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硬要给它分割，那么谁的半生，也是一座七宝楼台，拆来拆去便成碎片，所见的无非只是一些难以拼凑的颜色和斑纹而已。
不拆的话，的确是一座宝塔，我的自然也是，只是那座塔上去不容易，忘了在里面做楼梯，倒是不自觉地建了许多栏杆。
二十岁，刚刚由一重重的浓雾中升上来，眼前一片大好江山，却不敢快步奔去，只怕那是海市蜃楼。
好似二十岁的年纪，不是自大便是自卑，面对展现在这一个阶段的人与事，新鲜中透着摸不着边际的迷茫和胆怯。毕竟，是太看重自己的那份“是否被认同”才产生的心态，回想起来，亦是可怜又可悯的。
我没有参加联考进入大学，是两三篇印成铅字的文章加上两幅画、一封陈情书信请求进入当年的文化学院做选读生的。这十分公平，一样缴学费，一起与同学上课，一律参加考试，唯一的不同是，同学们必须穿土黄色的制服参加周会，而我不必；同学们毕业时得到学籍的认可，而我没有。不相同的地方，十分微小而不足道，心甘情愿地感激。再说，不能穿那种土黄色的外套，实在是太好了。
注册的时候仍是艰难的，排了很久的队伍，轮到自己上前去，呐呐地胀红了脸，名单上不会印出我的记号，一再地解释情况，换来的大半是一句：“你等着，等最后才来办理。”等着等着，眼看办事的人收了文件，挨上去要缴费，换来的往往是讶然与不耐：“跟你讲没有你的名字，怎么搞不清楚的？”好不容易勉勉强强收了学费，被人睇着冷冷地来上一句：“讲人情进来的嘛——”那时候，虽然总是微微地鞠着躬，心里却马上要死要活起来。
没有讲情，只是在给创办人的信中写出了少年失学的遭遇和苦痛，最后信中一句话至今记得，说：“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信写得十二分地真诚，感动了创办人张晓峰先生，便成了华冈的一分子。
好在注册这样的事半年才有一次，情况不大会改，但也是值得忍受的，毕竟小忍之下，换来的生活与教化是划算的。
那时候的华冈并没有而今如此多的建筑物与学生，校园野趣十足，视线亦是宽阔的，而当年的公共汽车也不开进学校内来，每天上学，必得走上一段适可的路，略经一些风雨，才进教室，在我看来，那是极佳的课外教育。
记得在入学的前一阵，院长慈爱地问我希望进入哪一门科系选读，我的心，在美术系和哲学系之间挣扎了好久。父亲的意思是念美术，因为他一生的梦想是做一个运动家或艺术家，很奇怪的是，他又念了法律。我没有完成父亲的梦，进了听起来便令人茫然无措的哲学系。总认为，哲学是思想训练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有益的。
大学时代，回忆起来，是除了狂热读书之外，又同时投入恋爱中去的两种唯二情景。那个年纪，对于智慧的追求如饥如渴，而对于一生憧憬的爱情，亦是期待付出和追寻。同学之间，是虚荣的，深觉本身知识的浅薄与欠缺，这使我们产生自卑，彼此比来比去，比的不是容貌和衣着，比不停的是谈吐和思想。要是有个同学看了一本自己尚没有发现的好书在班上说了出来，起码当时好强的我，必然急着去找一找，细心地阅读体会，下星期夜谈时立即给他好看。这真是虚荣，而也因为这份激励和你死我活的争美，读书成了一生的习惯，但却不再为着虚荣的理由了。本班同学中，在书本上与我争得最激烈的，便是而今写出《上升的海洋》与《长夜思亲》的作者许家石。至今十分感谢他当年对我的一番恩仇。
恋爱嘛，那也是自自然然，花，到了时候与季节，必然是要开的，没有任何理由躲开这自然的现象，只是入了大学，便更加理直气壮起来。
其实，我从小便非常喜欢幻想，小说看多了，生活中少数接触的几个异性，便成了少年情怀中白马王子的替身，他们或是我的老师，或是邻家那个老穿淡蓝衬衫的大学生，或是詹姆斯·迪恩——影片《伊甸园之东》的男主角，或是贾宝玉，或是林冲，或是堂哥的一位同学……年龄不同，角色互异。这种种想象出来的倾慕使得平淡的生活曲折而复杂，在当时，是一种精神上的维他命，安全而又不可或缺。
进入大学之后，同学之间十二分的友爱，这是难能可贵的经验，同学们近乎手足之情的关爱，使我初初踏入人群里去时，增加了一份对人世的安然和信任。虽然哲学系的我们几乎天天腻在一起上课、吃饭、坐车、夜谈、辩论、阅读、郊游，可是彼此之间却是越来越单纯，好似除了书本及所谓的“人生观法”以外，再没有可能发生知识之外的化学作用。在那样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日子里，内心竟然隐藏着一丝丝欠缺与空虚的感觉。
我知道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