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过我的课程的教授，剩下的本来就越来越少！在1999年1月27日刚度过九十华诞的萧乾教授，2月11日就因病去世。几十年来常同我保持着联系和交往情深谊重的老师，从此就永别了。这不能不使我常陷在一种悲伤与怀念的情感之中。
6月里离北京去英国之前，我和起凤又到复外二十一楼老师住处去了一次，是为了对老师的去世再作一次凭吊。面对老师微笑的照片，我们默默鞠躬。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落泪。要我不动感情是不可能的。
那天下雨，我和起凤同文洁若师母告别后出来，大雨倾盆，我们淋湿了衣服走了很多路才招到一辆出租车回到住处。哗哗的大雨，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五十多年前的上海江湾复旦大学……我就是在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日子第一次见到萧乾老师的。
一
1946年暑假开学以后，萧乾老师由英国回来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外文系兼课任教授。他是第一位赴欧洲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事的中国记者，是唯一亲历法国诺曼底登陆战的中国记者，在新闻系学生中很有声望。他在新闻系教的是“英文新闻写作”课，主要是讲热爱记者工作，认为记者这种职业，可以广泛接触社会，广泛涉猎人生，能接触各种人，能到各种地方，是了解并探索人生最理想的工作。正因如此，记者必须学好外文，要能说能写，“英文新闻写作”课就是教大家掌握用英文写作新闻的课，希望大家重视学好。这番话曾给我这样的新闻系学生不少鼓舞。那天，下课时正下着急雨，教室走廊的屋檐上流下的雨水哗哗响，他在藏青色西装外披着一件战地记者用的绿色军用风雨衣，冒着雨匆匆走了，步伐轻快敏捷，仿佛有什么重要事要去办。那个雨中远去的背影至今清晰如在眼前。
以后上课，他选过一些英文新闻报道做教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题目是《赫斯吃鸡》。这是一篇用杂文笔法写的新闻报道，有英国人的那种幽默、讽刺和调侃。萧乾先生讲这一课时，谈到了他在西欧采访的旧事，谈《赫斯吃鸡》一文时，很强调语言技巧，要我们善于用文学语言写新闻。
作为一个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我那时在受业于萧乾先生之前，就爱读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特写通讯，尤其是做随军记者写的英伦通讯及欧洲战场的报道。当时他在《大公报》上用“塔塔木林”笔名写的“红毛长谈”一系列的杂文也引起我的注意。因此，他的课我总是专心听讲并做笔记。萧乾先生没有想象中的“英国绅士”架子和派头，很朴实亲切，谦虚而又和蔼，脸上永远有那种使人感到容易接近的笑容。那时候，每个教授手中都有一本点名册，萧先生有时也带点名册来，但他从不点名，给学生一种宽松的印象。复旦新闻系当时有不少名教授，有的难以亲近。萧先生忙，但从不拒绝与同学接触。我不喜欢“高攀”，但他的亲切和笑容使我忍不住不去他的住处看望。记忆中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是谈他的长篇《梦之谷》。我在图书馆借到了这部小说，读后感到喜爱。那时新闻系的同学石碚在编一家报纸的图书评论专栏。我有时应约写点书评去发表。读了《梦之谷》我去看望萧先生，我告诉他我想写书评的意图，他笑着说：你看了有什么想法就照你想的写好了。但后来，我怕评不好，结果未写。一次是谈新闻写作，他说：新闻每每写出来时有生命，时间长了，生命就消失了。因此，写新闻时，要注意加点“防腐剂”。所谓“防腐剂”，他指的是文学价值和政治价值、经济价值等。萧先生在《大公报》的事极忙，在我记忆中有两次课他都请了假。而且，家庭里出了些不幸的事。我同他久无接触。大约是1948年年初，关于他要去办《新路》杂志的事在学生中有传播，说他倡导走“第三条道路”走“中间路线”。但他并没有向学生灌输或拉拢学生去走什么“第三条道路”。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态度是明确的，根本没去主编《新路》。有一天，在校门口突然遇到他。我们是站着说话的。我无从安慰他什么，但把听到的舆论告诉了他，我的措辞自然是否定第三条道路的。记得他看着我的眼睛点头说：“我没打算去！”在我感觉上，他的思想当时是该属于进步范围的，无论如何不该“左”到把他推到“黑色”“反动”的泥淖中去。
二
1948年夏季，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做了助教。但萧乾先生已不在复旦任教。我再见到萧先生时，已是1957年“反右”前夕了。
我是1953年为筹办《中国工人》杂志由上海总工会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系统工作的，住在东总布胡同19号。当时的社会风气，人同人之间不大交往，我又不爱去串门，虽然知道有些老师和同学及熟人在北京，但从没有去看望谁的欲望。对萧先生也如此。
一天，我在东总布胡同一个简陋的邮局里寄信。这里狭小破落，柜台里坐着一两个工作人员。我在桌上蘸糨糊往信上贴邮票，忽然一抬头看见萧先生在帮一个老人填写包裹单。老人没文化，萧先生耐心认真地按照他说的地址，笑眯眯地低头帮他填写，写得很专心。填完，等那老人把包裹递到柜台上交给邮局的工作人员，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他耐心笑着帮老人填写包裹单的事，当时就感动了我。等他填完，我走近他叫了一声：“萧先生！”他抬头认出是我，就笑着同我握手问好，我扼要说了自己的工作情况，并礼貌性地说以后要抽空去看望他。但事实上，从“反右”运动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同他见面。他写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一文，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他迅即很倒霉了！“反右”运动把人搞得黯然无声，互不来往，也不敢说真话。接下来是“三面红旗”“大跃进”，再接下来是“三年自然灾害”……1961年夏，我们的刊物奉命“拆庙搬神”，我自己就莫名其妙地离开北京被下放到了山东沂蒙山区，到一个省重点中学做领导工作。从此，茫茫天涯弹指二十多年，许多旧相识几乎忘了我，我并非无情之人，但也很少想起会同萧先生再有联系！
三
时光如水。同萧乾老师又恢复联系是在80年代了！
1983年10月，我由山东调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当时，在该社出版的现代作家选集中有《萧乾选集》四卷。选集的第一、二卷已经出版，第三、四卷由我终审签发。萧先生同我开始通信。现从找到的信中择一些摘录如下：
1984年11月27日他给我来信说：“非常赞成你来主持文艺出版社。上函听说你们川社有五六百职工，我即吓了一跳。人文（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百人左右，已嫌太多。上函我提到在西德慕尼黑一出版社，年出书一百种（包括七卷本的中德对照《毛选》，作一种计），还出两种月刊，而从社长到会计，一共只十六人。北京的外文出版社，1949年我们筹办（同时编着两个英文刊物）时只七人，包括乔冠华（他只算半个）。今天该社已三千人出头了。这全是大锅饭之所致。不改改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