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7月21日，天一早就阴着。我和杨宽坐在病房里陪着陈白露，她十分焦躁，一会儿要喝加冰的水，一会儿又嚷背后的靠枕不舒服。我好说歹说才说服她不要喝冰水，但全住院部最软的枕头都给她了，她还嫌难受。
“这是什么破医院？打完这瓶点滴就转到和睦家。”她盯着杨宽说，那语气完全是霸道的命令。
杨宽好言抚慰：“你看外面的天色，要下雨了，你得肺病最怕着凉。”
狂风正吹得窗外的杨树枝疯狂地拍打着玻璃窗；黑云压城，下午四点如同七八点钟。
“这么硬的枕头怎么睡？”她尖着嗓子说。
“我回家给你拿鸭绒枕。”杨宽拿起车钥匙就要走，被我一把拉住：“雨眼看就会下起来，又赶上晚高峰，没有四个小时你休想回来。”
我又转头看陈白露，她仍然皱着眉头不安分地扭动着，我有点儿生气：“陈白露，我和杨宽从夜里四点到现在没有合眼。”
陈白露不说话了，仰头躺在枕上闭目养神。杨宽趴在桌子上打盹，我百无聊赖地刷着微博，这时候，暴雨已经瓢泼一样地下了起来，我站在窗前，视线里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水柱。微博上各地的网友都在围观这场罕见的暴雨，到了地铁一号线被迫停运，语气才由调侃变成了担忧。
这场雨成了灾难。
夜里，我把已经睡着的杨宽叫起来，给他看新闻：“你瞧，广渠门下淹死了一个开车的人。”
“我的天。”他吓了一跳。陈白露也醒了，茫然地看着黑洞洞的夜色，狂风似乎刮倒了一棵树，树干和地面发出恐怖的撞击声，然后是一连串的汽车警报声，在医院的夜里格外凄厉刺耳。我们面面相觑。
后来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薛先生在天津怎么样？”
她点点头，示意我把手机递给她。我替她开了机，她拨通薛先生的手机，却显示无法接通。
“可能在应酬？”她疑惑地说，然后打给薛先生在天津的秘书。
秘书说：“薛先生下午一开完会就回北京了。”
“他不是明天还要打球？”
“他说明天早上再来天津，他急着回去看你。”
陈白露一愣：“他几点钟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