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说车是贷款买的。
组长更生气了，骂道，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车挣钱，你比资本家还坏。
算上坐国民党的牢，父亲第三次进了监狱，改造了八个月，车也被没收了。
1983年，县劳动局局长亲自来给出狱的父亲道歉，诚恳地说，现在政策又变了，鼓励买车搞运输了，牢是坐冤枉了，但是县政府会补偿你3万块钱。
说到补偿时，局长的表情很是羡慕，好像觉得父亲牢坐得真值。父亲长叹了口气说，组织给我平反是对的，钱我不要了，算是我这个不是员的人交的党费。
父亲真一分钱没要，家里的日子依旧很艰难。1984年，父亲让大哥继续跑运输，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煤炭加工厂。当时煤厂不好干，也就是像父亲这样无路可走的人才会去干，干了两年，厂子的大股东都退伙了，父亲咬着牙坚持下来。
大哥很有经商的天分，靠包火车皮运煤成了万元户，有力地支援了父亲的煤厂，随着二哥的加入，我们家终于算是富了。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家在全省已是鼎鼎有名，在挖煤、加工、外运等和煤有关的各个环节都做得很大。
1992年清明，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去了趟太行山，在他养父的地方，磕头祭拜了一番。回来之后，父亲让人给他念了一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本书很厚，父亲听了一个多礼拜。
不久，父亲决定给全县人民免费铺设煤气管道、暖气管道，并承诺将一直免费供应煤气和暖气。全家人都给父亲投反对票，但反对无效。
1994年，父亲决定让柳湾镇的所有人集体搬离房屋破旧杂乱的旧村，搬到自己将投资兴建的新村里。对于新村的建设，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大致是要把新村的山山水水都保护好、治理好，教育、农田用水、工业用电等统统免费，而且要保证村办企业解决村里所有人的就业问题。
我们算看出来了，父亲是想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新农村。我们苦口婆心地教育父亲，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觉悟没那么高，尤其是柳湾镇这么穷，怎么可能配合你搞好新农村嘛。
说实话，父亲从来都不是个聪明人，我们认为对的道理，很多时候他不懂，他只是向我们强调，人一辈子很短，能做的事很少，你们有吃有喝就行了，让老子搞搞怎么了，迟早会搞成的，急什么。
柳湾新村快建好的时候，父亲快不行了。
武喜拐着腿，拿着两瓶酒，一条烟来找父亲，问新农村建好了，有没有他的一套房。父亲点点头，让他一定要把下一代教育好，不能走歪路。
父亲去世前，让我们把他火化了，把骨灰洒在太行山上。
母亲说，太远了吧，孩子们上坟不方便。
父亲说，不用上，老子是者。
父亲去世后，哀荣备至，他为全县免费提供了十年的暖气、煤气，价值六个多亿，他为建柳湾新村花了一个多亿，他为各项教育事业捐了两个多亿。而他一辈子吃苦受罪，不愿享受，吃的用的都很简单，还始终不肯搬离老屋，睡了一辈子土炕。
我们终究没有火化父亲，把他土葬在一座很气派的墓园里，不知道父亲在天有灵，会不会骂，谁让你们把老子埋这儿的。
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向全县人民征收暖气费和煤气费。
后话
父亲性格很单纯，教育孩子，不动口，只动手。父亲不识字，却很尊重知识，姊妹弟兄八个里，就我没挨过打，因为我学习好。
父亲对生活没甚要求，就爱喝口茶。水杯里茶垢多了，父亲就从花盆里抓把土，认真地擦洗茶垢。
进入21世纪，父亲成了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可走路看到扔在地下的烂报纸，还是会心疼地捡起来，唠叨一句：可惜了，都是好好的字啊。
怀念我的老父亲，愿来生还做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