尸体便成为了一个问题。没有它，悬案就没有结论，我们就摆脱不了同案合谋的嫌疑，就得永远被警觉的目光照顾，就一天也少不了听那些令我们心虚气短的咳嗽。从门外那些脸色看来，很多人们在摩拳擦掌地等待，看吧，好戏还在后头，真相总要大白，事实一定胜于雄辩。这使我们突然明白：对于我们来说，父亲活着不会比死去更好。
妈妈整个人瘦了一大圈，急得太阳穴深深地坍塌下去，哭泣时一丝丝晶亮的鼻涕被揪甩出来。“人又不是一根针。一根针也可以找到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就找不到了呢？你就是上了天入了地也得留个影子吧？”
她诅咒父亲：“你好蠢，好蠢呀。你要死，就干干脆脆去死，明明白白地死呵。儿女都小，你不要糟践他们呀，不要拖累他们呀。这院子里有井，家里有电线，街上有汽车，药店里有安眠药，哪里不能死呢？……”
我也在偷偷思忖：父亲可千万别还活着呵——虽然这种闪念使我深深惊恐，自觉大逆不道而且残忍。
妈妈的哭泣没有使门外的面孔们释疑。他们仍然沉着地看报纸和熬药，沉着地扫地和洗衣，乘凉时把蚊虫拍打得叭叭响，且看这妇人如何再表演下去。在我听来，那夜里此起彼落的叭叭叭，似乎是欢呼新生活开始的从容鼓掌。
妈妈开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寻找计划。她拉上姑姑，每天早晨带上干粮和水，带上遮阳的草帽和蒲扇，两人手挽着手坚定出发。我在家里做饭，等待她们回来。在我几乎绝望以后的那一天，妈妈静静地出现在门口，头一昂，眼里闪耀异样的光辉。左邻右舍也闻风涌入我家，挤得椅子吱吱嘎嘎移动。“找到了么？”“找到了么？”……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我妈。她头一扭，根本不理睬这些家伙。姑姑则小心地说，她们在湘江下游十几公里处的地方，访到了一位农妇。农妇说一个多月前岸边曾漂来一具男尸。妈妈与姑姑随着农妇的引导，找到了河滩上一个临时坟堆。一时找不到工具，两人就用手指去抠。不过几分钟，妈妈就抠到了泥土下一个她所熟悉的衣角，还抠到了一张满是泥巴的嘴——我想象，那个男人曾恨恨地把这个世界咬了一口？
“怎么断定就是他呢？”一位阿姨不甘心没有来自美国或台湾的电报。
母亲神色激动地宣布，断什么定？有他的鞋子，有合得上的时间，有当地派出所拍下的照片，还有他的羊毛背心……还有什么屁放吗？他死了！死了！
妈妈的鞋子糊满黄尘，成了个泥壳，右边一只鞋已前头开花，露出了大趾头。她用胜利者的眼光扫视那些面孔，看他们如何躲躲闪闪地表示信任，表示理解，表示迟到的同情，看他们等候多时之后沮丧而乏味的支支吾吾。妈妈赢了。
大姐哭起来了。
大哥哭起来了。
妈妈也哭了。我们全家有了理直气壮哭泣的权利。我们哭得如释重负安心落意乃至有些兴高采烈——哭声是确证父亲已经死亡的凯旋与庆祝。
但父亲永远不再有了。他消失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这就是说，我们吃早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中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晚饭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吃完饭洗碗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洗完碗喝茶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边喝茶边谈论天气或谈论邻居或谈论政治的时候，他不再有了。我们上厕所或去浴室的时候，他不再有了。在我们的一切时刻，他不再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