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抓起来了，一路押往公社。当时不免有些慌乱，怕他们动不动就打人，我反复提醒他们记住革命纪律：“你们不能虐待俘虏！”
我的严正立场使他们果然客气了一些。他们是乡下民兵，没有像样的枪，也没有像样的衣服，其中一位还挂着鼻涕浑身汗臭，让我有点莫名的失望。
我首先想到的问题是：谁出卖了我？不知道这一点，就不好准备口供，就不知该如何控制案情减少损失。我尤其担心孟海，他被捕已经一年多，假如他扛不住，把什么事都吐出来，那我和很多人就完了。
我心里虚虚的，但装出一副死相，企图博得审讯者的同情，其实是在暗中察言观色，紧张地分析和判断着形势。
场长有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我早就看出你是个现行，成天抱一本书看，还看外国书，还晓得写艺术字，思想也太复杂了吧？”
另一位主审官是公社政法委员，老谋深算得多，皮笑肉不笑的，只是要我自己坦白。我说一件，他点点头，要我再说。我又说一件，他点点头，又要我再说。他不时看看炭盆里炖着的一个瓦罐，闻闻那里冒出的肉香。直到我说出偷电线、不慎撕坏毛主席肖像、有一次把革命歌曲“万物生长靠太阳”猖狂篡改成“外婆出来晒太阳”……他仍然不动声色，只是往一罐肉里添加姜片和蒜花。
第二天，审讯没有继续，这位委员不见了，而且一连几天没看见人影。我估计他们正在广泛深入地调查取证，正在广州、桂林等地我所有的朋友那里翻阅口供，分析疑点，搜集证据，准备对我给予致命的最后一击。我的监房离公社电话室不太远。一听到电话铃响，我就觉得那电话与我大有关系。我注意到接电话的人都面色严峻并行走匆匆，相信他们在广州、桂林那边已大有斩获，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正越拉越紧。
大概七八天之后，委员终于回来了，指挥值班民兵从拖拉机上卸瓦，也要我这个囚犯去帮一把。我听见他对别人说，他这些天回家做屋，累死了。
我这才发现，他根本没有去调查取证，更没有一个兵强马壮的庞大专政机器在对付我。我当然松了口气，但再一次感到失望：我来干什么的？只是个来卸瓦的伙计？
我的案子久拖不决。政法委员的最后疑问是：“老实交代，你曾经想去什么地方？”“我……想去北京，看毛主席呵。”
“不对，你仔细想想。”
“我想招工回城。”
“你不要避重就轻。”
我做出苦苦回忆的样子，一件件试着说。我说曾经想去县城玩耍，想去西藏和云南旅游，想去某个海港看看军舰和潜艇……委员一直在摇头，到最后，他实在不能继续老谋深算下去了：“你没想去苏联？没想叛国？”
我没听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