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写不好这本书是因为自己一开始是个历史学者，然后才有了我构建的这些世界。我是一个基本不会出错的世界构建者，那只是因为我除了历史什么都不懂，而且我一直都对作品中的历史非常谨慎。曾经有人指出我的一本书中出错了，好像是词汇方面的。我用了一个日语单词，结果弄错了时代，那感觉就像：“噢天哪，有人注意到了，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那本书出版二十多年了，至少有四十个人都注意到了吧。那感觉就像：“你可以退出文坛了，凯济，算了吧。”
这种感觉的背后，是我觉得，对那些喜爱我又喜欢挑毛病的读者，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因为我不想有人读着我的东西然后说：“她曾经是个一流的作家。”没有人想要那种评论。于是，我特别注意不让自己带着自我批判的态度写作，但是我又在尝试为读者写作，我做不到。
当我并没有寄予厚望的作品获得星云奖时，我非常激动，且大吃一惊，因为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上台领奖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准备了小纸条，一种是你没指望获奖，于是你什么都没准备。我猜第三种情况是，你习惯得奖了，随时可以即席发言。我就是那种一点都没准备的，站在那儿胡言乱语了差不多两分钟。对我而言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因为那篇故事采取了绝对客观真实的立场，并没有考虑读者是否接受这样的立场。是的，我是为读它的人写的，而不是为评它的人写的。那是我第一次说出我不会在乎别人的看法。直接写就是了，如果别人不喜欢它，或者没人读它，或者它被彻底忽视了，那是你以后要解决的问题。先写出来，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这就是你的最佳策略。
我记得我获得的第一个奖，是斯特金奖。我当时已经被堪萨斯大学哄骗去参加写作营，最后以坎贝尔研讨会收尾。写作营结束后，我准备留下来参加研讨会，然后计划周四早上提前离开，可他们说先别走。詹姆斯·冈恩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来，他说，我们本来不打算在颁奖之前告诉你的。我坐在詹姆斯·冈恩的办公室里，他是我第一个亲眼见到的大人物。我之前以为人坐着的时候是不会感到眩晕的，结果真的会，没错，你会感到头晕眼花，即使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于是我往前一栽，詹姆斯问：“你还好吧？”没事，我很好。但是那真的令人眩晕，那正是我获得的第一个奖。
那也是一个真正的认可。它确实如此。我们都会用那个词，认可，因为我的真实感觉像是第一次获得奥斯卡影后时的莎莉·菲尔德。噢我的天啊，他们喜欢我！他们喜欢我的作品！对于很多作家而言，他们拿奖的动力，也是我的动力之一，便是得到其他人的认可，同时我还可以展示部分自我。我可以在保持完全真诚、真切和真实的同时，向人们袒露我的灵魂和内心本质的一面，但我也能让另一面不为他人所知。
这让我心满意足。对于个人来说，我们有责任做自己，但也有责任维持健康的个人形象。小说就是这样一个方法，我既可以与人沟通，也可以掌控这种互动。我觉得世界上存在很多虚假的亲密关系，小说就是其中一种，但它建立在尽可能真诚的基础之上。这种感觉就像你选择写信吐槽对方，而不想面对面交流。这不是因为你想要创造距离，而是因为你想要保持准确，如果你在对话中不能保持准确，那么写信就是保持准确的好方法。精准，那正是我追求的感觉。我想要表现得非常真诚，但是我身上有很多东西并不为人们所需要。那些东西分享出来是不健康的，于是我就不分享。
接着，我开始给一些写作坊、专业写作营上课，帮助那些立志成为有为作家的人。于是，我成了一个很有策略的指导者，直到现在。总的来说，我是个结构主义者。正因如此，我才写了如此多的实验性小说。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站在台上对人们说话，吸引众人倾听，这让我充满激情，也很有乐趣。他们总是说，我在三年级时就开始炫耀了。当我说到一些具有变革之力的东西时，我会感到欢欣鼓舞。教授并改变一个作家，向他展示一些他前所未见的东西，让他在课堂中打开笔记本，奋笔疾书，并且在剩下的时间里连头都不抬一下。那是一个多么令人兴奋的时刻啊！同样，当我写下一个故事并想象某个读者正沿着街道走路，不小心撞到东西了，因为他正用kindle看我的小说，也是同样令人兴奋的时刻。我通过自己所做的或者所说的，改变了那些人，改变了他们的思维。
这当然是一种炫耀，我对自己的这种心态确实有些难为情。当我还是个生活在小镇上的小女孩时，我就挺聪明了，我的哥哥和我都挺聪明。我们都会读百科全书，我们都是班级里的刺头。我们都在上三年级，都会在课堂上举手反驳说，“实际上……”而同学们确实也愿意听我说出那些谁也拦不住我说的话，他们不想听老师说的那些“我们要听听凯济之外的人发言”，或者“凯济，放下你的手”，或者“凯济，没有你说的那个词”之类的话，不同的老师说的话不一样，在这种场景下，我总是得意扬扬。
我对学生们说过的最重要的话之一就是，我教你的那些东西都只是技巧，但我最引以为傲的一句教诲便是：想想你为什么要写作——你真正想要写作的原因，而不是可以拿来吹吹牛，或者谋生计，或者其他的说辞。你要一直深挖，不断深入思考这一点，就像连续两年每周二去看心理医生一样。你为什么要写作？人们通常会追溯到童年早期，所谓的童年情结。我对此不做任何价值评判。因为当我深挖到底，发现自己就是这样，我父母在情感上是缺席的，当我写作时，他们没有怎么表扬我的作品，甚至从来不会表扬我任何事情。所以我的作品归根结底是在表达我跟我母亲不一样，希望父母能看到这一点，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创作了很多艺术品。这就是我写作的原因。我们都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埋藏在一切表象之下。我们在采访中说的话都是掩饰，用一些不经意的理由来掩饰真实的情结。我这么做是因为唯有当我在写作，而且人们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子时，他们才会把我这个身高接近一米八的金发女子当回事，只有这样他们才会读我的故事，而不是一直盯着我的胸部。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结，有的听起来很不体面，或者微不足道，或者其他。它们才是核心，当我们真正理解这一点，它们会成为我们搭建成年世界的脊梁。那就是我一直在想的，所以我认为，理解这些对你的写作事业至关重要。假如你现在知道自己写作的原因是潜意识里想要跟父亲竞争，而你之前并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你就可以不再写你父亲的故事，或者那些教育你父亲要如何对待你的故事了，你可以讲述那些你真正想讲的故事。假如你写作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想要人们看到你聪明，或机灵，或可爱，或其他一面，一旦你知道这些，你就是可控的。在你知道之前，你是不可控的。于是我一直在告诉那些大学生，尤其是成年人，因为我们养成了特别复杂的防御机制，才导致我们从不审视自己，这才是深入到本质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回答。我们要理解自己是谁，理解那些最渺小、最琐碎、最自私或者最自恋、贪婪、嫉妒的自我碎片，这是根本。我们要么对抗它们，要么好好利用它们。
jw：在大众的眼中，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
kj：我希望被认为是架通主流文学与幻想、推理小说的桥梁之一。我觉得我们当中有那么几个人一直在为此努力。我是如此，大卫·米切尔也是如此，他一直在参与。谢尔曼·阿列克谢也是的，他也在参与，这些人全部都在参与。我们就像在立界碑，标出一块地盘，在这块地盘里，所谓的高级文学、实验小说可以通过高智设定与科幻小说交融，而不仅仅是被拿来做金句妙语。你可以写出既是高级文学也是真科幻，或者真奇幻、真侧流文学的作品。我跟大部分人不一样，因为我在尝试这些实验性的作品，但是我们都在指向同一个目标。我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愿望，就是希望六十年之后的人们会认为现代主义小说和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概念在我们这儿结束了，因为我们正在回归一个观点，即一切都是文学。那是一个新的发明，一个新的子类别。有很多人发文讨论为什么科幻与奇幻从主流文学中分家了，这意味着什么，以及带来了什么不利影响。这对营销是件好事，但是也有很多不利，包括加剧了类型文学的边缘化以及人们对它的轻视。但我确实觉得六十年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是这场弥合分歧运动中的一员。
我会改变一些事情，但是我会从一个不同的层面带来改变，一个更大的层面。我没有孩子，我对孩子没有兴趣，我也不相信作品会永久流传。作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古英语学者，我知道有太多的作品如今只留下一些碎片。这意味着到底有多少曾经存在的作品已经不复存在了？某位诗人曾经为了一个令他或她如痴如狂的事物写下一首四千词的长诗，但是不复存在了。那是印刷术发明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印刷术发明之后也会依旧如此。所有那些在1960年写过书并被忽视的女人，她们都不复存在了，我们甚至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因此我从来都不会认为成为一个大作家就会永垂不朽，很多十九世纪的畅销书作家也不再为人所知了。在理想状态下，六十年后还有人会记得我是个作家吗？如果有，那真的是太好了！好到不可思议！但如果我只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致力于融合科幻与主流作品，那也很好。
我是一个更为宏大的事物的一部分。科幻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种文学，只要把思想拓宽到物种这个层面，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一点，而这正是我现在所思考的。我在乎这种文学，人们也一直会在乎这种文学。作为这种文学的一部分，并且知道我作为一分子，可能会促成这种文学与主流和解，这让我感觉非常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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