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下两眼放光，有了玩意了。我们走过去，高声喊：“老尹海，把头抬起来。
把铸儿头伸过来，让我弹几个脑瓜嘣！”老尹海望着我，一脸无奈的乞求相，他说：“三儿（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和你奶岁数差不多，又是老邻居，以前总给你们哥儿几个剃头，就饶过我这一回。”我说：“不行！一定要弹！”
他又乞求了几句，看通不过，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实在要弹，三儿，我转过去，你弹我的后脑勺，行不？”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够滑头的，怪不得定你是历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弹你的锛儿头。”其他几个小孩也跟着哄，把老尹海的装破烂的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说，“不让弹，你以后就别想再捡破烂了。”老尹海无奈，只好硬撑着伸过头。阳光很酷，他的额头布满渗出的细小汗珠，我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人格侮辱，他的岁数可以做我的爷爷，他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头时给我讲笑话，可那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只觉得好玩，我狠狠地弹了他闪亮的布满汗珠的额头，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弹了。老尹海最后低下头，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收检散了一地的破烂。现在想想，他一定流泪了，不光是眼泪，而且是往心里流的耻辱，人的心如果会出血，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弹在他铸儿头上的时刻。后来，老尹海一见到我们，大老远就振臂高呼：“向红小兵学习！向红小兵致敬！”逗得我们大笑。类似的残忍以及对残忍的自得其乐，我在小时候没少干。
这种行为与专门打砸抢、揪斗别人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娘胎中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人如草芥的时代，我们谁也脱不掉责任，洗不清自己！
王朔：你讲的这种自我摘除或自我美化，似乎里面也有一种真相。后来我就发现，他等于说个人在一种苦难中防卫，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使自己在逆境中成长，确实这种逻辑能张扬出某种东西来，也真能蒙住他自己和跟他有共同命运共同感叹的人。写这种个人感悟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有你说的那种追问自己的东西，当然不会认为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他在这种心态中追问别人。追问历史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学有专长，有一种只有我才可以这么追求的优越感。
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来追问历史，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
还有一点就是，苦难对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事，青春在哪儿都是闪光的，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文学作品有这种传递功能，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潜移默化地，我就觉得我能接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苦难辩证法。苦难不见得是坏事，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苦难得到升华，甚至变得更纯粹。我现在是肯定这一点的，也就是你说的：最基本的是非感没被挫伤，人肯定可以在苦难中锤炼自己，但不能在一部作品中从头至尾都是这个乃至全部作品都是这个，那就会给我一种印象：受苦是应该的，是好事儿，这种事还是少了，上山下乡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活该了，或者说是用苦难成全你们了，是让你们到西天路上取经必要的考验，是“广阔天地炼红心”了。
现在有一个基本立场了，不论说忧患意识也好，危机意识也好，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挺可笑的，好像大家都要主动找苦难，找罪受，其实大家都不在乎，都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都不那么斤斤计较所受的苦，最坏能坏到哪里去？最坏也不过是自我锤炼一把就是了。那我就觉得再损点说，这路文学其实是为完全反人性的东西松绑了，是给它从屈辱柱子上摘下来了，起码是这么一个动作，或者是一种原谅、一种互相安慰。
老侠：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以战斗的姿态挣钱去了。
王朔：我以前说的帮凶也包括这种把反人性的东西从耻辱柱上摘下来。我觉得他要是认为至多是自我锤炼了一把，这个基础上的道德立场是站得住的话，他就会理直气壮，通过那个时候锤炼出的纯粹情感来质问今天的人，什么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呀，什么丧失理想丧失原则呀，这里肯定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即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有资格质问今天的享乐主义。但是这种坚持是没法证明的，只不过是自我标榜。我就觉得要是那时候真正那么多人坚持了，何至于沦落到今天的物欲横流、享乐主义。既然没有，既然是自我标榜，再回过头来谴责今天。这样的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一个基本立场的。行为就显得可疑了。
我不是说今天是不能质问的或没有什么可谴责的，我就觉得批判的质问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人性立场，不能从反人性的立场去质问去批判去谴责。站在反人性的立场上质问今天的拜金主义，就等于是反人性者的帮凶。
老侠：他实际上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羽毛已被拔光了，他还要做一些塑料的或用更高级的人工合成材料制造的人工羽毛。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他只控诉不反省，只美化自己不自我批判。他要为自己摘清自己的时候，他肯定要像屈原那样摆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进而摆出众人皆溃逃我独坚持的姿态，于是就把两种姿态合在一起，合铸成一种狂妄：一是用受难者的亲历美化自己，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救主，他在苦难中的那种坚持的姿态使他有资格教导人民。统领众生，可以成为道德的立法者和审判者。他所塑造出的苦难人格就成了一个道德标准与人格偶像。
王朔：我还发现他们另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使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自我标榜合理化和道义化。就是他们的作品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夹带着歌颂人民。
苦难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人民，而我们的新！日传统表面上都说人民是伟大的，是主人、是动力、是土地，他们就是种子，在苦难的人民中开花结果，就从这里获得合理性和道义力量。他从苦难中看到了美好。善良、不屈，看到了民族的脊梁，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于是，这件事。这种经历苦难就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变成了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
老侠：最早的右派文学代表作就叫《天云山传奇》，右派的浪漫故事，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就变成了深山中的传奇。
这个影片轰动之时，我爸的一个同事，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他看完这片子跟我爸说：要是右派都这么浪漫，我甘愿当一辈子。
王朔：他们就有这个本领，把苦难变成生死恋，再把生死恋变成诗。歌颂人民使他们似乎与人民站在一起了。好多作品好像有了这个就可以不管别的了。只要我和人民搞到一起，一切都由不值变成值得了。可我觉得人民在这里是可疑的。当然，人民里有朴素的、善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人民也可以当帮凶，这点儿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对你的一点好意扩大为整个人民的爱和善，你把它扩大到普遍的程度，就是一种不诚实，一种献媚。
老侠：中国传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君为轻。知识分子把这种传统作为一种退路，比如被称为人民诗人的白居易，在诗中同情抽象的人民，在生活中把具体的人，少女当雏妓买来，到二十岁左右就嫌老了，和马匹一起卖掉。
王朔：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最后似乎连武侠小说就因为读者多一点，也就天然具备了人民性，有了天然的人民性就可以列为经典。好像是为多数人就是为人民，为人民就是为艺术。
老侠：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q，这是人民。
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到了后来，阿q变成了赵光腚，就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的最有革命觉悟的农民。
再到了“文革”后，赵光腚又变成了“郭犏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村子里的二流子，懒汉，都喜欢凑热闹，喜欢革别人的命。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上的人，一遇机会能合法抢劫，他肯定最积极也最心狠手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