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以克雷齐马尔的报告为内容的那一章，原本就已经长得叫人深感不安了，而前面这一段的篇幅可更是了得，所用的页数甚至大大超过了前者，不过，令我聊以自慰的是，我能够对自己说，读者不可以因此而怪罪于我。他们因此而提出的过分要求超出我这个作者所能担负的责任，我可以置之不理。把阿德里安的这份记录图省事地随便甩给某个编辑；把这个“对话”（请注意我给这个词加上了一对表示抗议的引号，当然我也承认，这样做只能部分地消除其自身所固有的阴森恐怖）——也就是把这个谈话化整为零地分散到各个编了号的章节中去，任何的担心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会减弱的顾虑，都不会对我有所触动。我必须用满怀悲痛的虔敬去再现一件现存的事物，把它从阿德里安的五线谱谱纸上转抄到我的手稿里来；真的，我不仅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而且我甚至可以说：也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录下来的——其间常常放下手里的笔，常常为了恢复而中断，不是思绪纷繁地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便是一屁股坐进沙发，双手合十于额头之上，故而，我本来只须照抄照搬的一章完成起来竟然不比自己此前所写的任何一章要快，这听起来也许很奇怪，但却真的是事实，因为我的手在这个过程中时不时地就会抖上几抖。
同记录自己的思想一样，意味深长而又思前想后的抄写其实也是（至少对我而言；不过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在这一点上也赞成我的意见）一项费力而又费时的工作，而读者早在前面的一些地方就有可能已经低估了我在我这已故朋友的生平故事上所用过的天数和星期数，那么他现在同样也有可能在他的想象中是落后于我写下当前这几行的这个时刻的，姑且让他去嘲笑我的迂腐吧。不管怎样，我认为自己这样做是正确的，我要让他知道，自打我开始这些生平记录以来，时间几乎已经过去了又一年，而1944年4月也随着最新一章的撰写而来临了。
当然，我的这个日期指的并不是我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所处的那个日期——不是我的小说已经写到的那一个，即1912年的秋季，上一次战争爆发的二十个月前，那时阿德里安和吕迪格尔·席尔德克纳普一起返回慕尼黑，他首先在施瓦宾给自己找到一家提供膳宿的小旅店（吉泽娜旅馆）住了下来。我不知道这种双重的纪元为何会如此强烈地吸引我的注意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要把它指点出来：这个个人的和事实的纪元，这个叙述者穿行于其中的时间，以及那个被叙述的事物发生于其中的时间。这是两个时间的运行轨道的一种非常奇特的交叉，另外也是为了再和第三个相结合：即那个时间，读者有一天将会因为想要接受这被告知的一切而抽出的那个时间，这样一来，读者也就和一个三重的时间秩序发生着关联：他自己的时间、编年史作者的和历史的时间。
这些苦思冥想在我看来已经渐露疲态，我无意于继续沉迷其中，我这里只想补充的是，“历史的”这个词有着那么一股子强烈的阴森气，用它来指我的写作所处的那个时代，远比用它来指我所写的那个时代要合适得多。最近这几天对奥德萨所进行的激烈争夺是一场损失惨重的战役，结果以黑海之滨的这座名城落入俄国人之手而告终，不过，这个对手没有能够扰乱我军的换防行动。同样，他肯定也不会在塞瓦斯托波尔，我们的另一张王牌，得逞，这个显然占优势的对手似乎现在就想把它从我们手里夺走。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固若金汤的欧洲堡垒几乎每天遭受空袭，巨大的恐慌开始四处蔓延开来。这些巨兽投下的炸弹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毁灭，尽管它们当中也有不少成为我们英勇抵抗的牺牲品，但这又于事何补呢？成千上万的怪兽让这个被胆大妄为统一起来的大陆变得暗无天日，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地沦为一片废墟。莱比锡，这座在莱韦屈恩的成长，在他的人生悲剧的形成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城市，不久以前也被狠很地击中了：正如我不得不有所耳闻的那样，它的著名的出版社区只剩下一堆瓦砾，难以数计的宝贵的文献资料和文献人才培训场所被毁于一旦——一个不仅令我们德国人，而且根本就是令全世界热心文化教育事业的人都会感到万分沉重的损失，然而，后者似乎愿意以盲目的或正确的方式——我不敢对此妄加判定——去容忍这样的损失。
是的，我担心，事情会朝着毁灭我们的方向发展，一种被赋以致命灵感的政治让我们同时和人口最多并有革命威望的大国以及生产能力最大的大国发生冲突——美国这架生产机器看上去甚至不需要开足马力便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一大堆锐不可挡的战争工具。而那些神经紧张的民主国家甚至也懂得利用这些可怕的工具，这倒是一个叫人震惊、也叫人清醒的体会，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不再天天去犯下述的习惯性错误，以为战争就是德意志的一个特权，以为别人在暴力艺术领域肯定都是浅薄的半吊子。我们已经开始，（在这个方面，亨特普佛特勒尔阁下和我均不再是例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战争技术作最坏准备，担心敌人入侵的紧张与日俱增：占优势的武器装备和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从四面八方向我们的欧洲城堡所展开的进攻——或者我应该说：我们的监狱，我应该说：我们的疯人院？——正在被期待，而只有对似乎是真正伟大的阻止敌人着陆的预防措施进行印象最为深刻的描述——专门用来保护我们和这个大陆不至于失去我们现在的元首的预防措施——才能够从思想上去抗衡那种对于未来的普遍恐惧。
显然，我的写作所处的时代具有比我所写的时代，阿德里安的时代，那个只把他引领到我们难以置信的时代门口的时代，强大得多的历史动力，而我现在的心情则是，我真恨不得去冲着他，真恨不得去冲着所有现在不再和我们一道，过去，当这个开始时，也不再和我们一道的人，去冲着他们大喊一声“您是有福的！”，大喊一声发自内心的“愿您永远安息！”。阿德里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面前是安全的，这个安全性于我是宝贵的，我对它十分珍视，我可以意识到它，为此我乐于去容忍我继续置身于其中的这个时代的恐怖。我觉得，我好像是在代表他，是在为他而活，好像不是他，而是我在承担他肩头一直没有能够承担的重担，简言之，好像我在通过替他而活的方式向他表示一份爱意；这种想象，它尽管虚无飘渺，甚至无异于痴人说梦，但却令我感到愉快，它迎合了我一直以来所怀有的那种为他服务、帮助他、保护他的愿望——这个需要不幸得很，在我朋友活着的时候只得到过非常微小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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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德里安在施瓦宾的那家小旅店只住了两三天，而他根本也没有打算在城里找一套合适的长租房。席尔德克纳普在意大利的时候就写信给他原先在阿玛利恩大街的房客，从而保证了自己可以重新住回以前的老窝。阿德里安不想再去市政议员夫人罗德家住，也根本无意继续呆在慕尼黑。他的决定似乎是长时间以来悄然形成的——而且情况还是这样的，他也没有事先临时坐车去瓦尔茨胡特附近的普菲弗尔林考察和商谈，而就只是打了一个电话过去，而且还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电话。他从吉泽娜旅馆打电话给施魏格施迪尔家——接他电话的正好是艾尔泽大妈本人。他首先向人家自我介绍，说他就是以前有幸来庄园考察过的那两个骑车人之一，紧接着就问人家是否愿意，同时可以以什么样的价钱把二楼的一间睡房和底层的那间修道院院长工作室作为白天逗留的场所让与他用。不过，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并未急着讲价，尽管那包括伙食和服务在内的价钱后来证明是非常适中的；她首先要弄清楚对方是当初那两位来访者中的哪一位，是作家还是音乐家，在对自己当初的印象进行了一番核实之后，她了解到对方是那位音乐家，于是就本着完全是为他好、为他着想的立场对他的请求提出异议——而她提出异议的方式也只不过如此，即她说，他肯定很清楚什么对他最有好处。她说，一般出租都是为了赚钱，但他们，施魏格施迪尔家，却不是这样的，他们仅仅只会偶尔地，也就是说根据具体情况，接纳房客和食客；这一点两位先生应该是能够从她上次的介绍中立马了解到的，而他这个打电话的人是否就构成这样的偶尔和这样的情况，这可不是她的事情，这个结论必须由他自己来下。他在他们那里将会过得很安静，很单调，另外，生活设施也会很简陋：没有浴室，没有抽水马桶，取而代之的只有屋外的农家茅厕，而叫她感到吃惊的是，一个年龄，如果她没有弄错的话，还不到三十的先生，一个搞艺术的人，竟然不在有文化表演的地方呆着，却甘愿跑到偏僻的农村来安营扎寨。其实，用“吃惊”这个词是不准确的，她和她丈夫天生就不会吃惊，如果这或许正好就是他在寻找的东西，那他只管来好了，因为太爱大惊小怪的人真的是占了绝大多数。不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可不能只是心血来潮，住几天就走，而是从一开始就要有一点长期打算的，因为马克斯，她的丈夫，还有她本人，都很看重这一点，所以这一条必须好好考虑，特别考虑，不是么，是不是唦？等等。
他是长期的，阿德里安回答道，而且这件事情他已经考虑很久了。那种等待着他的生活方式已经通过了内心的考验，已被认为是好的和可以接受的了。他同意每月120马克的价钱。他请她给他挑个卧室，当听说他的卧室是那间修道院院长室后，他很是高兴。他要求三天后就入住。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阿德里安利用他在这座城市的短暂停留去和一个别人给他推荐的（我认为：是由克雷齐马尔推荐的）抄写员会面，即撞塞子乐队的第一大管吹奏手，想通过这个副业赚点小钱的格里彭克尔，阿德里安把《爱的徒劳》的总谱的一部分留在了他的手里。在帕莱斯特里纳时他还没有彻底完成他的这部作品，那时他还在给最后两幕配器，那个奏鸣曲形式的序曲也还没有解决，其最初的构思，他认为，通过引进那个惊人的，而对歌剧本身则是完全陌生的，在重复和结尾的快板里作用极其风趣俏皮的副主题，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外，他在作曲时曾经大段大段地忽略演唱符号和速度符号的标注，所以又花了很多气力去补做这项工作。顺便提一下，我心里很明白，他的意大利之行的结束和这部作品的完成没有能够同时发生其实并非偶然。甚至在他刻意追求这种巧合的时候，事情仍旧没有能够按照他那隐秘的意图发生。他这个人太始终如一了，太会保护自己不受环境变化的影响了，所以，他是绝对不会把此事看作是值得向往的，即在生活的场景发生更迭时，他完全能够处理解决好在前面的状况下做过的事情。为了内在的连续性的缘故，比较好的做法是，他这样对自己说道，把剩余的旧的附属工作一起带到新情况里来，而当外在的新事物已经成为例行公事之后，首先考虑内在的新事物。
他的行李从未重过，由一个装总谱的文件夹和一个在意大利时就被他用作澡盆的塑料盆组成，他带着它们，从施塔恩贝格火车站搭乘那些不仅在瓦尔茨胡特，而且十分钟后也会在普菲弗尔林经停的慢车中的一趟抵达他的目的地，两箱子书和日用杂物则办了托运。时间正值十月将尽，天气虽然还很干燥，却也变得阴冷和阴沉。树叶纷纷落下。施魏格施迪尔家的少爷格雷翁，一个青年农民，对待外人的态度尽管生硬冷淡，对待自己的事情倒也明显是胸有成竹，就这么个人，他还引进和使用了新型撒肥机呢，就是他，赶着一架带长条座椅的马车来到那个小小的火车站前，静坐在底座高、结实而又有弹性的马车夫驾御台上，等候客人的到来，而一俟脚夫刚刚把手提箱装上马车放好，他就立马让手中的缰绳在为拉车而套在一起的牲口，即两匹膘肥体壮的栗色马的背上舞动起来。两人一路上也没有怎么说话。罗姆山冈及环绕山冈的树木，夹子池塘那灰蒙蒙的水面，阿德里安以前坐在火车上时就已经见过它们不只一次了；现在，他可以近距离地看到这些景物了。不久，施魏格施迪尔家那座巴洛克风格的修道院建筑也在他眼前出现了；在敞开着的四方形庭院里，马车沿着那棵挡住去路的老榆树画了一个弧，榆树的树干为一条圆形长凳所环绕，树上的叶子已经有很多落到了凳子上。
施魏格施迪尔太太和她的女儿克莱门蒂娜一起站在那带有僧侣徽章的大门口迎接来客，克莱门蒂娜一身农家装扮，显得贤淑端庄，是个长着一双褐色眼睛的农村姑娘。她们的欢迎辞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狗吠声淹没，原来，他们家那只用链条拴住的警犬激动异常，不仅踢翻了给它喂食的盆，还且还差点把它自己的草棚子掀塌。母亲和女儿，还有那个帮忙拿行李的专管牲口的脏脚女佣（瓦尔特普尔吉斯），全都冲它喊“去，卡施佩尔，斯塔特！”（在方言中保留下来的古高地德语“斯塔梯”，在古高地德语中为“斯泰特”，后来又演变为“斯忒特”，意思是：“安静”和“别动”），可无济于事。那狗继续怒吼不止，阿德里安呢，先是微笑着站在一边看了有一会儿，之后，他走到它跟前。“苏索，苏索，”他对着它这样唤道，他没有提高嗓门，只是带了一点令人吃惊的警告性的腔调，可是看哪：纯粹只是受到这和缓的轻言细语的影响，那畜生几乎是马上就平静了下来，不仅如此，它还允许这位魔术师伸出手去温和地抚摩它那从前被咬得伤痕累累的脑袋，它甚至还抬起头来，用一双黄色的眼睛看着他，神情极其严肃认真。
“您好勇敢，真让人佩服！”当阿德里安回到大门口的时候，艾尔泽太太这样对他说道。“大多数人都怕这畜生，它真要是闹起事来，就像刚才那样，也难怪人家会怕它。村里有个年轻老师，平时来给孩子们上课——哦，天哪，他那人长得就是瘦弱——每次都会说：‘您家的狗，施魏格施迪尔太太，俺怕得很哪！’”
“是的，是的！”阿德里安一边笑，一边点头，接着他们走进屋里，走进烟草味弥漫的氛围，走上二楼，在那里，房东太太把他领进那间专门为他安排的卧室，这间卧室位于白色的、散发着霉味的过道边上，卧室里面配置有一个五彩的窄柜和一张褥子垫得高高的床。房东另外还多做了一件事，即让人往屋里专门放进了一把绿色的靠背椅，椅子前的松木地板上还铺了一块用边角余料拼缀而成的脚垫。格雷翁和瓦尔特普尔吉斯把手提箱搬了进去。
在这里，也在重新下楼去的路上，他们就已经开始商量如何为客人提供服务，以及如何给他安排生活起居了，随后，他们又来到楼下那间修道院院长室，在这间特色鲜明的、阿德里安早就为之心仪的老屋里继续商量并最终确定：每天早上一大壶热水、浓咖啡，送到他卧室，正餐的时间——阿德里安不和这家人一起吃饭，这一点是事先没有料到的，不过，那时间对他而言也确实是太早了点——那就定在一点半和八点单独给他开饭，最好是在前面那间大屋里（即那间放着尼基像和那架桌式钢琴的农家客厅里），施魏格施迪尔太太说，那屋子如果需要也可以提供给他使用。她答应保证饮食清淡，早上吃牛奶、鸡蛋、烤面包、蔬菜汤，中午是一份又好又红的牛排配菠菜，然后是手工蛋卷，里面夹苹果酱，总之，都是有营养的东西，很适合像他那样胃口不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