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深夜两点多，有个小学同学突然在同学群里问我：“你们作家是干吗的？”
他发了三遍：“你们作家是干吗的？”
作家干吗的？
自从过了四十岁，我总是睡得格外浅。记得在更年轻的时候，每次睡眠都如同在夏日里从海边的崖石直直跃入清爽的海里；而如今，每晚脱掉自己披挂了一整个白日的身份试图入眠，感觉如同赤裸着灵魂躺进淤泥里，知道自己的意识慢慢被某种浑浊的东西包裹，最终沉没，却永远感觉到冰冷且不踏实。
因此，手机稍微一震动，我便醒了。
眼睛有些发炎，沾满了黏稠的眼液，脑子也迷迷糊糊的，看了好一会儿，才确定，真的有人半夜在小学同学群里，问我作家是干吗的；而且，问我的人，在群里的名字叫“轻舞飞扬”。
我点进他的页面查看，是个男的，居住地显示在冰岛。
一个居住地在冰岛的叫“轻舞飞扬”的小学同学，男的，深夜两点多，问我作家是干吗的。
我怀疑是自己做梦。
我想，肯定是我不那么满意自己最近写的东西，才会有这样的梦吧。自从越过无知无畏的青春后，我开始察觉到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边界，感觉世界于我已经不是充满可能的，而是开始紧缩。我因此越来越怀疑自己是否有心力写出更好的作品。
但我怎么会给自己取“轻舞飞扬”这样的网名来诘问自己呢？我肯定不会，梦里也不会。
我胡思乱想着，放下手机，打算躺回到淤泥里去。
那个“轻舞飞扬”的信息又来了，直接提交了申请加我好友的信息：“是我啊，不认得了吗？”
语气似乎有点着急。
“我如何会认得冰岛的轻舞飞扬呢？”我心里想。但还是通过了他的申请。
刚通过，第一句话就来了：“你们作家是写那种故事的吧？”
“哪种故事？”我在心里问，但我没有问对方。
他自己往下说了：“我有个故事，我在想，是不是你们作家应该写的？”
他说：“我想和你说说这个故事，我特别希望你能把它写下来。”
自从成为作家后，总会在各种场合，碰到希望我写他故事的人。
有次亲戚葬礼，我从北京赶回东石镇去，仪式上有个亲戚拉着我走到一旁，附在我耳边轻声说：“我重症了，我谁都没说。”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确定他们听不见，噙着眼泪继续说，“我可以把所有事情告诉你，你能帮我写下来，等我走之后再给我家人吗？”
有次在某个家乡的盛会上，某个政府领导喝醉了，突然拎着一壶白酒走到我跟前，说：“我先敬你，你一定得答应帮我一个事情。我母亲去年走了，但我是一个干部，我不能表现得太脆弱或者难过，我控制得很好，从她离开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表现过脆弱，可是我太想念她了，这种想念钻心地疼，你能帮我写下来吗……”
但一般酒醒了，或者情绪过去了，便不再追着我说了。甚至，似乎再见到我总有种带着羞耻感的尴尬。人对藏在自己内心的故事，从来便是这般吧，既希望有人知道，又希望不被人知道。
我后来找到解决办法了，遇到这种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不回答，似乎我听到了，又似乎没听到，时间一过，对方自然会假装忘记的。
我因此决定不回复这位同学。
但他又发来了一条信息：“你知道咱们家乡昨天刚刚来了个几十年一遇的超大台风吧？”
又一条信息：“这个台风应该是我叫来的。”
发完这两句，他就不发了。可能在等我判断是否有兴趣听吧。
这还确实是篇故事的开头，我心里想。
信息又来了：“我们现在打电话？我给你讲讲？”他没等到我拒绝，觉得，我应该想听这个故事。
“现在？”我有些惊讶。
“可以吗？”
我犹豫了一下，说：“好吧，你得稍等我一下。我得去书房，不好吵到家人。”
我走到书房，掏出笔记本，才想起来问：“但是，你到底是谁呢？”
“是我啊。”他显然一直等在那边，信息回得非常迅速。然后微信电话响了，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是我啊！”
“你是？”
“蔡耀庭啊！”他的声音亢奋又莫名的悲伤，“蔡耀庭啊，你肯定记得我的，蔡耀庭啊。”
蔡耀庭啊，我记得的。
我记得他长着两颗虎牙，脸很白，总是笑，笑起来很好看。我记得小时候他家是开养猪场的，他邀请我去他家骑过猪，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骑猪。我记得，他还带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去过学校后面那条溪流，我们都脱光了跳进溪水里游泳。我还记得，那时候家乡有着许多条无名的溪流，后来开发建设，这些溪流都消失了。我总莫名想念那些溪流，我甚至有时候还听得到它们流淌的声音。
我们应该至少三十年没联系了吧。这么一想，我有些感伤。我问他：“最近如何啊？”
他没顾得上回答我，只是非常着急地催促我：“我可以开始讲这个故事了吗？”
我这才听到他的声音带着浑浊沉重的喘息，一呼一吸，哗啦啦、哗啦啦的。他的每个字句因而听上去都湿漉漉的，仿佛刚从海里打捞上来一般。
以上，便是我接下来要记录的这个故事的由来。
我曾经考虑，在蔡耀庭讲述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成一个新的故事，但是，几次尝试下来，都觉得不如蔡耀庭说的故事好。作为一个写作者，惭愧地说，这个故事我基本上只能起到润色的作用。我边整理边充满挫败感地在想：“作家到底是干吗的呢？这个世界为什么需要作家呢？”
昨天，家乡东石镇来了六十年一遇的超大台风，中心风力十七级。新闻报道说，仅仅泉州市区，被推倒的树，就有三万多棵。
很多人应该都看到那些视频了吧，有的树是被连根拔起的，有的树被直接拦腰折断了。我还在抖音上看到，有人在台风过后，去看望他认识的一棵棵的树。
我理解那些难过的。或许他童年时候爬到那棵树上过，或许他曾把自己认为的宝藏埋在树底下过，或许他逝世的爷爷以前总陪他在这儿等公交车……但他们没有说为什么，就只是沉默庄重地拍着这样一张张悲伤的照片，如同是在为自己的记忆拍摄遗照。
还有个视频，被传播得很广，连我在北京工作的同学、国外合作过的客户都转发给我了。视频里，台风带起海浪，甩着巨大的巴掌拍打着人们，把人打翻在地了，还按在地上来回滚动着。
这我可以做证，这次台风便是这般的。
我当时就在那儿。
事实上，现场比视频看着更恐怖。我无法描述那种感觉，就是，无数座水做的十几层楼，在你面前起了塌，塌了起，一次次倒向你，无数次崩塌掩埋你的感觉。
我一步步走向海边时，几次都被掀翻，后来感觉台风又拍过来了，我身子不由自主地蹲下来，像块石头一样蹲下来。我当时浑身发抖，心里想：“跑到登陆点看台风的，都是疯子吧。”
我得解释下，我不是疯子，我之所以去登陆点等台风，是因为，这个台风真的是我叫来的。
我叫它了，它还来了，我总不能不去看它吧。
没记错的话，整个事情的开始应该在6月22日。那天，我去厦门的房管局办事大厅，等着办房子的过户手续。
人乌泱乌泱的，大厅闷热闷热的。大部分是一对一对夫妻来的，就我是一个人。
那些一起来的，脸上的表情总是生动的，我看到了幸福、算计、拉扯和荷尔蒙，我因此觉得眼睛放哪里都不对，只好随手刷起短视频。我刷的第一条是给狗狗做spa（水疗），狗狗舒服得眯着眼时，我也跟着眯起了眼，然后，我看到了这条视频：太平洋刚生下了一颗台风。
那是个卫星的动态图：蔚蓝色的太平洋上，有云系在旋转，转着转着，转出一个中心点，像只眼睛，张开了——台风出生了。
对生长在闽南海边小镇的人来说，台风像远房的亲戚，经常冒冒失失地来了，一来就把家里闹个鸡飞狗跳，还没等到和它理论清楚，它便突兀地走了。有时候，又生生没有消息和动静，碰上某一年等不来，还免不了出门不断探头，想着，奇怪了，怎么就不来了？
台风也是我自小的“亲戚”。这样的卫星图，从小到大我看过太多次了。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最终到手机屏幕，我看着自己的这个“亲戚”，年复一年地在太平洋上转着转着，然后冷不丁地，直直朝哪个人的家乡撞了过去。
一开始我没察觉到自己的在意，就是短视频播放完了，我刷新了一次，又刷新了一次，再刷新了一次……我最终是把这条视频划过去了，但脑子里，蔚蓝色的海上，那云系就在那儿旋转着。
然后，我发现自己莫名期待了：会不会恰好是很大的台风啊？会不会恰好就到自己的家乡登陆呢？
这些声音，像浪花一般，一直在我脑子里，哗啦啦地起来，哗啦啦地落下。那几天，我隔个几分钟，就拿出手机搜索一下：太平洋、台风、最新……太平洋、台风、最新……
刷新一次，那台风大一点，再刷新一次，那台风又大一点……连续刷了四五天，我似乎目睹了一个怀孕的女人腹里胚胎成熟的快进过程。而我也像自己第一次当父亲时那般，越来越激动。我三不五时截取一张图片，不断放大，放大，着急想看到那婴儿的胎芽、胎心，想看清那婴儿的脸庞。
然后第六天，我看到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被命名为‘阿勇’。”
我想着，这名字竟然和我的乳名相同。想着，这名字也还不错。
想着，或许发现这个台风的人就叫阿勇——第一个发现台风的人，是可以给台风命名的。而孤独地观察着台风的人，总那么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台风。
或许，每个孤独的人都是那么希望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吧。
正想着，我看到气象部门发布了：“台风‘阿勇’有可能生长为近六十年来最大的台风……”
我听到自己心里扑通扑通跳，喃喃地对着屏幕问：“阿勇，你是为我来的吗？”
问完忍不住发笑。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了？
但我还是又小声问了：“如果是，那你就帮帮我，朝东石镇去吧。”
说完，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应该是第七天凌晨五点多，我如往常，又莫名醒了，随手拿起手机搜索：太平洋、阿勇。
我看到那张云图了——长着硕大身躯的“阿勇”，直直往大陆的方向冲来了。我截图放大“阿勇”的预测轨迹：就在厦门和泉州的中间，就是家乡东石镇的位置。
我觉得脸上痒痒的，以为是小虫子飞到脸上，一抹，才发现，竟然是水。
哦，是泪水。我自己也愣了一下。
“台风有什么好看的？”这个问题，我自小就好奇。
我记得，东石镇上有个人叫曹操——和那个众所周知的枭雄一样的名字。这个东石曹操，一到台风登陆时，就往海边跑。一边跑一边敲锣：“风大浪急，乡亲尽快远离海岸堤坝。风大浪急，乡亲尽快远离海岸堤坝！”
总有人不肯离开，他便总要拿着扁担追打。打是结结实实地打，一下就是一条瘀青。众人因此见他总是要跑的。
只是确定海边没有人了，他却还是在那儿叫喊着。虽然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硕大的风声、倾盆的雨声和令人震骇的浪声，但小镇里的人，还是能从这些声音的间隙里听到，曹操那喊得撕心裂肺的驱赶声。
我记得他，一是因为，他和他名字的来源——历史书里写的曹操，真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最多一米六的个儿，估摸着重不过七十斤，走起路来，头总要往前突，像鸭子。
还有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台风雨里的曹操：戴着蓑笠，穿着草鞋，所有衣服都湿透了，紧紧贴在身上，边号着边往海边飞奔。那时候我还很小，看着有人最终活成这个样子，心莫名惊慌，惶惑如何的人生会把人变成鸭子！惊恐着，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让人活成了鸭子？
我以后会不会也碰上那样的日子？
听人说过，那曹操的儿子就是好事跑去看台风，结果一不小心被台风卷进去了。曹操儿子死的时候四十多岁。“上有老下有小，还这么好事，真是蠢！”我记得镇里的人谈起那些因为看台风而死掉的人，老这么说。镇上的人总愿意轻佻地批评早夭的人，仿佛那些人是生活无能的阵亡者，而自己因为还可以成为和生活搏斗的人就如此傲慢。但是，每次台风来，还偏偏总有人去堤坝上看台风。我没记错的话，我在东石镇上读书那十年，就有三个人也是因为看台风死掉的。
小时候，我心里总在想，看台风的人究竟是群什么人？台风究竟有什么好看的？为什么台风来了小孩都知道得躲在家里，偏偏成年人反而一定要去看呢？
这个疑问，我从小好奇到大。结果到四十多岁了，我突然发现，自己也成了一定要去看台风的人。
自打决定要去看台风，我就察觉到自己奇怪的郑重和紧张。
我首先给自己买了一二十年没穿过的雨靴和雨衣，我想，这样子看上去应该像是很认真要去看台风的人。
我到闲鱼上买了个二手相机。想着，如果那天在海边等台风，别人困惑地看着我，我可以拿起相机晃一晃，别人就会以为我是来拍照的。如果我意外被巨浪卷进去了，大家看着相机，也会以这么个逻辑来解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我可不想麻烦别人花一番精力讨论我为何出现在这里。
我后来还笃定，那天自己最好穿着休闲西装。我得穿得好看点。
至于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么笃定的一个想法。
然后，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那天应该如何出门，如何和妻子、孩子告别。
到了这个年纪，我已经知道了：不论亲近、憎恨、厌恶或者毫不在意，甚至，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孩子总要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的。
那种“想起”，不是清晨海边雾气慢慢蒸腾的弥漫，而是草丛中突然蹿出一条蛇的那种猝不及防——可能在看到别的父亲牵着孩子时；可能在自己第一次手淫，射精颤动的一瞬，突然明白父亲也开启过的世界时；可能在抱着自己的孩子想起自己被抱着的感觉时；又或者，在某个晚上，实在吞不下难过，没有能力走进自己组建的家，在门口呆坐的时候……
最近我总不断想起自己的父亲，所以我知道的。
自意识到这点，我就开始紧张每次告别，想着，万一我的孩子最终会从这个片段找到日后想起我时的样子，我得定格好一个怎么样的表情呢？
万一这次告别，还是个“特别”的告别呢？
我一开始想的是，就逐一拥抱下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亲亲他们的脸，然后笑得灿烂一点，和他们说，爸爸走了。
语调一定要温柔且坚定，笑容一定得灿烂。我想，这样，他们回忆起我的样子，应该会是好看的。
但某个晚上，我又突然担心，如果孩子日后想念我，一想起，就是一张好看的笑脸，会不会更难过？
或者，就冷漠一点吧。
我想，如果孩子最终觉得，是这个父亲不好，孩子们终究是不是会少一点难过。可以让孩子不那么难过，我觉得挺好，唯一的代价，是让自己的孩子误解我。
我想，自己一定是这样勇敢的父亲。
但是，时间越逼近，我越发察觉到自己的后悔——我实在无法让我深爱的孩子，记住的我的样子，还那么令人厌恶。
这天终于要到了，晚上，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想，身子翻来覆去地动。身边的妻子可能被惹怒了，或者做了噩梦，也不知道醒还是没醒，一只脚恰好就蹬在我身上。我没敢吭声，干脆坐起身，看着睡着的妻子。
月光敷在妻子的脸上，我仿佛看到了二十岁时的妻子。月光总是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她可真美，我想，这么好的人怎么就成了我的妻子了？我想，这么好的人，怎么因为成为我的妻子，而被拖入现在如此丑陋的人生呢？
我想着想着，发现，鼻子在发酸。
然后，我觉得自己好恶心，连愧疚都只会用难过来表示。
应该是天蒙蒙亮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了答案：那就表现正常，正常到，放在平常的哪个日子里就不见了的那种正常。即使什么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意外也只是像把透明的刀，很客观地把本来的生活就此干脆地砍断而已，其他，什么都没变。
我觉得这很好，正常和意外其实都是很好的东西。
然后昨天早上，我如往常，还是没能睡着；如往常，等到自己正常的起床时间才假装醒来，正常地伸了伸懒腰，正常地发出舒服的呻吟声，正常地起床，正常地撒尿、拉屎、泡茶，正常地随便吃点小面包当早餐。然后我用正常的口气对着妻子说：“对哦，今天我得回老家一趟啊。”说完，就准备正常地进行下一个流程。
妻子却追出来问：“去干吗？”
我用正常的口气说：“我得去看台风，台风在老家登陆。”
然后，我意识到了，这句话有多么不正常。我意识到了，其实自己本来就知道，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不正常。
车开出地库，果然下雨了——台风要来，世界总是要大张旗鼓地先下场雨的。
我打开车上的广播，广播里主播们在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个台风：“这可能是六十年来最大的台风，专家预测，掀起的浪最高有十层楼那么高。”
“十层楼高，那得多高啊！”女性主播有点激动。
主播们察觉到自己说得太兴奋了，赶紧转换成严肃的口气：“所以请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去海边哦。”
这个转换实在生硬，我被逗笑了。我边笑边把车开进雨里，感觉像是开进一场宏大表演的开场里。
我过去的家和现在的家，就隔六十公里，都在海边。现在还有条高速路，开得快点，呼呼地听四十五分钟风声，就到了。
天气预报说，台风在下午三四点登陆。其实我大可不必这么早出发的。但我想着，看台风前，或许可以再去找找许安康。
我也是在今年年初才知道这条高速路的存在。而我知道这条高速路，就是因为我想去找许安康。
那一天，我本来很有把握，跨海大桥一过一拐，便是一条小路的路口，然后开进去，小路坑坑洼洼的，晃晃荡荡一个半小时，出来就是老家了。
但那一天，我下了跨海大桥，一拐，是一道墙，里面是张牙舞爪的塔吊。
车头对着那堵墙，我愣了许久，困惑地拿起手机查看地图软件。我看到地图里眼前在建的这个小区叫“美丽时光”，而此前那条回老家的路，早已被各种规划截断，在地图上一截一截的，像是被废弃的列车车厢。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很久没回老家了，而就在那几年，沿着这海边竟然还修好了这么一条高速路。
这就是中国。我突然想起那天中学同学王书传说的那句话：“以前读书的时候，总听老师很骄傲地讲，咱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进程。小时候我容易晕车，每次一听这句话就想，正常的人生进程我们的灵魂都不一定受得了，更何况还加速的呢，我们的灵魂是不是在晕车啊？”
我还记得，王书传说完这句话笑得很腼腆，就和小时候一样。
我那天突然决定要回老家找许安康，便是因为王书传来找我。
王书传是我初中、高中的同班同学，自小便是温厚的人，说话声音很轻，长得白白净净的，从小到老，都留着流川枫样式的发型，经常话还没说，就先笑着，眼睛透亮透亮的。他小时候家里是开纺织厂的——他和我一样，也是因着父亲发家了，小学时从村里搬到镇上来读书的。
王书传来找我，是为了他在我开发的平台上买的那些理财产品。他是到我位于观音山cbd的公司来找我的。公司本来租了一整层，我在一个地方听一个设计师说过：“最好的设计就是你想象的在这里即将展开的生活。”因此租下这层办公室以后，我就经常开车到还是工地的这里，一寸一寸地想象，即将在这里展开的生活。
只是现在，这里展现的生活，是被那些债主打砸得像刚被轰炸后的战场。这倒是这个地方最诚实的样子，我这么告诉自己。
现在，只剩下一个前台和我来上班了。因为没有收到工资，保洁阿姨都不肯来了。我和前台每天按照正常上班时间点来，日常的工作，是打扫清理能清理的部分，以及接受债主的追问和辱骂。
我来上班，是因为，我以为，只要我每天的秩序是正常的，公司就似乎有了开始正常的部分，然后这个正常的部分，或许又有机会继续长出更多正常的部分来。
我其实也很好奇前台为什么每天坚持来，她三十多岁，山区农村出来，职高毕业的，每天见到我总笑盈盈的，有激动的客户要打我，她挡在我面前的时候也笑盈盈的。有一天她帮我挡了一个耳光，我难过地说：“其实你不用来上班的。”她很骄傲地看着远方，而不是看着我，她说：“我不是为你，如果我能守着你把公司翻转过来，那就是我这么一个笨拙的人一辈子最大的成就了。”
每个人都在拼命为自己找存活于某种境况的逻辑，她的眼睛在发光，我因此不忍看她的眼睛。
那天，王书传找我的时候，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似乎做错事的是他自己：“那些产品还能兑付吗？如果方便，能优先帮我退出吗？”说完，偷偷瞄了瞄我。
我不是故意低头的，是因为觉得脸火辣辣的，还变得很厚很重。王书传善良得紧张起来了，他语无伦次地唠叨起每天要被自己的妻子半夜掐醒，现在身上都是一块一块的瘀青。他说，他理解妻子，他妻子是穷人家出身，还是学会计的，每笔钱都性命一般。他说，按照规划，这笔钱获得收益后是要给儿子买个好学位的。然后又说着，其实好学位有什么用？现在多好的学校都不值钱，多好的学历都不值钱……
他既不知道哪句可以安慰我，也不知道哪句可以适当表达自己想拿回钱的意思。
我听着难受，头更低了。王书传走过来，拍了拍我，说：“千万别把债主那些话往心里去。他们是因为难受才说那种话的。你也难受，所以你能理解的。”
我心里想，王书传真是个温柔的人。我什么都做不了了，但至少要安慰他吧。我撑起一口气，嬉皮笑脸地说：“以为我这么惨啊？我只要把跑路那家伙在河源的楼盘卖出去就可以了啊。”
王书传被我安慰到了，问：“确定吗？”
我说：“当然。”
最容易安慰的，便是渴望安慰的人。王书传释然地微笑起来，他终于要到了一个可以回去交差的理由。
一开心王书传就感慨：“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王书传说：“怎么感觉一不小心中年了？反正我没习惯。”
王书传继续念叨：“以前读书的时候，总听到老师很骄傲地讲，咱们国家用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世界几百年的进程，我是个容易晕车的人，我最近老琢磨，那咱们灵魂受得了吗……”
我跟着笑了，鼻子一直发酸。
王书传继续自言自语：“你记得我高三复读那年，我父亲正在走公司破产的流程吗？那一年，我咬着牙，拼命地死磕，最终竟然超常发挥，考上了厦门大学。我当时想，所以人生经历挫折还可以是好事啊，所以很多时候老天爷要给你的礼物的包装纸是苦难啊。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入学第一天开始就突然不想活了。”
我是记得大概在读高二、高三那几年，家乡一度有一家又一家的企业接连倒闭，我还记得，那几年我回老家，道路两旁都是贴满了封条的工厂。但我倒是第一次听到王书传这个事，在我记忆中，王书传一直是这么温柔的人，而他至今的人生，似乎也都很温和。
然后我知道了，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里，或许该发生的都发生了，只是，有人温柔到，连撞到他人生里的每个张牙舞爪的事情都最终显得温柔了。
我讶异地看着王书传，他继续自言自语：
“那天，我半夜里睡不着，偷偷溜出宿舍跑到学校的湖边，想往里跳，旁边有许多对男男女女正抱着对方啃。他们好奇地看着我，可能不理解为什么在自己的身体和欲望终于摆脱父母看管，终于可以享受各种可能的时候，还有人这么悲伤。我看着他们，他们看着我。然后我突然想，我要不要挣扎一下呢？我要不要给谁打电话呢？我掏出手机，看着一个个名字，不知道要给谁说。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到了许安康。许安康你也知道，对谁都那副样子。但我竟然，就想给他打电话。
“电话打通了，安康接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听，我就乱七八糟地讲了，讲完我说：‘安康，糟糕了，我好像想哭。’安康说：‘你哭，我这边听着。’然后我就哭了。哭完了，我等着安康安慰我，可等了好久对面都没有任何声音。我问：‘安康啊，你不安慰我吗？’安康说：‘这很正常啊。你的一切反应也都很正常啊。’
“正常？我如何都想象不到，许安康是这么安慰人的。但我觉得这样的反应让我感觉很安全，那段时间，我经常打电话给安康，然后我就好多了。”
说完，王书传笑眯眯地转头看着我：“要不，你有空去东石找找安康吧。你不是从小和他关系就很好吗？你知道他回来了吗？”
我才知道许安康竟然回来了。
王书传说完，突然站起身：“那就这样，我得赶紧去赶公交车了。”
他解释说：“我家那地方比较偏，就一班公交，司机经常偷懒，有时候半小时不来一趟。”
又说：“不过有个好处，我家所在的村，菜价真低，而且空气好。”
“对吧。我现在其实过得挺好的。”最后他这么说，眼睛扑闪闪地看着我。我知道他需要我确定。我赶紧点了点头。
送完王书传，我就下地库发动了车，直直往老家开了。
然后才发现，原来回老家的路，早已经没了。
如果不是王书传一定不会说谎，我是不相信许安康会回来的。
从小我就知道，许安康是一定要离开家乡的人，正如我们这一代很多人一样。
王书传说得对，我是应该去找许安康的。
我知道的，这几年来自己的内心正在发脓，一张嘴，就闻得到心里冲上来的一股恶臭——那是我内心无法自愈导致的。
我还知道的，许安康一定能帮到我，正如他一定能帮到王书传。因为，他是最早碰到那些东西的人。
这几年，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一定得找他了，但挣扎了多次之后，我最终选择找出他的微信和手机号码，全部删掉了。我想，或许是因为，如果我没去找他，他永远于我是某种希望，如果我去找他，他却也无能为力，我或许将很难再说服自己如何把人生进行下去。
人在绝望的时候总会给自己安排一个最后的希望，而这个希望，通常最终又是不敢去碰的。
小学三年级，我突然被父母从村里的小学转到这镇上来。我就是那个时候认识许安康的。
在那之前，虽然生活在海边，但父母从来就不让我出村子，更不要说看过海。海被我的父母藏得严严实实，或者说，我被父母藏得严严实实。
关于在那个村子里的童年，虽然我确确实实亲身经历过，但回想起来，还是觉得那么不真实。直到后来，我去看过话剧，看到舞台随时更新场景——这边的房子拆了，那边的房子建了，这条路拓宽了，那条路消失了，看到参与演出的角色们，手忙脚乱追着这剧情的变化跑，我想，这不就是我童年的生活吗？而且，大家比那些演员更跟不上拍子。
时代从来就是很难跟得上的，虽然我们生活在其中。
母亲怀我那一年，父亲还是个农民。我还记得母亲唠叨过，外婆当时计较着想给她找个当工人的丈夫——工人是城镇户口，可以去粮站领国家配给的粮食。而农村户口只有地，只能自己管土地要一家的生计。
结果母亲真嫁过来，锄头是拿过，但好像没超过一个月，父亲就莫名其妙地从农民变成了老板。而她，还没当过正经农民，就当起了老板娘。
至于父亲怎么突然从农民变成老板，按照母亲的说法，只是因为父亲“好事”——他听说，镇上有种专门吃油，吃完就突突突冒着黑气，可以驮着几头牛跑起来的新鲜玩意儿。他好事地走了半天路赶到镇上去看。他想着，既然好事地来看了，就好事地摸一摸。既然好事地摸过了，就好事地问怎么开。然后他就学会了。然后那老板就雇他开了。然后他赚了钱就自己买了。又然后，他发现自己每几天拖着村里的猪到镇上卖赚得更多。再后来，他干脆把村里养猪的好手集中在一起，开了家养猪场。
我认真搜罗过自己的记忆，确实没找到父亲当农民的样子。记忆中的父亲，就总要穿着不合身的西装，配着总是被母亲擦得锃亮的皮鞋，背着手，走到一家家临时搭建的农舍里，去查看猪仔的情况。
父亲说话应该是学电视里那些领导，半仰着头，像在望着天空，嘴一撇：“得养好啊，养好才有好日子啊。”那人家答着：“会的，会的。”那西装着实太大，风吹过，衣角总要像旗帜一样飘扬，而父亲生怕皮鞋有折痕，走路总要顶直着脚板，因此总不得不外八字地走着，看上去，就如同唱大戏的。
父亲心思浅，经常平白无故地自言自语：“我怎么就这么有钱了？”第一句还是困惑的，然后又重复了一句：“我怎么就这么有钱了！”这句话就有庆幸的感觉了，自己乐得摇头晃脑的。
我从小就知道我的父亲母亲并不很适应自己身上披挂着的角色。比如母亲，我忘记从几岁开始，她就只穿旗袍，这应该是她从电视剧里学到的。只是她穷过，太记得饥饿和紧缺的感受，只要有好的吃食，终究管不住嘴。她每天把自己塞进旗袍的时候，我总要听到呻吟。
而我父亲，则显得更为笨拙。有次听说老板应该要去泡夜总会，就开着载猪的那辆拖拉机突突突了好几个小时，去隔壁镇区唱k（卡拉ok），然后回来的时候，累到连人带拖拉机，冲进路边人家的粪坑里。
还有一次，有女人追到家里来，说我父亲和人乱搞关系。母亲拿着鞋跟把父亲的脑袋敲出好几块包，他疼得呜呜直哭，说：“我又不是故意的，老板们都这么搞啊。我只是想当个合格的老板。”真是一副委屈的模样。
父母自然也没放过我。我从四五岁开始，就得穿得像电视剧里的小少爷：皮鞋、吊带裤，还一定要别上蝴蝶结。
我的妻子第一次看我小时候的照片时，用不可思议的口气问：“你那时候就每天穿成这样骑猪玩？”
“是啊。”我一开始还不解妻子的激动。
“一定要穿着吊带裤，戴着蝴蝶结才能骑猪玩？”妻子又问了一句。
我这才反应过来，跟着妻子，笑得喘不过气，口气认真地说：“就是。好几次我赶着要去骑猪，忘记戴蝴蝶结，我母亲硬是拿起蝴蝶结穿着高跟鞋追过来，边追边喊：‘夭寿死囡仔，不戴蝴蝶结就不许出门去骑猪了！’”
父母突然在我小学三年级要开学的时候对我说：“你必须离开家里了。”
我当时困惑地看着他们，母亲郑重地努力解释。她说：“这世界变化好快，你父亲和我不知道未来怎么变，我和你父亲都很害怕。我们只是偶然撞上一个还比较幸运的角色，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守得住这个角色。但我们知道一件事：得盯着跑得快的人跑，只要跟得上，肯定就不会差。”
她说：“我们感觉世界正在加速往前跑，你现在就得赶紧跑。”
那时候我怎么可能听懂母亲的话，我想，母亲其实也不懂她正在说的那些话。那些话是从母亲混乱亢奋的内心里挣扎着自己跑出来的。
但母亲话里的那种恐惧和兴奋震撼着我。我感觉那一天我被带到世界的面前了。
于是，我穿着吊带裤戴着蝴蝶结梳着个油头，走进镇上最好的小学，在一间教室门口等着被介绍。母亲穿着一件大红的旗袍，像俄罗斯红肠，和我挤眉弄眼，说：“都是最好的！”
我被叫进去了，被安排到一个座位上，同桌就是许安康——这所小学这个年级连续三年考试第一名的学生。
盯着跑得最快的人跑，我不断告诉自己。
第一天，我就学会转笔。因为，许安康做作业时，经常边看题目边转笔。第三天，我学会抖脚，许安康做作业的时候都要抖脚，第一周我就有区别于老师安排的课程表了——许安康上课不听老师讲课，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学习，我则偷偷瞄着许安康的进度跟着学……
但我发现，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许安康成了我们这个年纪跑得最快的人。他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好奇地打量着他。无论上课还是下课，他总爱半昂着头，望着窗外。我一开始觉得，那是高傲——用身体语言告诉所有人，他不愿意和任何人说话。但我后来知道不是，因为他眼睛里没有冷漠，而有种莫名的悲伤。
许安康盯着窗外看，我盯着他望向窗外的眼睛看。我看到许安康的眼睛是条隧道，但我看不到隧道那边是什么。我想，那边肯定是有什么的，所以他的眼睛愿意看着又远又深的地方。近处的这些事情，包括这个小镇、这所学校和他自己，都显得没有意义——或许那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能跑在前面的秘密。
我是如此迫切想看到许安康的内心。
那时候，从各个乡下发家搬来镇区上学的学生不少，一个班级六十多个人，乡下来的占了十几个。我们一起住在学校分配给老师的宿舍里。宿舍是用原来的教室隔开的。原来的教室是那种人字形的木头屋檐，水泥工估计觉得有斜边的部位难砌，通常修建到屋高的三分之二处就空着。睡起来像是用墙象征性隔开的大通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