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家族史，永远的老父亲。
我爸是个孤儿，是被太行山上的一个老猎人养大的。老人给我爸取名为“郝二铁”。
二铁13岁那年，老人生了场大病，后来从症状判断可能是肝硬化之类的绝症。当时正是军阀混战的三十年代，哪里会有山里人看病的地方。
一天，老人让二铁多拾些干柴回来。二铁挑回来两担柴，老人说不够，让他继续去拾。二铁一连拾了两天柴，老人觉得够了，就让二铁把柴垒成一个中间留空的圆圈。
垒好之后，老人把柴堆推开一个口子走进去，又用柴把自己刚才推开的口子垒好，然后坐在柴中间，让二铁拿火镰来。
二铁吓懵了，问老人：爹，你要火镰作甚？
“爹不想活了，死逑算了。”
二铁嚎啕大哭，磕头捣蒜地求老人不要这样。
老人觉得反正活不长了，与其活受罪，不如早点死。二铁哭道：要死也不能这么死。
老人说：咱是没根的人，不用花棺材钱，烧成灰，洒在山上就行了。
二铁哭得几近晕厥，跳进柴堆，要和老人一起死，被老人狠抽了两耳刮子，扔了出来。父子俩纠结到最后，老人死意已决，叮嘱二铁盐罐子下头还压着五块银元。在让二铁走远一点后，老人点火。
拾掇完老人的骨灰，二铁揣着五块银元下了太行山，走到黄河岸边的柳湾镇。当时这里是的根据地，民兵连长梁双将把二铁编入抗日儿童团，让二铁从此过上了有组织的生活。
二铁很能干，胆子也大，曾多次被派到日寇占领的县城送情报；15岁时和日本人在高粱地拼过刺刀；17岁被马步芳的队伍抓住，严刑拷打下，一字未招……
1949年，23岁的二铁在广场接受了的检阅，后被任命为柳湾附近的井泉乡乡长，并迎娶了双将的妹妹，哑巴姑娘梁三女为妻。也就是我的母亲。
二铁不识字，但对极为信仰，某种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的崇拜。二铁常在家里的饭桌上由衷地赞美太好了，大家人人没私心，劳动一起干，好饭一起吃，好日子一起过，红火热闹，美得很。
还没来，“文革”先来了。舅舅双将和父亲二铁作为当权派被造反派抓了起来，而造反派的头子武喜正好是舅舅的仇人。
当年一听说日本鬼子要来柳湾镇扫荡，老百姓都会逃到附近的山上，只有双将和两个民兵会留下来。他们留下来不是要打日本人伏击，而是在镇上巡逻抓小偷。前两次日本人来扫荡，柳湾镇的人提前跑光了，谁知道小偷赶在日本人扫荡之前，先行把空无一人的镇子扫荡一遍。
每次我想到这个情节，总是敬佩小偷的专业精神，真不得了，听着远处传来日本人的皮靴声，还能开开心心地偷东西，非人的心理素质，不踢足球可惜了。
果然，双将在巡逻的时候，远远地看到了鬼头鬼脑的武喜，于是朝武喜的屁股开了一枪。正是这一枪，让武喜从此走路有点瘸，也让武喜在成为造反派头子后，半夜把抗日英雄双将用麻袋装起来，捆在自行车后座上，驼到黄河边，像扔垃圾一样把麻袋踢进黄河。
双将离奇失踪后，父亲听到了武喜骑车丢麻袋的传闻，于是从被关的地方跳窗而逃，拿着菜刀冲到武喜家，连砍了武喜五刀。
武喜命大没死，父亲被打断腿后关进监狱，被取消了党籍，一直关到文革结束，整整五年。
谢了顶的父亲从监狱出来后，儿童团团长、少年抗日英雄、年轻乡长的履历统统算是作废了，他成了无业、无地、无党籍的破落户，家里有个哑巴老婆和五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比他的猎人养父都惨。
父亲先是在铁厂干苦力，1981年，听广播里说温州有人靠贷款买汽车跑运输富起来，父亲以自己想问题简单的一贯作风，赶紧跑去当地银行贷款。当时银行正愁贷不出去款，让父亲找了个人担保，贷给他一万多块钱。用银行贷来的钱，父亲买了辆东风，领着大哥开始跑运输。
1981年底，上头害怕改革的步子迈的太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有一条就是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机动工具从事贩运。受这条政策影响，当时温州著名的“八大王”，像什么“五金大王”、“日用品大王”啦，入狱的入狱，外逃的外逃。
父亲也倒了霉，县里马上成立了一个十人专案组，专门审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专案组组长义愤地训斥父亲，很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都买汽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