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
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
促成这个事件是由上海，学生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
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7月8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7月8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fu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fu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9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罢课、罢市、罢工使到淞沪驻军使卢永祥也有发电请求北京政fu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
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业协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fu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fu遂于9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业协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业协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fu不得已又在9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
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fu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徐世昌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fu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fu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北京政fu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