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机广播响起来，想必北京的天已经放晴。我朝登机口走去，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外，广州的天色开始晦明不定，大团的乌云吞吐着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去了内蒙古。今年雨水太勤，程雪粟墓上的野草疯长了半人高，墓碑上也布满了绿苔。转车的时候我在小摊上买了一把鞘上嵌绿松石的蒙古刀，准备带回北京玩的，这时正好用来割草。只割了几丛，一直阴着的天色突然放了晴，高原正午的太阳晒得我两颊发疼。索性留着野草，为你遮风蔽日；名字上的绿苔也不必擦去了，反正故事是这个故事，换个名字讲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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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蒙回来，已经是傍晚了。出租车穿过一条小胡同的时候，路灯倏地亮起来。
推开门，门口一双软底浅口鞋，衣帽钩上挂着一顶系着香槟色缎带的宽檐草帽。
陈白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她穿着白裙子，裙边齐着小腿……
我一阵眩晕。
高纬度的阳光将她的皮肤晒得黑了些，她的脸颊也重新丰腴了起来，看上去比之前健康了不少。但她的眼神是哀怨的，从低垂的长睫毛下，委委屈屈地看着我。
“我带了些礼物给你。”她说。
我看到沙发旁的地板上放着一只一尺来长的木匣，里面垫着红丝绒，整齐地嵌着一套小小的水晶酒具摆件：四只红酒杯和一只醒酒器，每个都只有拇指大小，十分精巧剔透。
我叹口气：“谢谢你。”
她点点头，继而笑起来。“我走啦！”她说，然后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我没说话。于是她站在玄关转过身，歪着头看我。
“你不留我吃晚饭哪？”她说。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请不来，也留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