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幼的时候，以为世界上只住着一种人，那种人就是在我身边打转转的人。
他们或说北平话、或说闽南话。不然隔壁邻居阿妹妹的一家讲广东话，对面建建的父母全家四川话。至于巷口的老周嘛，他用河南话卖菜。我家爸妈是双声带；忽而宁波话，忽而国语。
这些人组合了我生活的全部天地，直到有一天，一个金发碧眼的传教士上门来拜访。我一开门，他就对我说：“小妹妹，耶稣爱你。”
我惊问母亲：“耶稣我从小就认得，可是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母亲说：“他是一个外国人。”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用语中多了三个新字。例如，当我看一本书叫做《黑奴吁天录》时，我一面看一面说：“看，外国人对黑人多可恶，把他们当奴隶啊！”后来我知道了史怀哲，又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外国人，反过来去非洲做牛做马救黑人。”当我在街上偶尔看见一个碧眼人在走，我兴奋得几几乎要跳到他面前去大喊：“耶稣爱你。”那时候，我只会讲中文，可是，我确定，只要讲上面那句话，那种人就会懂。
后来我才弄清楚，外国人居然还必须分很多种，包括黑人在内，其实都是外国人。后来我又弄清楚了一步：如果有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那他口中的外国人，就包括了中国人在内。原来我也可以是一个外国人。
有一天，我离开了中国，回到外国去，做了好久的外国人——别人眼里的。
回来后，发觉中国同胞以前用的什么番人、番兵、番鬼、番婆以及夷人、夷疆这种字都消失了。洋鬼子也没有太多人用，大陆那边有一阵称为国际友人的，我们这儿干脆白话到底——外国人。
外国人，是一种泛称。
因为久不用中国话，对于这种母语特别用心去听、去看，听人家怎么挑字讲话。看人家如何排字写作。
在许多场合里，我假装低头吃菜，竖起耳朵专注地把别人一句一句话都给一同吃下去，再把合适的消化给自己。这样就不会让同胞笑我脑筋“阿达、阿达”了。
中国人讲话时，凡是碰到大场合，那就不好听。其中必有大道理，叫人点头又点头，不打瞌睡都不行。
中国人小饭馆中一坐下，毛巾一擦脸，随便讲话那个鲜活才如珍珠似的落下来。
可是中国人讲闲话有语病，光是“外国人”这三字就有如此这般含糊的泛指。我们来听听中国人讲外国人怎么讲。
“这种面包呀，吃一顿可以，再吃就吃不消啰——外国人的东西嘛——偶尔为之……”请问，泰国人是不是外国人，他们吃不吃面包当主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