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一九九年左右，洛杉矶附近的维当多海滩有一位经营潜水用品商店的美国人鲍勃，他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贝壳收集者。有一天他背着沉重的潜水器材下到离岸二百米的海域，从一块睡眠中的大石头上采集他所要的东西。他无意中发现，几块形状奇特的贝壳聚集在石头的中央，呈圆形均匀分布。他伸手摘取贝壳，才知道这些小东西盘踞的地方是一个圆洞。这块中央留有圆洞的石头造型规整，边缘滑润，看上去不像是天然生成。鲍勃心里奇怪，围着石头转了一圈，结果在附近海域又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头，形状有圆有方有长，无一例外的是中间都有一个掏空的圆洞。有心的鲍勃拍下照片，把其中一块石头带上岸，取下部分石样，寄给一位着名的考古学家。那位老先生会同中国学者考证，这些石头来自古老的中国，汉代或者更早，是航海所用的石锚，一次意外的沉船事故留下来的遗迹。
陈清风当时正在加州的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他从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周末特意赶到唯当多海滩，见识了一千五百年前来自中国大陆的石锚。一共有两块，小的一块呈不规则的卵形，大的一块是圆形，却只有一半。鲍勃告诉陈清风，因为石质不是太结实，又经过上千年的海水浸蚀，许多海洋生物在石块中蛀了很多洞，所以把锚往上提时，中间断开，另一半又落回海底。
陈清风蹲在鲍勃家的院子里，抽着烟，喝着鲍勃拿给他的啤酒，一眼不眨地凝视这两块石头。他脑子里想象出无数久远的历史画面：一千五百年前狂风肆虐的海面，身着汉服的中国人如何驾驭帆船与海浪搏斗，历经艰险跨越太平洋，最后飘流到北美的维当多海滩，又在这里船沉人亡。他伸手抚摸锈蚀斑驳的石锚，闻到了千百年中凝聚下来的海水的气味，其中夹杂着历史的沉默和悲壮。他想，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有驾着帆船漂洋过海的勇气，有闯荡天下寻找人类最佳居住地的雄心，这种精神让人多幺振奋！
石锚的故事勾起了陈清风心里残存的那份行走世界见识天下的夙愿，他很快结束了访问学者的生涯，开始靠打工走遍美国。
第一站，他从洛杉矶沿着加州的海岸线北上，像很多闯荡美国的中国人一样，把旧金山作为第一个落脚地。
十九世纪中叶的加州还是墨西哥的领土，为了得到它，美国人和墨西哥人打了整整三年的大战。旧金山被宣布归属美国时，是一个海边小小的渔村，没有人确切知道它的价值。但是一九四八年结束战争的协定刚签出第九天，一条消息传来，距旧金山很近的萨克锯木场里发现了蕴藏量巨大而且品位极高的金矿。消息很快传遍世界，各种肤色、各个国家的人蜂拥而至。一大批华人跟着从这里登陆，把这块象征着财富与希望的土地取名叫“金山”。又过不久，澳大利亚墨尔本同样发现黄金，美国的老黄金产地便改名“旧金山”。
陈清风踏上旧金山这块土地的时候，金灿灿的矿藏早已被挖掘一空，留下来的只是无数淘金者的故事，以及当年他们生活和劳作的遗迹。陈清风在渔人码头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他很快发现，在这个昔日的淘金之地，正在上演着一幕更精彩更有挑战性的“淘金记”，那就是“硅谷”的诞生和发展。无数年轻的大学生把这个高科技产业区作为自己人生开始的演练场，成群结队拥过来打工，创业，开办信息技术公司，在“英特尔”公司这样的隙缝中寻求自己的发展机遇。
餐馆的休息日，陈清风揣着不多的打工薪酬，搭车到旧金山东南部圣何塞市的圣克拉拉县，想亲眼一见硅谷风采。他坐在帕罗奥托镇上的学院咖啡馆里，要了一杯口味浓烈的墨西哥咖啡，慢慢地喝着，抬眼观察周围西装革履、神情冷峻的风险投资家们，还有他们面对的那些激动和兴奋的年轻创业者。年轻是陈清风的第一个感觉。这里所有的人，各种肤色各种口音的人，包括从纽约华尔街上赶到这里寻求商机的风险基金投资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年轻。他们穿着体面的西服或是皱巴巴揉成抹布样的休闲套衫，鼻梁上架着金边的或是钛合金的或是塑料整体压制的眼镜，头发用摩丝打出昂扬挺翘的模样，鼻尖上冒着可笑的汗珠，眼神中透出发现猎物的兴奋和狂喜。他们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连说带比划，不像是在描述一个公司的产品和前景，而像是表演，用形体动作夸张地演示一种可能性。是的，每个人的手中都掌握了一到几种正在开发研制的高新产品，每个人都缺少将产品投入市场的资金实力，谁能够说服嗅觉敏锐的风险基金投资者，谁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微软”，第二个比尔盖茨。这是现实一种，非常的急功近利，也非常的芳香诱人。
陈清风一个人独坐。他发现自己融入不了那些谈话。他甚至不能完全听懂那些一串一串飘荡在咖啡香味中的术语名词。那些“软驱”、“主板”、“内存条”、“显卡”、“光驱”、“cpu”，等等等等，听上去那幺别扭和陌生，他根本不知其所以然。他们脸上显示出来的那种急切和欲望，他同样难以理解。商机就是在咖啡馆里谈出来的吗？公司仅凭一个创意就能诞生吗？勤勤恳恳的劳作，日复一日的积累，这些传统发展的模式都会在硅谷颠覆吗？
他看到咖啡馆里也有不少中国人来来去去，他们同样年轻稚嫩，二十多岁，最多三十岁，穿牛仔裤和套头毛衣，肩上背一个牛津布的大包，打开来，会倒出一堆堆奇形怪状的元部件。他们的目光只盯着投资人，苦口婆心地说服对方，把产品前景描绘得天花乱坠。没有人走到陈清风的面前，问一问他的来历，聊一聊家乡，母校，和生活。他看上去像一个偶尔路过的开礼品商店的人，或者出租车司机，无意中闯进这个高科技人员的淘金之地，呆头闷脑，手足无措，进退两难。
终于有一个黑发鬈曲、神情怯嫩的西亚小伙子站在他面前，操着口音浓重的英语问他：“你的芯片速度是多少？”
陈清风茫然抬头：“什幺？”
“速度！芯片速度！”小伙子以为是自己英语有问题，把音节咬得更重。
陈清风飞快地在脑子里搜寻相关知识，思量如何回答才不至太过露怯。
对方却已经没有耐心等待，彬彬有礼地说了声：“对不起，我大概认错人了。”转身离去，留下一个晃荡在宽大外衣里的瘦小身影，和一股西亚人喜欢用的浓烈怪异的香水味。
傍晚的时候，陈清风离开圣克拉拉县。他知道这里不是他的久留之地，硅谷不属于他。
一九八九年国庆节，艾早结婚了。新郎不是赵三虎，是年过五十的张根本。
谁都没有想到事情会出现这种突变。艾忠义、李素清、我，我们全都瞠目结舌。李素清不敢跟艾早发难，跑过去询问赵三虎。三虎坐在为结婚盖的新房子里闷头抽烟，烟雾把他的面孔弄得模糊一团。他通情达理地说：“阿姨，艾早她不爱我，这事没法强求。你放心，婚结不成，以后还做好朋友。”李素清当场痛哭，大骂艾早心毒面冷，做出来的事情太丧天良。三虎转而又安慰李素清，替艾早说了几篓子好话。李素清连声感叹：“放着你这样的好小伙儿不要，去跟张根本那个畜牲混日子，她这是自己作死啊！”
作死的不光是艾早，还有张根本。也不知道他哪根神经搭错了线，结婚前夕打报告辞了职，堂堂公安局长不做了，要去南方下海做生意。他没有征求艾忠义和李素清的同意，三下五除二地以十万块钱价格把艾家酱园卖给了一个告老还乡的军队干部。他要拿着这笔钱带艾早远走高飞。
可怜我的父母，被这一连串的惊变弄得三魂去了两魂。老两口把艾好托到了精神病院，收拾一个包袱到了南京，声称要在我这儿住几天，躲开艾早和张根本的婚礼，来个眼不见心不烦。
所以，我也就不能如约回到青阳。我惟一姐姐的惟一一次婚礼，居然没有一个娘家人露面。
艾早为此怨恨过我吗？当她在孤清冷寂的婚礼上举目无亲、形单影只的时候，她心里有怎幺样的酸苦和悲凉呢？这一切我全不知道。她没有对我提起过。一九九四年我去深圳过春节时，她忙着为张根本领养孩子，忙着为我置办出国行装，带我逛各种商店吃各种美食，绝口不提五年前的那场变故。她跟张根本看上去琴瑟相合，她在他面前有绝对地位，说话一言九鼎，公司上下不怒自威。而张根本，他毫无疑问地宠着她，顺着她，甚至还有一点小心翼翼地怕着她。艾早因为十六岁跟实习医生的一场恋情，失去了生育能力，这丝毫没有成为他们两个人关系中的障碍，相反，艾早有恃无恐地把守着领养孩子的关口，一次又一次让张根本美梦难成。
存在主义的祖师爷萨特说过：他人就是地狱。这个结论也许有点严重。最起码可以说，每个人对于他人都是谜，我们永远弄不清谜底是什幺，何时出现，以什幺样的方式出现。
一九八九年国庆一过，艾早和张根本卖空了家当，坐车去上海，然后直飞海口，开始了他们艰难打拼的历程。
一九八九年的海南，跟一八四九年的旧金山一样，从全国各地络绎拥去了数以百万计的淘金者。他们之中有辞职下海的公务人员，有个体户，有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有文化人，也有妓女、小偷、流氓、被通缉的罪犯、越狱者、和尚和道士。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金钱的气味盖过了海水的咸涩，成为那个热浪滚滚的土地上惟一能呼吸到的东西。
但是海南不同于旧金山，它没有巨大的金块被源源不断挖出，在那里，人们挖掘的只是一个概念：改革开放。改革了干什幺？开放了又干什幺？问上十个人，有九个人保准答不出。答不出没关系，只要胆子大，脑瓜子灵，交结上一帮朋友、老乡、七姑八姨，茶馆里坐坐，海阔天空地一聊，几把麻将一搓，妥了，一桩生意在口头上完成，有了上家，也有了下家，还有了下下家……发愁什幺呢？要是别人骗了你，你还可以转手去骗别人，连环地骗，只要“改革”的神话存在，雪球就能够继续滚下去。开头往大里滚，逐渐逐渐往小里滚，最后冰雪消融，灰飞烟灭。
在那个昔日瘴疠丛生、如今骗局连环的冒险乐园里，张根本和艾早是如何挖到了第一桶金？谁也没有跟我说过。我估计那不是一场光彩的业绩，那里面说不定就有欺诈、蒙骗、威吓、血泪。共产主义的老祖宗早就说过，资本家的发家史就是一场血泪史。张根本他们以十万元资本进入海南，以千万元的身家成功而退，只能说明他们有足够的聪明，懂得审时度势，还通晓适可而止。
艾早从海南给我寄过一张照片，是她和张根本在自己公司门口照的。公司是一栋租来的米黄色小楼，窗户上很愚蠢地镶着绿色玻璃，爬山虎从墙基处蜿蜒向上，虽然肥厚苍绿，却是厚密稀疏不得章法，显然缺少园林工人的细细打理。门口的粗糙水泥墙面上挂着一块很吓人的牌子：运通国际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牌子是铜色的，镌刻上去的字体却涂了红，两者搭配热烈到艳俗。我不知道是海南那地方的审美环境要求如此，还是当地的工艺制作水平不能让人有太高期望？更奇怪的是，门廊上还挂了两个褪色的灯笼，一只灯笼下垂着金黄色的丝穗，另一只的丝穗已经不翼而飞。这是公司开张留下的吉祥物呢，还是节日刚过不久，装点气氛的玩意儿没有顾得上拆除？
总之，他们公司的名头吓人，照片上呈现出来的境况却是马虎。
艾早很瘦，瘦而且黑，头发完全没有打理，身上是牛仔裤，一件闪光面料的蝙蝠衫，光脚趿着拖鞋。张根本站在艾早身后，手扶着她的肩膀，穿着皱巴巴的西装短裤和条纹衬衫，咧嘴笑着，额上的皱纹一根一根非常明显。当年他们离开青阳时，艾早没有这幺瘦，张根本也没有这幺老，艾早的打扮一向新潮时尚，张根本的衣服也从来整洁讲究，如今两个人连拍张照片都顾不上修饰，可见他们打拼得非常辛苦。
我把这张照片转寄给父母。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艾早的意思。艾早宣布要跟张根本结婚时，艾忠义和李素清无地自容，当着所有亲友的面斩钉截铁说：从此我们跟她一刀两断！实际上呢？血缘终究是割不断的，艾忠义和李素清可以一辈子恨张根本，但是他们没法儿一辈子恨艾早。
李素清看了照片，从青阳给我打来电话，说：“你问问艾早，要不要给她寄点儿吃的用的？我怎幺看着她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李素清希望艾早处境不好，这样她可以重新接纳女儿回家，还显出她的大度宽容。可是我知道艾早的处境很好，辛苦不代表狼狈，艾早脸上笑出来的两个酒窝便是证明。
有一天，我在省人民医院看病时碰到了罗素一家子。
酷爱烹饪并没有使我这个昔日男友发福起来，他依旧一副翩翩公子的清秀模样，深灰色真丝双绉的短袖衬衫，浅灰色的西装长裤，不显山不露水，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就连他双手插在裤兜里东张西望百事不管的架势，也还是过去那个仅仅为论文而研究黑格尔的哲学系学生。与他闲适的表现相反，做妻子的程玲手里抱一个生病发烧的女孩，在划价、交费、拿药的窗口奔来跑去，身上的一条花色艳丽的连衣裙使她看上去像一只肥胖得飞不起来的大花蛾子，只能够张开花翅膀贴着地面扑腾。那女孩看样子也有五六岁了，满脸通红地趴在程玲肩上，双手搂紧她的脖子，不管程玲奔来奔去多幺费劲，孩子死活就是不肯从她身上下来。
这一家子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我有点可怜程玲，从当年费尽心机争取留在南京开始，她为生活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如果不是她的乐观心态和健壮体格，也许就坚持不下来了。
程玲终于看见了我。她抱着孩子大呼小叫地扑上来，一边还招呼着角落里望呆的罗素：“张小晚！天哪怎幺会碰上你？罗素你快来，张小晚在这儿！”
罗素踱过来，很意外的样子，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嘿嘿地笑。
“你哪儿不舒服？”程玲打量我，“不是结婚怀孕了吧？”
“你瞎说！”我嗔怪她。然后我告诉她，没别的大毛病，就是经常头晕，耳鸣，头低得久了会眼前发黑。
“你这是长期营养不良，贫血。一个人过日子容易有这毛病。”她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紧跟着她开始给我介绍一种美国生产的营养药品，把它描绘得天花乱坠，说是治我这样的毛病药到病除，除了治病还能强身，她全家都在吃它。说着她回头看一眼罗素，寻求对方应证。罗素不能不跟着点头。
“我做这家公司的销售代理，能够七折拿货。回头我拿两瓶给你送到家里去。”她快人快语，爽直得可爱，也热情得可爱。
我们在医院门口分手。程玲怀里的孩子一直趴在她肩上偷眼瞄我。孩子长得像罗素，皮肤白白的，眉眼清秀，但是神情平淡，没有五岁孩子通常的娇憨玲珑。没准儿是孩子正生病发烧的缘故。
到家后不久，我接到了罗素的电话：“艾晚，程玲说的那种营养品，只要办张会员卡都可以七折拿货。东西倒是好东西，可你别听她乱煽乎，买了这样再买那样，圈进去出不来。”
我说：“罗素，谢谢你提醒。”
毕竟我们有过共同的初吻，私心里他还是向着我。
程玲果然送来了两大瓶她说的那种药。是片剂，黑乎乎的，一天两片，一瓶吃三个月，两百块钱一瓶。程玲信誓旦旦说，她做了这幺多年药品销售，可以保证这种药的质量。她还说，她正在考虑从医药公司辞职，专门做国外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代理商，现在的人比以前有钱了，生病后懂得选择用好药了，做代理绝对有前途。
“是有钱途吧？”我笑着。
她不在乎地耸耸肩：“没错儿。一回事。”她对我推心置腹：“中国正处在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遍地都能找到黄金，就看你肯不肯把握机会弯下腰去。清高是一个过去分词，清高的结果只能是清贫，没这个必要嘛，是不是？”
她里里外外打量我的屋子，啧啧地叹息，嗔怪我太不把自己当女人心疼。“这样不行。”她用家长式的口吻，“女人不能够单身过一辈子。包在我身上吧，我认识好几个不错的医生，都是钻石王老五，你可以见见，做个选择。”
我应该为了求偶去跟那些陌生男人见面吗？应该的。陈清风已经出国，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我这间屋子，我跟他之间有了结果，已经比艾早幸福许多，我不可以再用自己的坚守拖累他，给他压力。
一个炎热的晚上，我拿着程玲给我的电影票，坐车到胜利电影院，去跟红十字医院的赵平安医生见面。程玲说，赵平安也有一张电影票，座位跟我紧挨着，如果我们互相看上了，可以不等电影散场就出去，溜公园，去酒店咖啡厅喝点冷饮，怎幺都可以。“千万别带他回家啊，不能这幺着急。”她用过来人的口气贴心贴肺地指导我。
她把我当成了那种不谙世事的傻瓜，简·奥古斯汀时代的老小姐，见到男人就犯晕的结婚狂。我笑笑，什幺都没说。让别人感觉良好不是件坏事，我这幺想。
电影院里有冷气，刚进去时汗毛乍起，肌肉不由自主地紧缩起来，生理反应是防御性的。我用双手抱住肩膀，强迫自己镇静，慢慢地往里面走。我看见了我的那个座位，两边都空着，说明赵平安医生是个矜持的人。不过也可能他被病人耽搁了，或者坐公交车不顺。一两次约会迟到不能说明什幺。我甚至庆幸我比他先到，这样的话，他从过道里寻寻觅觅走过来时，我会早早地看见他，提前有一个预审。
结果，我看见的是我和艾早少年时代的熟人——青阳医院的实习医生。他曾经让艾早怀孕，又用土法上马替艾早打胎，造成了她的终生不孕。这个人的面孔我记得非常清楚：圆脸，圆眼睛，肥嘟嘟的鼻子，俗称的“娃娃脸”。艾早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惊叹他的眼皮不是双层，是三层，重重叠叠如迷宫，把艾早的魂儿收进去了。现在已经十多年过去，实习医生老了很多，婴儿般光洁的皮肤堆出很多细碎的皱纹，圆圆的眼睛和鼻子跟他沧桑的神情很不相称，彼此形成错位，好像他身体的一部分在大踏步前进，另一部分却死赖着不肯挪脚。这样的对峙呈现在一个男人脸上，很不协调，甚至显得怪异和恐怖。
趁他还没有找到座位号码，没有发现我，我迅速站起身，猫腰从另一边的过道逃出电影厅。
走到外面炎热的空气中，热浪像一个巨大的气球瞬间包住了我，满身汗水“哗”地一下子流出来。我独自站了一会儿，感觉不那幺头昏眼花了，才慢慢地走向公交车站。
我在想，要不要把这次的奇遇讲给艾早听？如果告诉了她，她的表情会是什幺样？
一九九一年初秋，陈清风离开旧金山，向北穿过俄勒冈州，越过哥伦比亚河，从西雅图起飞，跨越茫茫无边的加拿大国土，来到美国最北部的阿拉斯加。
陈清风说不清楚自己为什幺单单挑选了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作为自己的旅行目的地，难道是那里广袤的原始松林给了他一种启示，他要去实现给我和艾早的许诺：寻找两块一模一样的琥珀？
应该不是。陈清风没有那幺傻。男人们对于诺言从来就没有女人看得重。他飞到那个人迹罕至的地球边缘，只因为他想要从头到脚地看遍世界。
“阿拉斯加”是阿留申语，意思是“白色的陆地”。当年阿留申人来到阿拉斯加半岛，看到了这片白雪覆盖的无边大地时，嘴巴里喊出一个惊叹词：“alaska”！这个词便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州的州名。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阿拉斯加还是俄国的领土。雄心勃勃的彼得大帝一直想知道北美大陆是不是跟亚洲大陆连在一起，又想找到一条从俄国通往中国和印度的海路，就派出维图斯·白令率领船队极地探险。他们穿越白令海峡之后，发现了阿拉斯加。一八六七年，美国国务卿花七百二十万美元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这块土地。当时俄国人自以为既拿到了钱又甩掉了一个麻烦的包袱，谁知一百年之后，阿拉斯加盛产的黄金和石油使老毛子懊恼得要打自己耳光，因为他们丢弃的其实是一个装满了金币的钱袋。
初秋的这一天，陈清风背着一个半人高的双肩背的旅行包，走出繁忙的安卡雷奇国际机场。他嗅到了夹杂着冰雪和松针清香的氧浓度极高的空气，那种独特的使鼻腔刺痒的清洌气息令他浑身一震，他的心脏因为激动而紧缩起来，他的思维却在湛蓝的天空下发散开去，探触到一种混沌初开的自由和快乐。
他沿用着自古到今无数背包客用过的方法：边打零工，边一步步地深入阿拉斯加山脉和伯罗克斯山脉之间的辽阔谷地。一路上他在餐馆端过盘子，帮人做过油漆工，替养老院劈过木柴，为农妇修过栅栏，还在奶牛场挤过牛奶。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陈清风学会了许多当地人取暖的办法，还购买了毛皮的帽子、手套、靴子和坎肩。他还买了雪天用的护目镜，这样的话，当他极目远眺皑皑雪山时，他可以长时间地睁大眼睛，把他从未见过的北极风光尽揽在心。
初冬，他进入了全美最高山峰德纳利山。古老的冰川如传说中的睡美人，披着银光闪闪的长袍，千年万年保持着同一种矜持的睡姿。走在积雪齐膝的森林中，四周安静得能听到美人的呼吸和心跳。从树枝上扑簌簌掉落的雪团惊起机灵的松鼠，它们高竖着毛茸茸的尾巴，哧溜一下子从雪地上窜过去，留下几行浅浅的爪印。一头驯鹿从大树后面转出来，脑袋上的鹿茸像纵横交错的发报机天线，阳光下闪出一种银灰色的柔滑漂亮的光泽。他站住不动，欣喜地盯视这头会拉圣诞雪橇的温顺的动物，想象它的祖先是不是真的跟圣诞老人有过交往。他跟它招呼：“嘿，伙计！”驯鹿歪着头看他，乌黑的眼睛里是孩子般的好奇，因为在它有限的生命里还没有见过一个黑发黄肤的中国人，也没有听到过“伙计”这种奇怪的语言。
他掰下一根折断的树枝当棍子，借助它的支撑，一步一步艰难地往前走。积雪下面全都是倒塌的树木和绊脚的荆棘，每踏出一步，都有可能落入一个小小的陷坑，鹿皮靴子卡在雪下的树叉中，转前转后好不容易才能拔出来，皮帽子里已经热腾腾蓄满了汗。体力消耗太大了，如果不是经常想到鲍勃家院子里的那两块石锚，他没有勇气穿过这片原始状态的森林。
然而他还是不幸地陷入了绝境：当他举目眺望一头在雪地奔跑的银色的北极狐时，他的一条腿忽然踏空，陷进一个大树倾倒后留下的雪洞。他的整个身体跟着倒过去，不由自主地下陷，温柔而舒适地坠落。他越是挣扎，坠落的速度越快，像是雪洞里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抓住他不由分说地往下扯，一定要把他拉进洞中同归于尽。他感觉积雪没过了他的腰际，又迅速没过他的双肩。他趁着还能呼吸，张开嘴，嘶声高喊：“救命！救命！”他的声音惊动了四面树上的积雪，雪团争先恐后地啪啪坠落，打得他张不开眼睛。松鼠们不知所措地四处逃窜，雪粉飞扬起来，周围的世界暗无天日。
当陈清风在绝望地坠落、沉没、陷入灭顶之灾时，他脑子里最后想到的一个人是谁呢？几年后，当他在布法罗大学我租住的宿舍里把这件事讲给我听时，我很想就这个问题问一问他。可我的话几次涌到嘴边，最终又咽回肚里。他想起谁，那是他的权利，我不应该逼他回答。回答的话也未必是真。不管他想到了谁，他最后拥在怀中的那个人是我，这就够了。肌肤相亲是爱的终极状态，跟精神的渴求也许一致，也许不一致。我希望是一致的，万一不是，我也该满足。
陈清风大难不死，是因为他的呼叫声引来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旅行者——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摄阿拉斯加麝牛照片的亚当斯先生。亚当斯常年在野外行走，生存经验异常丰富，他奔过来喝令陈清风别动，然后把一根树棍伸过去，让陈清风双手抓紧，拼出全力把这个脸憋成紫色的中国人拉出雪坑。
亚当斯把瘫软无力的陈清风半拖半拉地弄到附近一个私人农场，灌下一茶缸热腾腾的牛奶，又让他睡足一觉，确信无事后，才留下一张名片，重新进入森林。
陈清风惊奇地发现这个小农场以饲养麝牛为主业，场主是一对叫乔治的中年夫妇。麝牛的外形有点像西藏牦牛，但是牦牛角弯曲向上，麝牛角却像耳朵一样地耷拉下来，只在末端抬起，跟地面平行。据说这是一种史前动物，大概在第四纪冰川结束时，从亚洲和欧洲迁移到美洲。最早的美洲人，很可能就是追着这些牛群来到这片大陆的。现在麝牛在欧亚已经绝迹，残留在阿拉斯加的这部分，因为人类大量捕杀，正在日益稀少。乔治夫妇所做的完全是公益事业：人工繁殖麝牛，待小牛长大后，以低廉的价格卖出去给别的农户饲养，目的仅仅是维护阿拉斯加的麝牛种群数量。
乔治先生身材高大，灰白色头发，一个大大的酒糟鼻，左边脸上缺了一只耳朵，是几年前在一场暴风雪中活生生冻掉的。乔治太太面相和善，脸颊终日通红，是紫外线灼伤和野外冻伤留下的印记。夫妇俩终日乐哈哈面带微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发达社会里的最原始的生活，毫无怨言地为生态环境奉献精力财力。
陈清风被这一对纯朴夫妇的高尚行为深深打动，他留了下来，在农场度过了一个冬天，不收分文地帮乔治夫妇照顾那些怀孕的母牛。来年开春，他伺候的母牛接二连三生下了小牛之后，他把那些牛犊亲了又亲，抱了又抱，又等着亚当斯来帮他拍下好些照片存念，这才恋恋不舍地告别农场，搭便车返回安卡雷奇。
一九九二年秋天，我在南京大校场机场接到了艾早。
艾早在海南生病了，病得很重，每隔两天就要发高烧一天，体温超过四十度，像是疟疾，又不很典型。用了治疟疾的最好的药，却无缓解。西医猜测说，怕是海南疟疾的亚变种，一时间还摸不着治愈渠道。又看中医，中医说是湿热蕴聚，疫毒炽盛，什幺什幺的，开了方子，煎药吃下去，依旧见不到疗效。艾早黄皮寡瘦，下楼梯腿都打抖，高烧一起来，人像是架在蒸笼上，周身通红，谵妄胡话，辗转不安，有一次在昏迷中还莫名其妙地喊出“艾多”。艾多死去快二十年了，家里人很少再提起他，艾早忽然喊他的名字，使张根本心惊肉跳，汗毛凛凛。他不敢再耽搁，买了两张飞机票，趁艾早不发烧的时候，把她送回南京。张根本说，海南那地方，医生是半吊子水平，折腾多时连个病因都查不出，回家乡住院他才能放心。
可是张根本把艾早扶出出站口，交待给了我，转身又上到候机厅，搭原班飞机回去了。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背影，再看我身边瘦弱得风吹就要倒的艾早，切齿大骂：“还有没有人性啊？就这样拍拍屁股走路，不怕飞机掉下来摔死？”
艾早虚弱地倚住我，竭力帮着张根本说话：“艾晚，你不做生意你不懂，公司里的事情一天都离不开人，我们有个项目正做到关键上，一眼盯不住，别的人就把项目抢走了，之前的几个月就白忙活了。”
我依旧忿忿不平：“老婆重要还是钱重要啊？”
艾早露出一个惨淡的笑：“都重要。要不是为挣钱，跑到海南干什幺呢？”
幸好那时候南京已经有了出租车，我可以一个人从从容容地把艾早带回家。
张根本在艾早的包里放了两万块钱，准备让她住院治病用。但是奇怪的事情是，艾早住到我家里，当晚就食欲大开，就着扬州酱菜喝了一碗白米粥。第二天她没有发烧，要求我去买巷子里的虾皮小馄饨给她当午饭。晚上的胃口更好，自己走出门，在“刘长兴面馆”里吃了一客小笼汤包，还要了个餐盒，给我带回一客。
“我怎幺回事啊？”她惊奇地说，“我到了南京，怎幺觉得样样东西都好吃呢？明天我还想吃鸭血粉丝汤和牛肉锅贴。我馋死了，几百年没吃过好东西一样。”
我取出体温计，强迫塞进她的嘴巴。几分钟后取出来，三十六度八。
“真是见鬼。你不会是因为想回南京，变出招儿哄弄张根本的吧？”
她哈哈大笑：“有可能。水土这玩意儿就是怪，我一喝上长江里的水，上下都通了气一样，要多舒坦有多舒坦。”
张根本来电话，问艾早有没有住院。艾早抢过电话，把自己的情况略带夸张地描述一遍。张根本也觉得奇怪，他说，这可能是个提醒，他们要考虑接下去往哪儿发展，海南那地方看起来不适合他们呆下去。他问艾早：深圳怎幺样？要是做完这一单项目，把公司移到深圳，你愿意吗？艾早鼻子嗯了一声，说，再看吧。
艾早在南京住了一个星期，眼见得脸颊上有了肉，皮肤绷起来，白亮亮地闪着光，眼睛里也不像刚来那幺干涩，汪出两潭盈盈的水。她自己对着镜子看，乐滋滋地说：“我都以为自己是老太婆了，现在看起来还算不错，是不是？打扮打扮走出去，还能骗到一两个小伙子吧？”
我逗她：“离婚吧，我帮你介绍我们学校的研究生。”
她拖着声音：“晚啦，你这个媒婆早干吗去了？”
身体养好了，她就闲不住，一个人在家里折腾我的家具，全部拖出来，按她的标准重新摆布，还登高爬下，洗窗帘，洗被子，洗沙发套，弄得自己蓬头散发像个钟点工。
我下班回家时，她迎着我，手从背后伸出来，摊开，掌心里是一把生锈的简易剃须刀。她的指尖也染了斑斑锈迹，血褐色，像是被刀片不小心割开了口子。
“交待吧，给谁买的？”她笑嘻嘻地追问我。
我猛然一愣，刹那间心脏都要停跳了。剃须刀是那年陈清风留下来的东西，我从商店里亲手买来，看着他用它刮了胡子。四天，他一共用了它四次。
“哪儿来的？”我屏住呼吸，盯着她的眼睛。
“卫生间找到的呀！瞧你吓的，脸白成这样。你要是有个男朋友，我只会为你高兴。”她把剃须刀举在手里，左看右看，很好奇，“艾晚，你的男朋友什幺样？”
“不是……”我撒谎，“是爸妈在这儿住的时候留下来的。”
“哦……真扫兴。”她把生锈的剃须刀随便扔进了垃圾桶。
趁她在厨房做饭时，我借口下楼倒垃圾，把剃须刀拣出来，藏到我上班用的拎包里。第二天我把它带到学校，锁进办公室抽屉。
我们教研室主任病了，大便出血，走路很别扭地岔着个腿，还弓着腰，整个人都要往地上出溜着坠下去一样。他告诉教研室里年纪大的老师：“痔疮发了，真难受。”
我年轻，没得过痔疮，不知道那玩意儿发作起来什幺感受。可我看他走路的别扭样，知道患上这种病很痛苦。
主任经常跑校医院，拿痔疮膏回去擦。前后擦了有一个月，效果不显着，弄得人都瘦了，脸也黄了。有一天葛一虹在路上碰到他，站着，看他从远处弓腰夹腿地走过来，斩钉截铁说：“你给我去省人民医院，挂专家号，彻查一次。”
葛一虹的话谁都不敢不听。主任去大医院看完病，传出来一个惊天消息：他患的是肠癌。当天他就被留了院。他老婆哭哭啼啼往医院里送了他的换洗衣物和日用品。
教研室里年长的老师个个自危，总觉得自己身体里同样也有癌细胞在虎视眈眈着，不知道什幺时候就会抬起头咬上一口。年轻的老师则觉得不可思议：一个好端端的人，怎幺突然之间就会得癌？突然之间就会死去？
葛一虹到我们教研室来视察，呵斥大家：“都乱什幺乱？肠癌又不是肝癌，治愈的可能性很大，不能为了一个肠癌影响教学工作。”她抬眼在办公室里巡视一周，目光落在我的身上：“艾晚，这段时间你代理教研室主任，把工作先抓起来。”
老太太就是这样，不单单一言九鼎，而且喜欢“一言堂”，什幺事情她一个人说了算。
所有的老师都盯着我看，目光中什幺内容都有。幸亏我的新任职务前面有个“代”，照他们的理解，“代”这个词明摆着就是暂时的，临时工性质的，打杂受气的。
我不知道葛一虹看上我的哪一点好，她这幺不避嫌疑地重用我，真的是对我有信心？
我去医院看望老主任。他正在一项一项地接受各种身体指标检查，准备开刀割去直肠部分。他摆出一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样子，苦笑着安慰我：“艾晚老师啊，教研室的事情要难为你了。”又说，“这段时间别的也没什幺大事，就是评职称……”
评职称是天大的事，尤其相对高校老师。按这回下达的指标，我们教研室里可以有两位副教授的名额。九十年代初，教授在高校里寥寥无几，属于稀有动物，副教授就成了香饽饽，谁都要上去抢，谁都认为自己能够抢得到。葛一虹在这种时候叫我代主任，我怀疑她是存心用难题考验我。
教研室这回有把握参评副教授的总共三个人：我一个，还有两个四十岁左右的老师，一个是上基础课的，另一个是不上课、专门负责实验室杂务的。我最年轻，可我有研究生学历，那两个老师仅仅是本科，我比他们有优势。从科研成果看，上基础课的老师有两篇教学论文发表在地方刊物上，管实验室的老师在两个集体项目上挂了个号，谈不上有个人成就，两个人之中很难排定谁优谁劣。
我不知道怎幺办才好。去找刚刚开完了刀的老主任出主意，他虚弱地说了几个字：“投票选。”
可是我思来想去，总觉得不妥。去年我们学校有个老师，科研能力很强，人缘不好，结果投票选副教授时，大家故意把票投给了另外的人，那个老师一气之下跳了楼，闹出很大的动静。我害怕我们教研室的两个老师到时候也来个“模仿秀”，那样的话，我这个“代”主任就难辞其咎。所以我经过痛苦的权衡，决定自己放弃这次评审，把名额让给这两位老师。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两位老师的材料送交省教委的高评委投票时，统统落马。消息传来，教研室怨声一片。没评上的老师以为我表面谦让，心有不满，背后在材料上做了手脚，是“阳奉阴违”，极端的虚伪。其余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活生生浪费了两个名额，这一年评不上的人积压到下一年，这会影响到来年他们的提升。
我自己做了牺牲，换来的是所有人的不满，这使得我非常郁闷。
幸好很快到了暑假，我像逃亡一样收拾东西回青阳老家。
回家的日子也不轻松。父母年纪大了，艾好的病情越来越重，已经开始吞嚼书页，把家里能找到的书都撕得没头没尾。艾早从海南打来电话，指示我一定要说服父母送艾好去精神病院，所有住院费用由她负担。
一个异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艾好每次到了精神病院都要杀猪样地嚎，头在墙上撞得鲜血淋漓，拉住李素清的衣服死活不肯松手。李素清过不了这一关，只好把艾好又带回家。几天之后，觉得不送还是不行，然后叫了车送过去，然后再次重复这惨烈的一幕。我和李素清都要崩溃了，我们都觉得再这样下去的话，全家人都会成神经病。
最后是艾早用电话委托了赵三虎，赵三虎带了精神病院的医生上门，用“束缚衣”套住了艾好，替我父母送他去病院。我事先把李素清哄进里屋，用钥匙把屋门锁上。艾好嚎叫得惊天动地，李素清出不了房门，也只好硬着头皮充耳不闻。
“这是惟一的办法。”事后我做她的思想工作，“他住习惯了就好了。精神病人到最后其实已经没有思想，他习惯了就不会感觉难过。”
“艾家没有人传宗接代了。”李素清眼泪汪汪地说，“你为什幺就不能结婚生个孩子？”
瞧，这样的话题，到最后总要落实在我的身上，这让我面对父母压力沉重。
暑假结束返回学校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教研室主任已经面带红光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的直肠连同肛门都割掉了，在肚皮上新开一个排粪口，挂了一个粪袋，预后情况不错。他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说，医生认为他的癌细胞没有扩散，活个十年八年应该没事。如果这样的话，他就得上班，工作，不然的话，闷在家里，感觉就是个等死的人。
我们一致同意他的说法。人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决无非议。
所以，我双手奉还了“教研室主任”的职位。
我们都觉得老主任干得比以前还要卖力。他肚皮上的那个粪袋，很神秘地掩在衣服下，谁也没有幸见过。走近他的时候，如果心里不去想那件事，好像也闻不见什幺异味。他有时候会一个人躲到厕所里，反锁上门，处理一下身上的东西。别人要上厕所，推门不开，便知道怎幺回事了，就知趣地下楼去另一个厕所。
只有葛一虹对我说过一句话，她说的是：“艾晚，今年是我耽误了你，我会做出补偿。”
我回答她：“葛教授，您别多想，这不值得您放在心上。”
陈清风离开阿拉斯加，计划着继续搭便车，打零工，从盐湖城到堪萨斯，再到芝加哥、匹兹堡、费城、纽约；最后去波士顿，在哈佛和麻省理工的校园内逛一圈，结束他横穿美国的行程。
但是他女儿的状况让他改变了主意。女儿自从被班主任当做“性奴”折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性情大变，整个人从里到外都萎谢了。她转到离家十多里的学校继续上高中，却读不进书，高考的分数连专科线都到不了。复读一年，依然如此。女儿沉默寡言，几次想要自杀，吓得陈清风老婆寸步不敢离她的身边。这个优秀的女儿曾经是陈清风的希望，是他引以为骄傲的未来，如今希望破碎，而且是以这样令人心痛的方式，陈清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他盘算着要把女儿弄出国读书。只要换一个环境，忘掉那场噩梦，女儿依旧是块读书的材料。
女儿这样的情况，接她出来，就不能不把她母亲同时接出来，因为陈清风对女儿恢复健康没有绝对把握。要把这一对母女同时办到美国，不是一件短时间的、容易做成的事情。这样，陈清风听从朋友劝告，决定去加拿大落脚。那时候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很多，办他们一家人的身份不会有太大问题。
他在旧金山渔人码头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华侨老乡，老乡的一个亲戚在加拿大埃德蒙顿当移民律师，陈清风从美国过境到加拿大之后，第一站别无选择地去了这个一百年中因为淘金和石油发展起来的城市。
季节已经进入五月，可是埃德蒙顿遍地的积雪刚刚融化，草从地皮下冒出一个瑟瑟发抖的尖尖，试探着能不能把全部身躯从泥土中钻出，享受一个短暂的春天。走在路上呼一口气，眼前立刻飘起一团白蒙蒙的雾。立法大厦的楼顶依次排开着三面旗帜：英国国旗、阿尔伯特省的省旗、埃德蒙顿的城市立法旗，它们在寒风和阳光中猎猎飘舞，抬眼看上去，蓝天忽然多了很多色彩，变得鲜活和年轻。陈清风曾经在一张画片上看到过这个城市大片的郁金香，那些整齐划一像士兵列队的艳丽花朵，如同用色块拼成的抽象油画，那样的蓬勃和热烈。可是当地人告诉他，郁金香要到五月底六月初才能开放，那时候加拿大各个城市都会举办郁金香节，也是全体加拿大人的迎春节。
陈清风想起了南京，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南京已经开始进入初夏，满街阳光会让行人出汗如油。跟埃德蒙顿人盼望着春天和夏天一样，南京人进入夏天后就盼着秋风送爽，冬季来临。两个多幺不同的城市啊。
把母女俩办到加拿大要花钱。找律师要钱，办移民手续要钱，来回地打电话寄资料要钱，将来的飞机票安家费还是要钱。陈清风学的是中文，也不再年轻，无法进入那些专业性的领域找到工作，更没有本钱开餐馆和洗衣房，只能打工。那段时间埃德蒙顿的购物中心正在分期建设的过程中，一部分餐馆、商店、电影院、主题游乐园已经建成开业，另一部分还在加紧赶工完成。这个占地四十八万平方米的世界最大购物中心像一个巨大的玻璃暖棚，建成之后将提供全城人在漫长的冬季里消磨时间的所有吃喝玩乐的设施，这里面有太多的工作岗位需要人手。
陈清风早晨六点钟起身，搭公交赶往购物中心。先在咖啡店跑堂，给同样是赶工的顾客们端上咖啡，烤得焦香的面包，火腿煎蛋，将悬挂在头顶的电视机调到“早间新闻”频道，为他们在“pos”机上刷卡结账。九点之后，这一拨客流高峰过去，陈清风有一个短暂的喘息，可以跟店里的员工们一块儿坐下，给自己倒一杯咖啡，吃两片夹熏肉的面包，随便开几句玩笑。
然而陈清风不敢久坐，因为他就着咖啡吞下一份面包后，还要赶往室内游乐园，做几小时保洁工作。他会拎着一个很大的橘红色的提桶，桶里放着各种型号的刷子拖把和清洁剂，穿皮制的防水工装裤，下到冲浪池或者儿童嬉水园里，清理水面和水底那些几乎看不见的污物，把不锈钢的把手擦得锃亮，把各种造型的救生圈充满了气，摆放整齐，等待着下午三点过后那些像小企鹅一样摇摇摆摆扑下水中的孩子。当那些孩子的妈妈衣着闲适，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谈论育儿经和某一种甜品的做法时，她们会招手唤来清洁工陈清风，指着脚前的一块水迹请他擦干，免得滑着了身边更小的孩子。
傍晚过后，吃过一份简单的热狗，陈清风走向灯光璀璨的华纳电影院，围上一条浅黄色的围裙，开始操作爆米花机。当巨大的玻璃器皿中盛满白花花香气诱人的膨化食品后，晚场电影渐次开场。这是埃德蒙顿的年轻男女最喜欢光顾的娱乐场所。他们穿牛仔裤和短袖套衫，头发用摩丝打出鸡冠的形状，露出刺青的胳膊，晃荡着银闪闪的鼻环，买大桶的爆米花和大杯的可乐，把自己埋在电影院舒适的软椅中，一边看银幕上的明星决斗或调情，一边吃着喝着，不时地跟情侣接吻，抚摸，弄出比电影台词更加刺激的声音。
陈清风爆出了足够当晚出售的玉米花，就可以下班走人。但是他还不想回去。回去不过是在租住的地下室里倒头睡觉，这对于他是一件太过奢侈的事。抓紧这段时间，再挣一份工资吧。于是他在九点之后赶到购物中心里灯光最是幽暗的“casino”，做低等级的侍者——当赌客们进门后，双手接过他们脱下的厚重外衣，挂好，等待对方尽兴出门时再微笑着递上。逢到老年妇女，还要拎着衣领等待她们把胳膊伸进衣袖，帮她们围好围巾，戴上帽子。他没有固定工资，酬劳全靠小费。他希望这些赌客赢钱，赢了钱他们的出手才会大方。有一次曾经有一个老太婆给他一百加币，因为那天她把老虎机玩“爆”了，一个二十五分的硬币诱使机器吐出四千块加币，她尖叫着在大厅里亲吻每一个人，给所有的侍者都付了一百加币的小费。只不过，这样的幸运实在不多，大部分人走出赌场时，脸上带着的是悻然和失落，他们肯付给陈清风的小费也就少得可怜。
巨大的购物中心是城市的吞噬者，无数建筑群以通道相连，人在其中不见天日，不知道世间冷暖饥寒。陈清风每日穿行在咖啡味、香水味、炸鸡味、爆米花味和“casino”的钱币气味中，他觉得自己的肺腑就是一块吸收各种气味的海绵，也像一个气体搅拌机，过滤了这些活色生香，留下的只是空虚茫然。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栖居的地方，他总是倒头就睡，中间没有一分钟的时空转换和过渡。
那些艰辛寂寞到能够让人发疯的日子里，陈清风想到过青阳广播站院子里宽大的回廊吗？想到过紫金山上的林海吗？想到过南京工业大学那套公寓里的四天四夜的缠绵吗？
他不可能不去想。如果不想，他就不是陈清风。
他也不会想得太多。人在极度困顿和疲劳的时候，精神的东西会萎缩到最小，在身体中不成比例。
如果他的全部精神如一颗核桃，我会是桃仁中的几分之几？
一九九三年，国庆节刚过，我在实验楼里碰到了系主任葛一虹。
“艾晚，”她叫住我，“你过来，我跟你说件事。”
我忐忑不安地朝她走，手里抱着一摞学生交上来的实验报告。不知道为什幺，每次见到她，我都感觉不自在，会下意识地审视自己的仪容、姿态，怕她挑剔。她这个人气场太大，总是把周围的人压得无法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