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谓。”她的眼神满是疲惫。
“当然有所谓。”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顶这一句。
“我真的无所谓，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就用最便宜的方法处理吧。”
“不行。”我依然坚持，“你得告诉我，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一想到最后需要我做决定，我的心里就一阵慌乱。
“噢，谢莉尔。”她的语气听上去很疲惫，有些无奈，有些不耐烦。在我们的眼神交会的那一刹那，气氛又陷入悲痛之中。每一次，我被她的过分乐观气得直跳脚，而她也对我的强势做派恨得牙根儿痒痒的时候，我们都会对望一下，双方也都会立即冷静下来。
“火化吧。”她最终给了我一个答案，“把我烧成灰。”
我们后来火化了母亲的遗体，但是骨灰的情况跟我预想的有些不同，既不像大火之后的草木灰，也不像沙子那样柔滑细小，反而像浅色的鹅卵石混合着灰色的含沙碎石，里面还有一些大块的东西，能辨认出之前是骨头。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把骨灰盒给我的时候，上面的收件人很奇怪地写的是母亲的名字。把骨灰盒带回家之后，我就把它放在橱柜里的古玩盒下面，从前她总是把最好的东西都放在那儿。骨灰盒从6月一直放到了8月18日那天，我们为她定做的墓碑也寄到了家里。墓碑就放在起居室的一边，有人来的时候可能会很扎眼，但却能让我内心安宁。墓碑是瓦灰色的石材，上面刻着白色的字，写的是她的姓名、生卒日期，还有她在病重直到去世之前反复对我们讲的那句话：我会一直陪在你们身边。
她希望我们记住这句话，而这句话也刻进了我的心里。这句话好像给了我一个承诺，让我觉得她的确就在身边，而墓碑则实实在在地让我觉得她就在我身边。我们几个人把墓碑立好，然后开始把她的骨灰撒进泥土里。但是我没有全撒掉。我留了几块大些的骨骼握在手心里，站了良久，却不愿意放手。我不会放手的，永远不会。
我把这几块未燃尽的骨头放进嘴里，然后吞了下去。
到了那天晚上，在本应是母亲50岁生日那天晚上，我又开始爱她了，但是我仍然不能让茱迪·科林斯的歌曲在脑海里回响。天气很冷，但不如前一晚冷。我戴着手套，裹着厚厚的衣服，坐在帐篷里，读着新书《1991年散文精选》。之前我一般会等到第二天早上才把前一晚看完的部分烧掉，但是这一晚，我却爬出帐篷，把刚刚读完的部分烧掉了。我看着纸张燃烧着，大声地说着母亲的名字，好像是在为她举行某种仪式。她叫芭芭拉，昵称是芭比。我没有喊“妈妈”，而是喊她的昵称，这让我醍醐灌顶般明白，她不仅仅是母亲，她对我还有更多的意义。她去世的时候也把这些都带走了。但是，现在她似乎又来到了我面前，她人性中的完美与不完美，就像一幅全景壁画——我了解的她和不了解的她，属于我的她和不属于我的她——在我面前一览无余地铺展开来。
母亲想用自己的器官帮助别人的意愿并没有实现，或者说，并没有完全如她想的那般实现。她去世的时候，身体里除了癌细胞就是吗啡，所以最后能用的只有眼角膜。我知道这只是眼睛的一部分，就是一块透明的薄膜而已。但当我想到母亲的眼角膜时，想到的并不是两片薄膜，而是她深蓝色的眼睛在别人的脸上继续看着这个世界。母亲离世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了来自器官捐助基金会的一封感谢信。信上说正是因为她的善举，别人才得以重见光明。我突然不可遏制地想要跟那个人见一面，要看看他或她的眼睛。那个人不必说话，我想做的就是让他或她看我一眼而已。我按照信上的电话号码拨过去咨询，但是很快就失望到了极点。我被告知，保密是最重要的原则，而且也是受助方的权利。
“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母亲捐献器官的实际情况。”电话那边的女人耐心地说着，声音里满是安慰。这让我想起来那些情绪咨询顾问、临终关怀志愿者、护士、医生还有那些在母亲奄奄一息的几周和去世后的几天一直跟我联系的殡仪馆工作人员。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刻意的甚至是过分的同情，所传递的信号就是——我要无依无靠了。“我们移植的不是整个眼睛，”她耐心地给我解释道，“只是眼角膜，就是——”
“我知道眼角膜是什么。”我感觉自己一下子爆发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可以的话就去看看他或她。这是你们欠我的。”
我悲伤至极，不能自已，只能挂掉了电话，但是心里最理智的那一部分仍然清楚那个女人是对的。我在他或她身上找不到母亲。母亲的蓝色眼睛离我而去了，我永远也无法再看到她的眼睛了。
最后的那一点火焰熄灭的时候，我起身准备回到帐篷。东边传来了一阵高声疯狂的嗥叫，我知道那边有一群草原狼。在明尼苏达州北部的时候，我经常听到这种声音，所以现在并不害怕，反而让我想起了家。我抬头看着天空，星光闪烁。我禁不住心想，来这里看到这番美景真是太幸运了，所以现在不能回到帐篷里。一个月后我会在哪儿呢？我应该还在徒步。如果仅仅因为身无分文的话，我最有可能会在波特兰停一下。离开阿什兰，我还剩下了一点儿钱，但是等我到了“众神之桥”，肯定是一分不剩了。
后来的几天，波特兰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盘旋。在这期间，我经过了天空之湖荒野，进入了俄勒冈沙漠，其实就是一片高海拔的平地，长满了美国黑松。旅行手册上说，这里曾经有湖泊和溪流，后来梅扎马火山爆发，喷出大量的火山灰和浮岩，就全部被掩埋了。到达火山口湖国家公园的时候是一个星期六，天色尚早，但是视线内根本看不到火山口湖。其实我到达的地方是湖泊以南7英里的露营地点。
其实这也算不上露营地点，只是一个旅游集合地，有一个停车场，一个商店，一个汽车旅馆，一个投币式自助洗衣店。很多人发动了汽车，把音乐声开到最大，用吸管喝着大杯饮料，或吃着从商店买的大袋薯片。这种情形既让我心碎，又让我震惊。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一定不会相信从这里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四分之一英里，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天晚上我选在那里露营，美滋滋地在洗澡间洗了澡，然后第二天清晨朝火山口湖迈进。
旅行手册上的描述太对了：看到第一眼，你肯定不敢相信。站在海拔7100英尺的悬崖边上，我俯瞰着900英尺以下这个著名的湖泊。湖泊边沿呈锯齿状，湖水难以言喻的湛蓝清澈，状如明镜。湖面上露出了小火山，高于水面700英尺形成了一座叫“巫师岛”的圆锥状小岛，上面长满了扭曲的狐尾松。湖泊四周几乎寸草不生，偶尔有几棵狐尾松，星星点点长在湖边，在远处群山的映衬下略显寂寥。
“因为湖水清澈深邃，所以把阳光中的其他颜色吸收了，只有蓝色被反射回来。”站在我身边的陌生人突然娓娓道来，正好回答了我差点问出口的问题。
“谢谢。”我转过头来对她道谢。因为湖水清澈深邃，所以把阳光中的其他颜色吸收了，只有蓝色被反射回来。这听上去像一个十分合理的科学解释，但是火山口湖仍然有一些无法解释之事。我明白为什么克拉玛斯族仍然把这个湖泊视为圣地，而且毫不怀疑。身边都是熙熙攘攘的游客，或是挤着拍照片，或是驾车缓缓驶过。我能感受到湖泊的力量，恰似这广袤大地上的杰作：桀骜于世，不可侵犯，就像从过去到未来都不会变化，继续吸收光线中的其他颜色，反射蓝色。
我拍了几张照片，在几栋专门接待游客的建筑附近沿着湖边漫步。今天我得在这儿过夜，因为今天是周日，公园里的邮局关门，只能明天才能取补给箱。天气晴朗，而且暖洋洋的。我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在决心徒步太平洋屋脊步道的前一夜，我在苏福尔斯的汽车旅馆里得知了自己怀孕的消息，要是我那个时候没有选择流产的话，现在就做妈妈了。我的预产期就会在母亲生日的这周。这些日期交叠在一起，像是一记重拳打在我心头，但是我仍然没有后悔当初流产的决定。这一切只是让我祈求上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在成为一个母亲之前先变成那个需要成为的人——一个人生境遇和我的母亲完全不同的人。
尽管我很爱母亲，但是我小时候的愿望就是长大了不要变成她。我知道她要在19岁的时候跟父亲结婚，只是因为怀了孕和那么一点点爱。小的时候我一直逼问她各种问题，让她给我讲故事。有时她会摇着头无奈地说：“你为什么想知道呢？”但是我一遍遍地问，她还是屈服了。当她得知自己怀孕的时候，想到了两个选择：要么在丹佛进行非法流产，要么躲到某座遥远的城市把孩子生下来，然后把孩子给我外祖母，让她当成自己的孩子养。但是这两个选择母亲都没有选。她想要生下孩子，所以她就跟爸爸结婚了。后来她就成了卡伦，然后是我，再然后是利夫的母亲。
我们的母亲。
“我永远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后的某一天，她突然啜泣着对我说，“我永远做着别人让我做的事，永远是别人的女儿、妈妈或妻子。我从来就不能仅仅做我自己。”
“噢，妈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这样无力地安慰她，然后摸了摸她的手。
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中午，我走进附近某个建筑物里的餐厅吃午饭。之后，我穿过停车场向火山口湖度假屋（craterlakelodge）走去，然后慢悠悠地从乡村风情的大厅穿过。我背着“怪兽”，在这个优雅的环境里显得很突兀。经过餐厅的时候，我停下来想看看里面有什么。里面有三三两两的人，衣冠楚楚，手握酒杯，品尝着霞多丽葡萄酒和灰皮诺白葡萄酒。淡黄色的酒映着闪亮的玻璃杯，似珠宝般晶莹剔透。我走出大厅，到了走廊上，从这条走廊上能俯瞰整个湖泊。我走过一排豪华的摇椅，最后找了一张单独摆放的椅子坐了下去。
那天下午，我就坐在那里眺望着湖泊。要到达“众神之桥”还得再走334英里，但是我有种已到达目的地的感觉。这蓝色的湖水似乎在对我呢喃着什么。之前我需要走完全程才能找到的答案，这湖水似乎已经告诉我了。
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这里曾经是梅扎马山。这座山曾经有12000英尺高，后来它的心没了。这里曾经是一处荒原，只有火山岩浆、火山灰或浮岩。这里曾经像一个空碗，历经几百年才积满了水。但是不管我怎么努力尝试，我仍然无法在脑海中描绘出这一切，想象不到原先的高山或荒原或空碗。它们都已经不在原处了，有的仅仅是那一湖寂静的碧水。
(1)此次火山爆发是美国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和对经济破坏最严重的一次，造成57人死亡，250座住宅、47座桥梁、24公里铁路和300公里高速公路被摧毁。火山爆发引发的大规模山崩使山的海拔高度从爆发前的2950米下降到了2550米，并形成了1.5公里宽、125米深的马蹄形火山口。—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