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以为到早晨卡茨会让人吃不消，但事实上他态度亲切得使人惊讶。他叫我起来喝咖啡，当我出来，因没有睡好感到沮丧的时候，他对我说：“你还好吗？你的样子很萎靡哟。”
“没有睡足。”
他点点头说：“这么说，你认为那真是一头熊？”
“谁知道呢？”我忽然想起食品袋——通常那是熊的目标——转过头去看，只见它安全地挂在大约20码外的一根树枝上，离地12英尺左右。如果一头熊下定决心的话，是很有可能把它弄下来的。实际上，我奶奶也可以把它拿下来。“也许不是的。”我说，心里感到失望。
“嗐，你知道我这里边有什么用来预防万一吗？”卡茨一边说，一边意味深长地拍拍他的衬衫口袋，“指甲钳——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几时会有危险。我吃过亏的，真的，老兄。”接着他狂笑起来。
于是我们回到森林里，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里的几乎全部路程中，阿巴拉契亚小道紧贴天际线车道，而且常常穿越天际线车道，尽管大部分时间你很难猜到。常常是，你在森林保护区里辛苦跋涉，突然在仅仅四五十英尺远的地方会有一辆汽车驰过林地——总是令人吓一跳。
在20世纪30年代初，波托马克阿巴拉契亚小道俱乐部——这是迈伦·埃弗瑞的创意，一度几乎跟阿巴拉契亚小道会议本身难以区分——遭到其他徒步旅行团体，尤其是贵族化的波士顿阿巴拉契亚山俱乐部的抨击，说它没有抵制修建穿越公园的天际线车道。埃弗瑞受到这些指责的刺激，于1935年12月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麦凯，实际上终止了麦凯与小道的正式关系（尽管当时这种关系已经无足轻重了），自此这两个人再也不说一句话。值得赞许的是，麦凯在1952年埃弗瑞逝世的时候对他进行了热烈赞扬，并且慷慨地指出，如果没有埃弗瑞，小道是修建不起来的。许多人到现在还是讨厌这条车道，但是卡茨和我对它颇有好感。我俩经常会离开小道，在车道上行走一两个小时。在这个早春时节——当时还只是4月初——公园里几乎没有什么车子，所以我们把天际线车道看成是一条宽阔的、人工修筑的步行道。一连几个星期在难以通行的森林里行走之后，脚下踩着硬实的东西有一种新鲜感，露天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的滋味极其舒畅，开车的人当然比我们更加愉悦。经常有可以眺望壮美的景色的开阔地带（不过即使是现在这种澄明的春日，六七英里之外就被遮在一片肮脏的雾霭里了）、很有用地解释有关公园的野生动植物群情况的指示牌，甚至还有废物箱。我俩的一致意见是，小道上也应当有一些这样的设施。慢慢地，当阳光变得太强烈，或者我们的脚走疼了（因为铺设的道路对脚来说硬得惊人），或者干脆我们想改变一下时，我们就会回到熟悉、阴凉、遮天蔽日的森林里去，可以做做选择真是一件非常惬意——几乎是潇洒得意——的事情啊。
我们走到天际线车道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斜挂着一块指示牌，提醒人们注意附近有个山坡好看地散落着一些铁杉——蓝山所特有的一种颜色很深、接近黑色的土生针叶树。所有这些铁杉，以及小道沿线甚至离小道很远的地方的铁杉，都正在被1924年意外从亚洲带进的一种蚜虫折磨至死。国家森林署悲伤地指出，它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医治这些树。铁杉的数量太多，分布的面积太广，使得喷药的方案无法实施。于是，它想出了一个主意，干吗不医治部分树呢？哪怕医治一棵也好啊。据指示牌说，国家森林署希望到一定的时候，这些树将自然恢复健康。嘻！这也算个办法。
60年前，蓝山几乎没有什么树木，全部都是农田。如今在森林里，小道旁边常常有古老的田中石墙的遗迹。有一次，我们经过一处小小的、年代久远的墓地，它提醒我们这儿是整个阿巴拉契亚小道沿途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少数几个山头之一。不幸的是，这些人待错了地方。在20世纪20年代，社会学家和城市里的其他学者冒险进入山区，无不对他们所看到的景象感到大为震惊。贫困和物资匮乏现象比比皆是，土地极其贫瘠，不少人在几乎成直角的陡坡上耕种。四分之三的山里人不识字，大部分人没有进过什么学校，文盲率高达90%。卫生设施可以说闻所未闻，只有10%的人家才有一个简陋的厕所。在此之外，蓝山美丽得动人心魄，对于新兴的驾车旅游族来说，它的位置也十分相宜。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这些人从山顶上迁到山谷里，让他们在较低的地方当穷人，修建一条风景怡人的公路，让人们在星期天开车进进出出，再把这个地方变为一个巨大的山顶游乐场，设置商业野营地、餐馆、冰激凌吧、小型高尔夫球场，以及能换来崭新的美元钞票的任何其他东西。
可惜，企业家们没有交上好运，大萧条来临了，商业萌芽凋谢了。反过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的那种特有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国家主义热潮中，这块土地被国家收购了。人们被迫迁出来，政府派遣了专业工程队进去建造漂亮的石桥、野餐庇护所、游客中心以及其他许多东西，整个国家公园于1936年7月向公众开放。全部工程工艺高超，在很大程度上是谢南多亚国家公园声名显赫的原因。事实上，它是美国大规模人造工程的寥寥几个范例之一（胡佛大坝是另一个，还有，我想提出来，拉什莫尔山是第三个），它为自然景观增光添彩。它那宽广、草坪似的路边植草带和石护墙，它旁边一棵棵种植得十分艺术化的白桦树，它那通到安排周到的迷人全景的平缓弯道等，我想这也是我喜欢沿着天际线车道行走的原因之一。所有的公路都应当这样才是，有一段时间看上去似乎所有的公路都会像这样。美国第一批公路称为公园大道（parkways），这并不是偶然的，它们当初的设想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开车通过的公园。
在通过公园的阿巴拉契亚小道上，这种高超工艺的精神几乎一点儿也没有显示出来——在一条献给莽原的小道上，你也不指望会体现出这种精神——但是在公园的庇护所，或者叫棚屋里，我们愉快地见到了这种精神，它们具有雾山庇护所的那种山野气息，但是更加通风、干净，设计得也好，而且正面没有那种可怕的、令人压抑的铁链栅栏。
经过我们在泉边住宿的那个夜晚之后，尽管卡茨认为我愚蠢至极，我坚持要在庇护所里睡觉（不知怎的，我感到我能保卫一个庇护所，打退闯进来的熊），而且不管怎么说，谢南多亚公园的庇护所太好了，不用就太可惜了，它们每一个都很吸引人，择址周到，配有良好的水源、野餐桌和厕所。一连两个晚上，庇护所里只有我们俩，第三个晚上，当我俩正在相互祝贺这一连串的好运气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穿过森林向我们迫近。我们从角落张望出去，发现有一队童子军正在行进到空地上。他们向我们问好，我们也向他们问好，后来我们坐着，两条腿从睡觉的平台上吊下来，望着他们在空地上放满了帐篷和丰富的装备，很高兴除了两个人相互对视以外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看。这些人中有三位成年指导员和十七名童子军，全是些挺有趣的少不更事的人。帐篷搭起来，不是很快坍塌，就是翻了过来。有一位成年人去过滤水，却跌进河里，就连卡茨也同意这个场景比电视还要好看。自从离开新罕布什尔州以来，我们第一次感到自己像是小道的主人。
几分钟之后，一位快乐的孤身徒步旅行者到了，他的名字叫约翰·康诺利，是纽约州北部的一位中学老师。4天来，他一直在小道上徒步旅行，显然只在我们后面两三英里，每天晚上一个人在露天野营，这种做法现在使我觉得他非常勇敢。他没有看到过任何熊，事实上，好几年来他一直在小道上分段徒步旅行，只有一次在缅因州的森林深处短暂地看到过一只正在逃逸的熊的屁股。不久，在约翰之后走过来的，是来自路易斯维尔的两个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人杰姆和却克，都是挺好的人，谦逊而风趣。自从离开韦恩斯伯罗以来，我们看到的其他徒步旅行者不过三四个人，现在忽然聚集了这么一大群。
“今天是星期几？”我问道，每个人都只好停下来想想。
“星期五，”有人说，“不错，星期五。”怪不得喽——周末又开始了。
我们大伙儿围着野餐桌坐着，煮东西，吃东西，一派喜洋洋的友好气氛。这三个人已经徒步旅行了很长一段路，告诉我们一直到缅因州的小道的所有情况，感觉仍然遥远得像在另一个宇宙里一样。接着，谈话转到徒步旅行者们永远爱谈的一个话题——小道已经变得如此拥挤了。康诺利谈到他怎样在1987年的盛夏行走过差不多一半的小道，当时一连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杰姆和却克由衷地赞同他的说法。
许多人都这么说，如今徒步旅行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徒步走完阿巴拉契亚小道的人每年不到50名。近至1984年，这个数字还只有100名。截至20世纪90年代，人数突破了200大关，目前已经达到将近300人。这是巨大的增长，然而仍然是很小很小的数字。就在我们出发之前，我们新罕布什尔州的地方报纸采访过一名小道的维修者，此人指出，20年前，他的工段里的三个野营地点在7月份和8月份平均每周有12名访客，而现在有时已经多达每周100名了。在我看来，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么长时间里人数怎么会这么少。无论如何，盛夏季节里三个营地每周100名访客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也许由于我在拥挤的小小英国徒步旅行了很长时间的缘故，或者我走这条小道的方向不对，但是在整个漫长的夏季不断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小道竟然如此空空荡荡。谁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来阿巴拉契亚小道徒步旅行，可是估算出的大部分数字是每年三四百万。如果400万是正确的数字，而且我们假定其中四分之三是在最温暖的六个月里完成的，那就是说，在这个季节里，小道上每天平均有16500个人，也就是每一英里小道有7.5个人，每700英尺有1个人。事实上，很少有区段会出现这么高的密度。每年400万的徒步旅行者中间有很大的一部分集中在某些著名的地点度过一天或者一个周末——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岭啦，缅因州的巴克斯特国家公园啦，马萨诸塞州的灰锁山啦，雾山啦，以及谢南多亚国家公园啦，等等。这400万人还包括很大一部分你可以称之为“锐步徒步旅行者”的一族——那些停好他们的汽车、走上400码路，回到汽车里开走，而且今后再也不做如此惊险的事的人。真的，不管任何人怎么对你说，阿巴拉契亚小道并不拥挤。
当有人哀叹小道多么拥挤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庇护所太拥挤了；毫无疑问，这话有时候倒是事实，但是问题不在于使用庇护所的徒步旅行者太多，而在于供给徒步旅行者的庇护所太少。谢南多亚国家公园101英里的小道边只有8间棚屋，每一间可以舒服容纳的人不过是8个，10个人就相当挤了，这差不多是整条小道的平均数。虽然庇护所之间的距离有时很远，但是阿巴拉契亚小道平均大约每10英里有一个庇护所，或者棚子（总数是240个）。这意味着，2200英里的小道只能为2500名徒步旅行者提供有适当遮蔽的睡觉场所。当你考虑到有1亿多美国人居住在一天之内就可开车抵达阿巴拉契亚小道的区域里，2500个睡觉铺位有时不够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了。然而有悖于常理的是，在有些地方，要求减少庇护所的压力正在日益增长，以期阻止他们所认为的——而使我感到惊讶的——对小道的过度使用。
所以，经常是这样，当谈话的主题转到小道的拥挤，以及说到你如今一天能看到十几个人，而从前能看到两个也算你走运的时候，我总是客气地倾听，然后说：“你们应当试试看去英国徒步旅行。”
杰姆向我转过身子，和蔼、清楚地说：“可是你知道，比尔，咱们不是在英国呀。”也许他说的有点道理。
还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我特别喜爱谢南多亚国家公园，为什么也许我不能当一个地道的美国小道的徒步旅行者，这就是：奶酪汉堡包。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总是可以买到奶酪汉堡包、冰镇可口可乐、新鲜的炸土豆条、冰激凌，以及许多别的东西。虽然我刚才说的那种无节制的商业化始终没有发生（当然感谢上帝幸亏没有），但是商业精神的某些表征在谢南多亚国家公园里十分活跃。在公园里广泛分布着设有餐馆和商店的公共野营场地和休息点——而阿巴拉契亚小道的行走者（上帝保佑他们）差不多每一个都去光顾。在小道沿线设置餐馆、休息处是与阿巴拉契亚小道精神完全相悖的，可是我遇到的行走者无不对这一点赞赏备至。
第二天早晨，卡茨、康诺利和我对于这一点有了第一次体验，当我们跟同样朝南走的杰姆和却克以及童子军告别之后，在差不多午餐时分来到一个名叫“大草地”（bigmeadows）的占地广阔的活跃商业区。
大草地有一个野营场地、一所旅舍、一家餐馆、一家礼品店兼百货商店，还有许多许多人散布在阳光照耀下的一片很大的草地上。［尽管这里确实是一片大草地，但实际上它是根据一位姓梅多斯（meadows）的人命名的，由于某种原因，这使得我非常高兴。］我们把背包卸在外面的草地上，急匆匆走进繁忙的餐馆，一起在里边大吃各种油腻的食物，然后走到草坪上抽烟、打嗝儿，享受一阵子平静的消化。正当我们倚着背包躺在那儿的时候，一位戴着一顶不合适的草帽、手里执着一份冰激凌的游客走过来，友好地上下打量我们。“你们是徒步旅行的吧？”他问。
我们说是的。
“还背着这些背包？”
“直到我们找到什么人帮我们背为止。”卡茨笑嘻嘻地说。
“今天上午你们走了多少路？”
“噢，大约8英里吧。”
“8英里？天哪！那么今天下午你们打算走多远呢？”
“噢，也许再走8英里。”
“别开玩笑了！徒步走16英里路？背上还有这些东西？哎呀——这太厉害了吧？”他朝着草坪的那一边叫喊，“伯妮丝，你过来一会儿，你该看看才是。”他再次看看我们，“那么里面装的是什么？衣服、用具什么的，对吗？”
“还有吃的。”康诺利说。
“你们还自己带吃的，嗯？”
“没有办法。”
“嗬，真够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