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倒数第二次看见安德烈是在我爸的葬礼上。
东北的葬礼准确来说，应该叫集体参观火化。没有眼泪，没有致辞，没有人被允许说，死了的人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尤其是死了一个普通人的时候。死者的家属彻夜不眠，想着第二天都会来什么车，谁给车扎花，谁去给井盖铺纸，谁在灵车上向外撒纸钱。若死者有儿子，这个儿子就要想想怎么把瓦盆摔碎，一定要四分五裂才好，人才走得顺当。若是碎得不够彻底，亲戚们便瞪起眼，觉得你耽误了行程，让他误了一班车，还要捡起来，重新摔过。我便亲眼见过有人摔来摔去也摔不碎。有人在旁边说：你妈还有未了的心事。那人正被瓦盆弄得起急，捡起瓦盆朝那人扔去，那人一躲，瓦盆碎了个稀里哗啦。
参加的人也要起个大早，通常是凌晨五点左右。车队要排好，瓦盆一碎，灵车的司机就斜眼瞧你，你塞给他三百块钱，他就马上喊道：起灵！这种人通常声若洪钟，两个字在黎明里荡开去，好像要让街上漂浮的游魂让路。若是塞给一百，他好像突然困了一样，叨咕一声：起灵吧。之所以这么早就要出发，是为了赶那第一炉，其实早没有什么第一炉，不知道什么人正赶在焚尸炉建成那一天死掉，获此殊荣，之后的第一炉，无非是那天还没有炼过人罢了。这浅显的道理任何人都懂，可还是要争那第一炉，似乎凡事都要有个次序，然后争一争，人们才能安心。
我爸葬礼的前一晚，我的睾丸突然剧痛，不知道是不是那阵子一直在医院忙着，没工夫尿尿，憋出了毛病，疼得好像要找大夫把自己阉了才好。我安排人把香看好，千万不要灭了，自己披上大衣，钻进零下三十度的寒风里，走进我家对面我爸去世的医院，躺在一张发黑的床单上，脱下裤子，让大夫把我的睾丸捅来捅去，看看这两个一直带给我快乐的东西，这天晚上怎么了。大夫是个男人，手却很细，好像在挑水果，他说：大小一样，应该不是先天畸形，最近性生活正常吗？我说：不正常，家里有事，没过性生活。他说：之前正常吗？我说：听人家说不正常，时间有点长。他说：没事儿，我看。说着他又捅了捅。你是喝水喝少了，可能里面有点锈。他话音一落，我就不疼了，一点也不疼。诊室里的电子钟指着四点四十五分，我提上裤子从床单上跳下来，冲着大夫鞠了一躬，然后跑家里。车队已经就位，我从车队的尾巴跑向车头，亲戚们已经在院子里站好，我妈站在灵车边上，她从兜里掏出黑纱，上面有一个白色的“孝”字，戴在我胳膊上。瓦盆在地上，烧纸已经放好，我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司机及时拉了我一把，递给我一盒火柴，于是我用火柴把烧纸点燃，看它们冒出黑烟然后化为灰烬。我吸了口气把瓦盆举过头顶，这时突然忘了台词。我妈在我身边轻轻说：爸，一路走好。我喊：爸，一路走好！瓦盆摔了个粉碎，好像是见了风的木乃伊一样，灰飞烟灭。她塞给司机三百块，司机声嘶力竭：起灵！
然后，我看见安德烈，披着他初中时的那件灰色大衣，和初中时候一样，敞着怀，里面只有一件背心，手提着初中时的破书包，像是提着刚刚斩下的人头，在熹微中向我走过来。
我第一次见他时，他就穿了一件背心，那是初一的第一堂课。班主任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姓孙，初中三年她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不得已的相互了解中，我们发现对她来说，生于和平年代是个不小的失误。当老师，对于她是屈才，对于我们是有点过头了。当时她擦了擦黑色小皮鞋上的灰尘，好像刚刚爬过几座大山赶到此地，说，你们应该能猜到，我今天能教你们，一定是我这些年教得不赖，我有办法治他们，我教过的学生没有一个回来看我的，我不难过，他们要是不怕我，早就完蛋了。所以，还是那句话，你们都是好学生，都是考上来的，我不想管你们，我太累了。然后她抬头看了看我们，好像在确定是不是听懂了她的话。大部分人都投去听得不能再懂的眼神，我也是。那是1997年，东北的教育体系中诞生出一种择校制度，堪称深刻洞察家长学生心理的伟大发明，即是在原本不错的初中内，设立至少甲乙丙丁四个班（基本上都是如此，为了和普通的一二三四等班区别开），叫作“校中校”，吸收小学毕业的考生。和后来的中考高考有所不同的是，这种考试就算你考了第一名，也需要交纳九千块钱才能入学，所以又叫九千班。不过就算九千块钱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家的这笔钱便是东拼西凑的），可几乎所有小学毕业生都会试图报考这样的学校，谁会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着别人从身边跑过去呢？我们当时的班级便是甲乙丙丁四个九千班里的丁班。
孙老师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人拿了把小刀，一直趴在桌上刻字，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孙老师指着他，说：你，起立！他用手撑着桌子站起来，脸上露出不可遏制的笑容，想捂嘴又似乎有些难为情。孙老师说：你叫什么？他说：我叫安德烈。她说：你怎么会叫这个名字？到前面来，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他走出来，我们都笑出声，不只是名字奇怪，他穿了一件极长的挎篮背心，下摆遮住了屁股，好像是穿了一件女人的套裙，两条光溜溜的细腿，脚上穿着一双旧球鞋。他走到前面，说：老师，没有粉笔。孙老师从讲桌里拿出一整盒，抽出一根递给他。他把粉笔掰断，一大半还给孙老师，留在手里的只有一小点，趴在黑板上写：安德烈。字极难看，却写得极大，结果把难看放大了，尤其是“烈”的四个点，好像黑板上爬满了肥硕的蚯蚓。写完最后一笔，粉笔刚好用完，“烈”字的最后一点是用手涂上去的。孙老师翻开点名册，说：名册上的安德舜是你吗？他说：那是我爸起的，和我没关系。孙老师的恼火已经装满了教室，安德烈却不以为然，笑嘻嘻地站在她的面前。她说：安德舜，你刚才在桌子上刻什么？他说：周总理。孙老师似乎吓了一跳，说：下课之前你要是不把课桌上的周总理划掉，我就让你父母来赔！以后考试，你要敢写安德烈，我就给你零分，以后你要是还穿背心短裤来上学，我就让你当着大伙脱掉，听明白了吗？我下意识在底下点头，这是小学时落下的毛病，老师问“听明白了吗”，无论如何是应该点头的。安德烈摇摇头说：没有。孙老师把黑板擦在讲桌上狠狠一拍，说：有什么不明白的？他在浮起的粉笔灰中慢慢地说：你让我把字划掉，是因为写字破坏了桌子，可如果划掉，桌子就破坏得更厉害了，而且周总理怎么是能够轻易磨灭的？你让我写那个我爸起的名字，是因为名册上是那个名字，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你已经把名字和我联系上了，我写哪个名字你都会知道是我啊？你觉得我穿背心短裤不对，可走廊里的校规没写不让穿，你不让穿是觉得难看，我穿是觉得凉快，如果你让我脱干净，那不是更难看，我不是更凉快了吗？
孙老师的脸在几秒钟之内已经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定格为苍白，她说：你觉得你很有理是不是？他说：嗯，和你一样。她顿了一下说：以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了。他想了想，好像在算数，说：那你得退给我五分之一的学费。九千除以五，一千八百块钱。她知道今天没有胜算，当着这么多人动手打人又违背她刚刚说过从来不动手的话，就说：你回座位，晚上叫你父母来。他不置可否，笑嘻嘻地走回去，刚刚坐下，她说：全体起立。他又站起来，用手撑着桌子。她说：都到教室外面去，按大小个儿站好，今天排座位。于是我们呼呼啦啦出去，男女分成两列，一个个对好。这时孙老师把安德烈从队伍里拽出来说：你先等着。等大家全都坐定，她指着最后一排的最右侧，挨着教室的后门，对安德烈说：你把你的桌子搬过去，坐那。
安德烈在那里坐了三年。就算初三的时候，我们班开始搞座位轮换，也没有能够拯救他。刚上初三就有些家长反映自己的儿女长得个大就坐在后面不公平，个大本来是好事，这么一弄倒成了歧视。那时候大家的眼睛都开始纷纷出了毛病，除了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先天就遗传父母的近视，其他生下来时正常的眼睛到了初三都模糊起来。一方面是课上的内容越来越多，黑板上的字也就越来越小，有些老师不会安排空间，上来先痛痛快快地写几排大字，写到第二块板子，发现写不完，字就骤然变小，到了最后，简直像趴在黑板上刻字一样，刻出白色的一小团，整个黑板自上而下就像一张视力表；第二方面是，大家越睡越晚，听说有几个女生经常熬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还能站起来回答问题。这是孙老师告诉我们的，她说：睡那么多有什么用？不睡不也好好的？后来其中一个叫作于和美的，一天在课堂上突然把脑袋放在地上，老师开始以为她在捡东西，看她迟迟捡不起来，说：于和美，先听课。她轻轻地说：老师，我觉得，不是，我猜，我的脑袋缺血了，我要把血控上来，控一会就好了。老师觉得不妙，走过去把她拉起来，只见她的鼻孔喷出两道血流，好像要把她顶上天空一样。第二天孙老师告诉我们，她是先天脑供血不足，以前不知道。我们可不信这个，至少不信先天两个字。况且供血不足，血怎么还会从鼻孔汹涌而出呢？当然像于和美这样脑袋一度出问题的还是很少的，实在是太少的人会相信不睡觉也能好好的这种话。所以一些大个子的家长，当然是那些能和老师说上话的家长，发现自己的儿女看不清黑板了，而那些小个儿每天就在黑板底下听课，想不看黑板都不行，黑板就在眼前，只要不是垂直趴在桌子上，随时都在视野里，就提出班里的座位应该轮换，每周一次。对于这样的家长，老师通常还是民主的，马上就轮换起来。可安德烈从来没有轮换过，除了初一下学期，也从来没有过同桌，他就像一颗钉子，被老师钉在后门的窗户底下，然后锈在那里。
不但是老师希望他坐在那，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希望他坐在那不要走。
初一上学期的一天下午，班里自习，大家正乱作一团，汪洋说马立业前几天从他那拿的一本《灌篮高手》一直没还给他，马立业说是被汪海拿走了，当时他告诉了汪洋，汪洋说知道了，可现在看来他不知道。汪海说他是从马立业那拿过一本《灌篮高手》，可不是他们说的第二十五集，而是第二十六集。汪洋把书包里的书倒出来，发现原来第二十六集也没了。他就说先不要说第二十五集的事儿，把二十六集还给我，汪海说在家呢，然后又加了一句，二十六集真没劲，也不知道三井的那个三分球进没进，马立业叫起来说，不对，这是第二十五集里的事儿。大家便开始热烈地讨论三井，大多数人认为三井是那套漫画里最有味道的人物。安德烈突然喊道：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正在愣神，班里出现了整个下午唯一一刻短暂的寂静。门开了，孙老师走进来，看见每个人尚未合拢的嘴，有的是因为话还没有说完，有的是因为惊讶，她也惊讶得把嘴微微张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高跟鞋，惭愧地笑了笑说：你们学会听声了。说完扭头走了。我们看向安德烈，他正拿着圆规在桌子上刻东西，那张桌子上除了他的名字之外，他已经刻上了海豚，鹿，阿基米德，当然还有周总理，不知道这回他刻的是什么东西。也许是他的耳朵灵吧，我相信大多数人当时都这么想。
第二天，还是那个时候，大家正在谈论《神雕侠侣》里的尹志平是不是该死，马立业正在大讲守宫砂的科学依据，当时古天乐和李若彤主演的《神雕侠侣》播得正热，李若彤被尹志平侮辱那一集，是所有人心头的痛楚。安德烈说：别说了，孙老师来了。大家就好像听见长官说立正一样，马上用眼睛盯着眼前的书，桌子上没有书的就从抽屉里随便摸出一本盯上去，一时间大家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坐禅一样宁静。没有脚步声，门开了，孙老师穿了一双运动鞋走了进来。她这次看见的不是微张的嘴，而是一排排的后脑勺。我用眼角余光看见她有些茫然，好像正在回忆哪里出了问题，就像电影里被共产党员戏弄的特务。最后她说：把书包交上来，考试。看来她真是没有办法了，只好枪毙俘虏。
考完之后，我们向安德烈走过去，虽然他害我们多挨了一场考试，可我们更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像雷达一样神奇。他从桌膛里掏出一面镜子，已经破了，被人用透明胶粘起来，上面的人影好像脸上有疤。他说：这条走廊宽两米半。大家点头，好像都去量过一样。他伸手指了指头上的窗子，说：这块玻璃离地面一米六五左右，几乎和孙老师一样高，现在是十月份，下午两点到三点阳光和地面的角度应该是四十五度多一点，可以认为是四十五度。他看我们全部傻在当场，又掏出一张草纸，上面写着几个方程式，也是蚯蚓一般的模样。他说：我的书桌离地面八十三厘米，好，有了这些值，我把镜子放在距离我胸口三十五厘米，距离玻璃七十五厘米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教室在这条走廊的尽头。他抓起背心的下摆擦了擦鼻子继续说：所以孙老师要是想搞突然袭击，只能从东向西走过来，她又戴眼镜，你们知道她戴眼镜吧？我把镜子摆好之后，只要她不是故意贴着墙走，而是走在走廊的中轴线或者中轴线靠右，在她距离后面这块玻璃……他看着我们，没人回答，他失落地说：三米半的时候，我就能看到她的眼镜反射的光。我们惊讶了一会之后，汪洋说：真牛逼啊，真牛逼！然后我们像逃兵一样退去，把安德烈留在那个属于他的哨岗上。
不知不觉半年时间过去了，我的成绩越来越差。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同班的女孩儿，或者说，为了和这看不到边的苦闷生活作对，我选择爱上一个女孩儿，然后成绩就自然而然地差起来。现在我早已忘了她的样子，其实在当时我也经常想不起她的样子，那时却被一种爱的感觉彻头彻尾地征服。我挨了很多次打，当然是因为成绩的原因，我爸妈无法理解花了九千块钱把我送上一所我考上的好学校，我竟然成绩突然不行了，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一种诈骗。我对自己是很理解的，因为我知道小时候那些所谓的优异成绩，只是比同龄人更早地使用了大脑。而在其他方面我则更晚觉悟，而我现在已经觉悟，至于大脑，用不用是我自己的事情。为了那个我现在已经忘记的女孩儿，我做了许多的事情，很多我至今想起来都无法相信，其中一件就是在凌晨时分，爬过学校的围墙，用准备好的晾衣竿捅开窗户，跳进教室，为她整理桌膛。把她前一晚随意扔在桌膛里的书，分门别类摆好。然后坐在她的椅子上，想象再过几个小时她坐在上面的样子。这样的事情我不是每天都做，偶尔一次突然的莫名其妙的整齐，她才不会起疑心。
就在这种爱最炙热的时候，或者说，就在这种爱冷却之前，我们开了政治课，那是初一下学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