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华民族也有这样的现象，中国人对强大的“美国鬼子”和“苏修”不仅敢于刺刀见红，而且舍身炸碉堡，拉响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的英雄故事层出不穷，也曾经下过这样的论断：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人在与比自己厉害的对手交战中，不仅操纵武器，而且还变作了武器投射出去。但对嘴巴硬，底气虚的越南人，中国人的表现就完全不是这样。1979年的边境还击战，一位著名的老将军为减少战士过雷区的危险性，就毅然决定，也采取火牛阵的战法去冲锋。在许多次的进攻中，为把战士的伤亡率压到最低限度，指挥员通常是倾其全力，先用炮轰，轰到把山头削平，只需跑上去补几枪消灭残敌为止。人在此时，又成为最宝贵的生命财富了。
拉开距离看，这些说法作为战争心理来探究是颇值得玩味的，但处在实际的战争状态中，受到藐视对待的一方，就会因为这种不平等的作战方式而感到羞辱，他们决不会接受。
“不要射击！”殷排长命令。等他看清楚了确实是牛之后，他气得满脸通红，大骂道：“小日本鬼子，他妈的不用人来打，用牛！这牛还是咱中国人的牛！他妈的胆小鬼，他要怕死的话，就别来侵略呀！”他骂完了，就令弟兄们：“大家都散开，让牛冲过去，咱们不和牛打仗，更不和中国人的牛打仗，咱们打就要打小日本狗强盗，等他后面的人冲上来，狠狠地给我打！”
牛冲上来是漫无目标的，而且它们的眼睛被蒙上后也看不见东西，反正就是一直向前跑，跑到掩体前，因为壕沟浅而且窄，所以奔跑着的牛很轻易的就跨过去了，没跨过的挣扎几下也脱身了。所以，这火牛阵基本上没起到什么作用。
紧跟在火牛阵后面的，就是日军的波状部队。这个波队共有400人以上，组成塔式的6个波，列成一、二、三阵式。在波队冲锋的同时，日军又用迫击炮封锁殷排的退路，使他们不仅没有撤退的可能，而且后方的增援兵力也送不上来。这次敌人是拿出了势在必得的架势，做最凶猛的一次攻击。
看到这情景，殷惠仁排长也热血沸腾，豁出来干了。他命全体弟兄都把手榴弹拧开了盖握在手里或挂在身上，待到日军逼到很近的距离，几乎就要面对面的时候，全从堑壕里跳将出来，这样，对方连举枪扣扳机的工夫都没有，士兵手里的手榴弹就爆炸了，火花开处，敌我双方都人仰马翻，地上躺倒一片。
日军是分成6个波上阵，殷排长的弟兄也分作6个组与敌同归于尽。日军最后一个波进入阵地后，殷惠仁率了残余的几个弟兄，包括负伤的士兵，撕裂了嗓门虎吼一声，便投着手榴弹冲上前去。冲到日军堆里，根本就不需要肉搏了，把手里的弹壳往日本兵脑袋使劲砸去，砸的时候小指已拽开了导火索，一声声爆炸的轰鸣全消失在硝烟火焰之中了。
阵地安静下来。一片狼藉中，几头茫然无绪的牛，在尸横遍野的田地里踯躅。
平均算下来，每个士兵起码赚了近十个日军士兵的命。殷惠仁在告诉黑濑：中国人的命一点都不比日本人的命贱。
毒气弹
如火牛阵同出一辙，日军又在步兵冲锋前大量施放毒气弹。尤其是西北方向的日军，因为他们在上风口，所以他们不怕毒气会吹到他自己的头上。
这种毒气弹爆炸后，散发的多是芥子气味，乍一然嗅到很像是厨房里在炒辣椒的味道。中队装备落后，防毒面具根本不能在前线作战部队普及，土法上马的器械，就是随身带一条毛巾，上面抹些肥皂和酒，捂在脸上。连肥皂和酒都没有的话，就把棉军服的棉絮抽出一块来，把自己的小便撒在上面，然后把它塞在鼻子和嘴巴里。
日军在常德不仅使用过毒气弹，而且还进行过细菌战。1941年，湖南省卫生处主任邓一韪先生，曾以防疫特派员的身份，率领防疫人员前往常德协同防治日军投毒后带来的鼠疫病。据邓先生回忆，那年农历9月16日的早上6时许，天刚破晓，浓雾弥漫，常德市区发出了空袭警报。随即有巨型日本飞机一架由东向西低飞，在常德市上空盘旋三周后，又从西门外折转市区。当其折转低飞时，没有投掷炸弹，而是在市内鸡鹅巷、关庙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东门外五铺街、水府庙一带，投下大量的谷、麦、豆子、高粱和烂棉絮块、碎布条、稻草屑等物。
日机投下谷、麦等物后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发现。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迟缓，致被行人践踏而死，街谈巷议，以为怪事，但没有人将死老鼠送医院检验，地方当局也没有引起注意。
11月12日，12岁的女孩蔡桃儿，由母亲背着来到常德广德医院急诊。桃儿母亲诉说，她家住在城中关庙街，先天晚上，桃儿吃了晚饭，到夜间9时左右，忽然畏冷、寒战，继而发高热，周身疼痛，整夜吵闹不安。经谭学华医师抽取病孩的血液及腹股界的淋巴节液，涂在玻璃污上染色检查，发现有少数两极染色较深的杆菌，初步诊断是鼠疫症。当即收留桃儿住院，隔离治疗，当夜，患者病况更加严重，多方抢救无效，13日上午死亡。
继蔡桃儿之后，关庙街、鸡鹅巷一带相继发生病例多起，往往没等医治就迅速死亡。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一人有病，波及全家。据后了解，蔡桃儿一家就死去两人。疫势严重蔓延，市民们谈鼠色变。
国民党湖南省卫生处最初接到省府转来的常德疫情电报后，认为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结果，因此，急电重庆国民政府请示处理办法。得到复电的大意是，不得谎报疫情，有关国际信誉。后来知道真正发现了鼠疫病人，才开始认真重视，派出医疗防疫队赴常德。
由邓先生和护士长林慧清率领的医学职业学校学生50余人组成的省医疗防疫队抵常后，即向专署报到，并商量防疫办法。首先，设立隔离医院。
隔离医院设在东门外约两华里的韩家大屋，是迁走10余户居民，利用其住房临时改建的。房屋周围挖了一条一丈五尺深、一丈二尺宽的壕沟，引水灌注，使之与外界隔绝，并防鼠类窜入。沟上架设了活动木桥，以便随时出入。
火葬炉设在西门外，前后共火化了360余具尸体。当时群众对火葬很有抵触，防疫队强迫实行，并将已掩埋的染疫尸体也挖出来火化，因此弄得人心惶惶。一些群众怕火葬，往往有病不报疫情，或在夜晚偷运出城埋葬。东门外陈家大屋有个80多岁的老人病死了，家人不愿火葬，就在深更半夜偷偷埋在自家菜园里，结果惨剧发生了，家里去菜地里种菜拔菜的人，去一个病一个，病一个也就死一个。一家人全死光后，才被防疫队发现原因，经查，他家的土质、水源全被污染，大面积消毒后才渐渐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