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开始，各大高校的艺术生考试就要开始了。我不会唱歌，不会弹钢琴，也不会画素描，写文章也不在行，所以只能往编导或者摄像摄影这方面努力。
但我没像往常一样在发完短信之后继续睡过去，而是爬起床，在熹微的晨光中穿好衣服，洗漱，背上书包，去上艺考生培训班。
“你生病了？怎么没上学？”
我爸半天没说话。
在所有竞赛生都紧张地投入保送志愿填报和保送资格考试中的时候，广播里常常传来让某班的某某将某某大学的保送申请表交到教务处的通知声。
车在机场高速路上飞驰。窗外的高架下是单调的雪地、荒废的农田，偶尔有些枯黄的连片草地闪过视野，算是调剂。
“老规矩，”我笑着说，“今天晚上别洗澡哈。”
可在别人眼中，他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乐观、更加阳光，像一个只有阳面没有阴面的人。
那些学校，很多都
在北京。
多么乐观的余淮。
高三令人压抑又悲伤。我拍拍他说：“余淮，加油。”
看得人心里绝望。
我和简单、徐延亮在机场到达口道别。徐延亮去坐大巴，简单和我一起往停车场走。
拿着下发的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历年考题和参考答案，囫囵吞枣，努力地背下去。
连朱瑶都很识趣地没有问余淮竞赛的事情。
当简单、β都在的时候，快乐的每一天里我没有好好看过一眼自己的生活。学海无涯，他们八仙过海各凭本事，我却只能站在岸边，看着每个人的小帆船越行越远，消失了踪影。
可我还是去上培训班了。
余淮的翘课在兵荒马乱中显得那么不重要。
我和余淮一人一只耳机，一起静静地听着beyond乐队的《活着便精彩》。余淮闭着眼睛趴在桌上，留给我一个孩子气的侧脸。
余淮那边好长时间都没有任何动静。
我突然意识到这问题不适合问他。
林杨来找过余淮几次，两个人不知道在外面聊什么，常常大半堂课也不回来。高三上学期，学校里的所有人都在为各自的前程想着办法，小语种保送、
高校自主招生、竞赛保送、艺考、少数民族加分……张平就这种浮躁的气氛讲过几次话，但没人听他的。
我是最近才开始认真思考我的出路的。我坐在他身边三年，现在眼睁睁地看着离别近在眼前，却无能为力。
他的声音像是鼻塞了。
命运负责打击，我负责鼓励。
物理联赛考试来临了。
“病了。”
我的成绩越来越下滑，在大家都开始加倍努力的一轮复习期间，这种下滑愈加明显。那些高一学过的科目，于我却像是陌生人。我像一只在田野中掰玉米的熊瞎子，掰一棒子，扔一棒子。
“会的。”我点头。
他朝我招招手，说：“上车。”
我的动力倒也简单。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安慰此时变得如此轻飘飘，我没办法说出哪怕一句“没关系”。
我爸说，反正为了加分，先考着试试，之后再看高考成绩，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学这些，你不喜欢就不学。
他去考试前的那天晚自习，我又在他左臂上打了一针“舒缓安眠药”，并在“针眼”上又画了个大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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