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姨道了别，拎着菜篮子走了，豆浆留了一半在陈白露的桌子上，我道了谢，看着她蹒跚地走出楼门，才跑回来，陈白露的脸色已经白了。
“白露？”我轻声叫她。
“唔。”她心不在焉地回应我，眼睛看着空中某个虚无的点。从她不安分的眼球中，我看得到她并非在发呆，而是在想着什么事—我颓然坐在墙边的椅子上。
“我要离开一阵子。”她突然说。
“去哪儿？”
“去老挝。”
“老挝！”我大叫一声，而她立刻朝我皱了皱眉头，我闭上嘴。这老房子的隔音效果很糟糕。
“是要躲一躲吗？”我低声问。她点头。
“当年你没办法才去的。”我勉强说出这句话，往事像一千根银针从心里长出来。“现在又不是没钱，去欧洲吧。”我说。
我猜，陈白露明白我的意思，我是在说，去找陈言。
但她摇了摇头：“我该去陪一陪我的孩子了。他一个人在老挝住了两年。”
我看着她浮肿苍白的脸，一阵不寒而栗。她所谓的“住”，是一团模糊的血团埋在老挝的村庙里。这无缘投胎的小灵魂，是陈白露解不开的心结，活生生折磨了她两年。这两年她每每见到新生的婴儿，都要红着眼圈转过头去，旁人都看在眼里，可是谁也不敢提。她哭过陈言，哭过自己，唯独这血淋淋的往事，我是第一次听她主动提起。
想到她从那穷乡僻壤回来后皮包骨的样子，我本能地觉得不妥，可我不敢劝。
一个母亲要去看望自己的孩子，任是什么理由，也不能劝的。
然而她又犹疑：“如果我不能回来了，怎么办？”
我不知道她是在问我，还是在自言自语。
她看着我，又问了一遍，我茫然地摇头。
“如果我不能回来了”，她重复着这句话在我身旁坐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汗湿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