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近人梁启超的读李商隐法，值得我等深刻体会。他说：
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它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
（《饮冰室文集·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
只有这样嵚崎磊落的大师，才敢率直说出来。一，他坦承自己并不“理会”诗中“讲的什么事”；二，他还坦承自己“解不出来”“一句一句”的“文义”。
但是，他又说：一，“我觉得他美”，“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二，“美是多方面的”和“含有神秘性的”。
不求其字句上的甚解，而领略其通体之美，得精神之享受，这才真是阅读文学作品的不二法门。中国人讲做学问，而做学问的中国人，是一点一滴，句栉字比，认真求实，探赜索隐地做起来的，这种治学态度，毫无疑问，当然是极其正确的。但用在文学作品上，这样死抠深挖地做起来，只能将文学的想象力越做越死，最后成为僵尸为止。
说到底，诗词歌赋，小说演义，唱词话本，杂剧戏曲，从来也算不得什么正经学问。即使在封建社会里，虽然孔夫子删定的三百篇古代民谣，成为六经之一的《诗经》。但对那时的读书人来讲，也是属于小菜一碟，是有它可，无它也可的东西。《红楼梦》中那位严肃的家长贾政，绝对规行距步的正人君子，也不把《诗经》当经看。他对贾宝玉的奴仆领班李贵说：“哪怕再念三十本《诗经》，也都是掩耳盗铃，哄人而已。”还说：“你去请塾里师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
显然，有两种读书方法，一种是可以“虚应故事”的，一种是必须“讲明背熟”的。既然贾老爷都认为文学作品不过“虚应故事”，我们干吗要像做学问那样“讲明背熟”呢？
因此，梁启超的读《锦瑟》法，才是读文学作品的门径。
只取其总体上的感觉，领受，颖悟，融通，而不斤斤于字句的诠释，词义的解析，要旨的体认，典故的实证，宁可失之于细部的推敲而获得整体，宁可失之于枝节的深入而把握全盘，宁可失之于末端的探究而得窥全豹，你被作品的美学意境所感动、所共鸣、所吸引、所呼应，你的阅读任务，也就完成了，你的阅读目的，也就达到了。
所以，别听蝲蝲蛄叫唤，千万不要被那些权威专家、教授学者，牵着鼻子走。阅读文学作品，一怕乡夫子的迂腐，舍本逐末，顾小失大；二怕方巾气的穿凿，郢书燕说，歧路亡羊；三怕章句儒的刻板，咬文嚼字，胶柱鼓瑟；四怕恶讼师的偏颇，鸡蛋挑缝，苍蝇下蛆。这些所谓的评论家、注解家、研究家、编纂家，很大程度上类似《水浒传》里孙二娘和张顺在十字坡开的那爿黑店里，所雇用的操刀伙计，无论什么文字、什么作品，只消到得这班职业杀手的刀下，犹如摆放在案子上的那位吃了蒙汗药的武松，等待着的便是大卸八块的命运。
一部文学作品，经得这等人的剖解，肥肉用来剁馅，瘦肉用来切臊，骨头扔进锅里熬汤，杂碎推去案下喂狗，支离破碎，零七八碎，血肉横飞，不成样子。试想，美，没有了，文学的生命何在？庄子在《秋水》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以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这就是梁启超和那些做学问的书虫子，对于文学作品根本不同的阅读态度。
文学，这种形象思维的艺术产品，其中梁启超所说的美的神秘成分，很难说得清，讲得明的。要是能够说清讲明，还有什么神秘可言？正是这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体验和感觉，才构成文学的灵魂所在，魅力所在。
因此，梁启超读《锦瑟》的高见，倒是文学作品的写家和读家，应该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