，他就让给了阿尔宾先生，因为据他说，如果大家明白他的意思，坐庄家后就会妨碍他自由自在地享受玩乐的气氛。
显而易见，赌博对他来说是一件次要的事。根据他的看法，他玩牌不是为了什么钱。开始他下的赌注只有五十生丁的区区之数，不过对在场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笔数目已是很可观了。检察官帕拉范特和斯特尔夫人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特别是那位夫人；当别人问她十八点时是否还要进一张牌，她思想上斗争得更加厉害。在阿尔宾先生以冷漠的例行公事姿态发给她一张牌，而这张牌却太大，使她的冒险行动彻头彻尾破产时，她尖起嗓子大叫起来。皮佩尔科尔恩看到这个场面，纵情大笑。
“您尖声叫吧，尖声叫吧，夫人，”他说。“声音很尖利，充满了生命力，是从内心最深处发出来的——喝一杯吧，让您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于是他给她斟一杯酒，给邻座和自己也各斟一杯，以后又要了三瓶，同韦泽尔和腹内空空的马格努斯太太干杯，因为这两个人看来最需要提神。确有奇效的葡萄酒使许多人的脸色迅速改观，而且越来越红，只有丁富博士的脸除外，他的脸仍旧黄苍苍的，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两只鼠眼里的眼珠像两块黑玉。他勉力忍住自己不笑出声来，下的赌注很大，不过运气也怪好，厚着脸皮赢了许多钱。别人也不甘示弱。检察官帕拉范特的目光游移不定，他向命运挑战，看到第一张牌稍有一些苗头，就下了十法郎赌注，进牌时脸色煞白，但结果赢了双倍的钱，因为阿尔宾先生盲目地寄希望于补来的一张“爱司”牌，把赌注成倍押了上去。这一下不但当事人大为震惊，连全座的人也为之激动。即使曾与蒙特卡洛赌场里收付赌钱者冷静而审慎地决一雌雄的阿尔宾先生（他自称是那边赌场的常客），也不由啧啧称奇。汉斯·卡斯托尔普也投下了高额的赌注，克莱费尔特和肖夏太太也是这样。后来，他们转而打起“局牌”来：玩的是“铁路”、“我的婶娘，你的婶娘”以及危险的“差异”之类。时而响起一片欢腾声和绝望的喊声，时而响起愤怒的叫声和一阵阵歇斯底里的笑声——这一切都是卑下的官能之乐刺激神经而引起的，都是真诚而一本正经的。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祸福的场合，就势必会出现这些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