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说，她已影踪全无，因为我连她下楼梯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天哪，她准是在我抢电话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围巾都还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这更甚，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我到处寻找。
在法学院图书馆里，我在一排排坐着用功的学生之间东张西望，到处寻找，转来转去至少有五六回。尽管我一声不响，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样紧张，脸色是那样吓人，那个鬼地方整个都被我惊动了。还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没有。我到处奔走，恨不得两条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频率。
佩因堂？（可诅咒的名字1，简直是讽刺！）楼下是练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时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该死的琴键。可不是吗？但是，在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1“佩因”（paine）与英语“痛苦”（pain）同音。
长廊两旁部是练琴室，走过这地方真能叫人发疯。莫扎特和巴尔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各个琴室的门里漏出来，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这里！
从一间琴室里传来狠命弹奏（是因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站住，犹豫了一会儿。那曲子弹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开始，开始又停下，错误百出。在一次停顿时，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嘀咕：“扯淡！”这一定是詹尼。我把门撞开。
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在弹钢琴。她抬起头来。原来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皮士，她见我闯进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美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处处都找遍了。连她的影子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浓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吗？”他紧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随和的语调，仿佛根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头，”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出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头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身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子，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道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种花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点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处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1。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1指制成注射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门口几码处，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大惊小怪；同时又如释重负，所以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圆头棍棒什么的，来揍我一顿。
“詹？”
“奥利？”
我们俩说得相当安详，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对方的语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带钥匙，”詹尼说。
我站在台阶下，不敢问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识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对不起——”
“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赔礼词，接着心平气和地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登上台阶走到她坐着的地方。
“我想睡觉了。行吗？”她说。
“行。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们脱衣服时，她以抚慰的目光望着我说：
“奥利弗，刚才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