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个月，她兴冲冲地给我打电话：“去不去国大看《红楼梦》？”
那是2008年夏天，上海越剧院到国家大剧院演出新版的《红楼梦》，主演是我们俩都很喜欢的钱惠丽和单仰萍。我说：“好，我去买票。”
她很得意：“我已经买好了，两张。”
“我不坐二等座。”
“一等座，‘哭灵’的时候连眼泪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有钱了？”
“翻译了一部片子，顺手把字幕做了，一共四千。”
我一算，两张国大一等票，差不多就是四千了。一场戏都看掉？前几天吃茶泡饭的是不是她？
“你节省一点儿吧。”
“省它干吗？”她很诧异。
“你留一笔积蓄，就当救急用，以后再窘迫也不至于吃茶泡饭。”
“留什么积蓄，我就是积蓄。”她干脆地说，“我脑子在，手在。”
“总会有意外啊！”
“富贵在天，”她说，“死生有命—你烦不烦？”
那年是2008年，我和陈白露刚好二十岁。
让我理一理思路，在陈白露和陈言相遇之前，还有什么是我没有讲到的？
说一说首饰吧。
从广州回到北京的时候，我妈给了我一只保险箱，里面是足够我在各种场合佩戴的珠宝：金银缠丝的多层大项链、极细的镶着米粒小钻石的锁骨链、各式胸针和丝巾别针、刻着我妈妈名字的缅玉手镯和红宝石戒指，还有成把的发簪，我把它们都还给我妈，说我对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没有兴趣—但是我又想留下一条穿着一颗珍珠的银色项链，它装在一个小布袋里，设计简单，光色柔和，很戴得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