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这些偏见中藏着种族主义的马脚，”克莱尔说，“因为她的父母从电视里和他们不敢踏足的聚居区认识的黑人，都是又穷又懒，总是与暴力、犯罪挂钩。但很幸运，他们的未来女婿是个经过了改造的黑人，身穿得体的白人的三件套西装，使他尽可能看起来与白人相似。”
在我妻子阐述的过程中，赛吉始终以一个感兴趣的听众的眼神望着她，但他的肢体动作却泄露出，对他而言，听不能马上被他清楚地归为“美乳”“紧臀”或是“我不会被踢下床”一类的女人说话，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一直到很久之后，电影中才出现未被改造过的黑人，”克莱尔继续说，“戴棒球帽、开时髦轿车的黑人：来自不太好的聚居区的暴力的黑人。但是他们却是真实的，至少他们不是一味地模仿白人。”
我那兄弟咳了几声，清了清嗓子，坐直身子，向桌子倾了倾，好像要找个麦克风。没错，看上去就是这样。我在想，他的每个动作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作为国内知名政客、总理府宠儿的姿态，如同在省乡镇议会厅里回答群众中的一位妇女提问。
“克莱尔，请你解释一下反对改造过的黑人的理由！”他说，“你这么说的话，会让听的人以为你似乎更喜欢他们保持原样，即便这意味着他们还得待在他们的黑人区里，多吸食几克冰毒弄死自己，没有任何机会提升社会层次，没有任何机会进步。”
我看着我的妻子，在心里鼓励她给我的哥哥仁慈的致命一击，球就停在十一米处的罚球点，她只需要将它推入空门。实在难以用语言总结，他是如何偷偷地把一个即便只是简单的关于人类和他们的差别的讨论也弄得上纲上线的。社会层次的提升、进步……一个词而已，再无其他。对着党众说的废话。
“我不是在讨论进步，赛吉，”克莱尔说，“我说的是我们——荷兰人，白种人，欧洲人——对其他文化的印象。我们恐惧它们。如果不是穿着体面——就像你和我，或者外交官、办公室白领，而是头戴棒球帽、脚穿弹力耐克鞋的一群黑人朝你迎面走来，你难道不是要绕道而行吗？”
“我从不绕道而行。相反，我认为我们应当平等地对待每个人。你说我们有种恐惧感，这一点我同意。如果能先摈除我们的恐惧，那么我们就可能到达一个新的起点，从那儿开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进相互理解。”
“赛吉，我可不是那种你需要用‘进步’‘理解’这种空洞的字眼来与其辩论，从而说服对方的人。我是你的弟媳，你弟弟的妻子。这儿只有我们，是朋友，是家人。”
“我们讲的是我们有当一个傻瓜的权利。”我说。
一阵众人皆知的、仿佛谚语所描述的安静——一根针掉地下都能听见，如果没有餐厅噪声的妨碍的话。若是断言桌旁所有的头在此刻都扭过来朝向我，如同人们偶尔会读到的那样，似乎有点太武断，但我的话绝对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芭比咯咯地笑。“保罗……！”她提醒道。
“不，真的，我突然想到了几年前的一个电视节目，”我解释道，“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我绝对知道它的名字，只不过没兴趣，因为这只会岔开话题。这名字会引起我哥哥的冷嘲热讽，从而事先扼杀我原本的意图。“我还真不知道你会看这种节目……”诸如此类的话。“是关于男同性恋的。有人采访了一个女人，她楼上住着两个同性恋者，两个同居的男人，他们有时会帮这位女邻居照顾她的猫。‘真是可爱的人，这两个小伙子！’这女人说。其实她是想说，她的这两个邻居虽是同性恋，但他们帮忙照顾猫的行为证明了他们也是和你我一样的人。那女人懒洋洋地坐着，脸上散发出沾沾自喜的神采，因为从今以后所有人都会知道，她是多么宽容。楼上的两个年轻人真的是可爱的人，即使他们做的是有伤风化的事，简直是不道德、不健康、有违伦常，简言之，性取向反常。但对她的猫的关心照顾把这一切都弥补了。”我稍事停顿。芭比笑了笑。赛吉抬了几次眉毛。克莱尔，我的妻子，则显得很开心——她总是这样注视我，只要她知道该往哪个方向。
“为了能够理解这女人说的关于她的邻居的话，”我继续讲，“必须将里面的情景倒过来想一想。假如这两个可爱的同性恋没有给那些猫喂过布莱奇斯，而是用石头去砸猫，或是从阳台扔下有毒的猪后腰肉，那么他们就又会是令人恶心的同性恋了。我想，克莱尔在讲到《猜猜谁来吃晚餐》时所表达的意思是：那位友好的西德尼·波蒂埃也是个可爱的人，那个电影制片人并不比电视里的那个女人好得了半分。事实上，西德尼·波蒂埃起到了一个榜样的作用。他必须充当其他所有令人讨厌、惹人反感的黑人的榜样——那些危险的黑人，盗贼、施暴者和吸毒者。不过，如果你们也能像西德尼一样，穿件漂亮的西装，当个模范女婿，那么我们这些白人也会伸出双臂拥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