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知道。”我说。
就这样，6天之后，我站在本地的机场上，望着一架载着卡茨的银色客机着陆，滑行到离候机大楼20码的柏油碎石跑道上。螺旋桨的嗡嗡声一下子增强，然后突突地一点点停下来。飞机的舷梯放下来，我回想着上次我见到他时他什么模样。我们俩在欧洲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卡茨回到得梅因，实际上是沉浸到艾奥瓦州的吸毒风气里。有好几年，他经常举行社交聚会，直到没人同他聚会为止。然后他跟自己聚会，一个人在小小的公寓房间里，穿着t恤和拳击短裤，房间里有一个瓶子、一纸袋的大麻和一部带天线的电视机。我现在记起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是在5年前，在一家丹尼氏餐馆里，当时我带我母亲去那儿用早餐。他同一个形容枯槁的人一块儿坐在一个座位上，瞧那个人的样子，似乎他的姓名应当叫作维吉尔·灾荒天气先生才配。两个人一边啃着薄饼，一边偶尔从放在纸袋里的一个瓶子里取出几撮违禁物来。那时是早晨8点钟，卡茨看上去非常愉快，他喝醉的时候总是很愉快，而他经常喝醉。
我后来听说，两星期之后，警方发现他在明哥小镇外的田地里的一辆翻过来的汽车里被安全带倒吊着，他的手仍然捏住方向盘，嘴里说：“哎呀，怎么回事，警官？”在汽车仪表板上的小工作箱里发现了少量可卡因，于是他被送往一个最低安保级别的监狱里监禁十八个月。他在监狱里开始参加戒酒互助会，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让他自己也吃惊不小的是，打那时起，他再也没有碰过酒精或者任何毒品了。
他被释放后找到了一份小差事，业余时间回到大学里去上课，一度跟一个名叫帕蒂的美发师一块儿过日子。在过去三年里，他努力改过自新，而且——我这时突然看到他弯腰钻过机舱门出来，并且肚子有点凸了。卡茨的身材显然比我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更魁梧了。他一向肉乎乎的，但是现在他经过一夜颠簸，看上去像电影导演奥逊·威尔斯。他的腿有点瘸，呼吸声通常比走了20码路还要重。
“老兄，我肚子饿了。”他开门见山地说，把他随身携带的箱包交给我拿，箱包一下子就把我的手臂拉直了。
“你的箱包里都是些什么呀？”我气喘吁吁地说。
“噢，只是些有关小道的录像带什么的。这一带有没有一家邓金炸面圈连锁店呀？打从离开波士顿以后，我什么也没有吃过呢。”
“波士顿？你是刚从波士顿来吗？”
“没错，我每隔一个小时左右得吃点东西，不然我那个叫作什么病的就会发作。”
“发作？”这可不是我所想象的我俩重逢的场景。我想象的是，他在阿巴拉契亚小道上蹦蹦跳跳地前进，就像某种从高处跌落的上足发条的玩具似的。
“那是差不多10年前我吃了一些受到污染的苯基乙胺之后的事，如果我吃几个炸面圈之类的东西，通常就会好的。”
“斯蒂芬，三天之后我们就要进入莽原了，那儿是没有炸面圈店的。”
他自豪地笑了：“我考虑过这一点。”他指指在行李传送带上滑动的他的行李——一只绿色的军用行李袋，让我把它提起来。那个袋子至少有75磅重，他看了看我惊异的神色。“士力架巧克力，”他解释道，“许多许多的士力架巧克力。”
我们俩开车回家，特意绕道去了邓金炸面圈连锁店。我太太和我围着厨房的餐桌同他坐在一起，望着他吃掉五个波士顿奶油炸面圈，他喝了两玻璃杯牛奶，把它们全送下去了。接着，他说他想离开躺一会儿，他花了好几分钟才走上楼梯。
我太太转过身看着我，有点发愣。
“请你什么话也别说。”我说。
下午，卡茨休息好之后，我们俩去拜访戴夫·孟格尔，并且请他配好一个背包、一顶帐篷和睡袋，以及其他东西，然后去凯马特超市买了一块铺地防潮布和保暖内衣裤，以及其他一些小东西。做完这些之后，他又休息了一会儿。
第二天，我们去超市购买我们小道旅行第一个星期所需的补给品。我对煮饭一窍不通，但是卡茨好几年来一直在照顾自己，并且有了一套他认为可以很好地转换到野营环境的菜肴品种（主要是把花生酱、金枪鱼肉和黄糖放在一个锅里搅拌），但是他还把许多别的东西扔进了购物车里——四根大号重辣硬香肠、5磅大米、袋装什锦饼干、燕麦片、葡萄干、m&m花生巧克力豆、斯帕姆午餐肉、更多的士力架巧克力、葵花子、全麦饼干、速食土豆泥、几条牛肉干、几块奶酪、一听罐装火腿，以及各种黏性食品，还有明显地贴着“小德比制造”标签的防腐的糕点和炸面圈。
“你知道，我认为咱们没法把它们全都带上。”当他往购物车里扔进一根马蹄形大红肠的时候，我不安地说。
卡茨脸色阴郁地打量了一下购物车。“不错，你说得对，”他表示同意，“咱们重新来吧。”
他放弃了那辆购物车，走过去另外拉来一辆。我们俩再来一次，这一回想尽量挑选得理智一点儿，可是到头来东西仍然明显太多。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带回家，把它们分开，开始包装。卡茨走进卧室，他的其他东西全在那儿，我则到我在地下室的基地去。我包装了两个小时，可是一开始我无法把每一件东西都放进去。我把书籍和笔记本，以及我几乎全部的换洗衣服放在一边，并且尝试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但是每次完成之后，我一回头就会发现落下了一些大件和重要物品，最后我上楼去看看卡茨是怎么做的。他躺在床上，听着他的随身听收录机，东西散布得到处都是。他的背包软塌塌的，无人收拾，从他的耳朵里漏出一丝丝的打击乐器音乐。
“你不打包啦？”我说。
“打包呀。”
我等了一分钟，心想，他会蓦地跳起来，但是他动也不动。“对不起，斯蒂芬，可是你让我觉得你躺下了。”
“不错。”
“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是的，等一会儿。”
我叹了一口气，回到地下室去。
吃晚饭的时候，卡茨说话很少，吃完之后就回到他的房间。整个傍晚我们没有听到他发出任何声音，然而将近半夜，当我们躺在床上的时候，噪声开始透过墙壁飘过来——沉重的脚步声、抱怨声，像是把家具拖过地板的声音，还有短暂的发怒咒骂声，其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我拉着我太太的手，想不出说些什么话。第二天一早，我敲了敲卡茨的房门，最后把我的头伸进去。他衣服未脱，躺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被褥上面睡着了。床垫离床远远的，好像他在夜里曾经同闯入者混战过一番。他的行李装得满满的，但是并没有扎紧，他的个人用品仍然在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我告诉他，过一小时我们就得出门赶飞机了。
“好的。”他说。
20分钟后，他下楼了，一副吃力的样子，嘴里还在不断地轻轻咒骂。不用看就能知道他是侧着身子、小心地走下来的，好像楼梯板上结着滑溜溜的冰似的。他背着他的背包，各种东西挂了个满满当当：一双邋遢的旅游鞋，还有一双看上去像是正装高筒鞋，他的锅碗瓶罐，还有一只显然从我太太的大衣柜里顺手拿来的劳拉·艾西利公司的购物袋，天知道此刻里面装了什么东西。“我最多只能拿这些东西了，”他说，“我得把一些东西留下。”
我点点头。我也得留下一些东西，特别是燕麦片，反正我又不爱吃，还有样子更加难看的“小德比”糕点，全都留下。
顶着飘舞的雪花，我太太开车送我们去曼彻斯特机场，在这次长期分别之前，我们都有点尴尬，一声不响。卡茨坐在后座，吃着炸面圈。在机场，她给我一根孩子们为我买来的有很多木瘤的手杖，手杖上还扎了一个红色蝴蝶结。我真想大哭一场，或者最好是趁卡茨还在皱着眉头摆弄他那些新的、不熟悉的带子的时候钻进汽车，飞快开走。她捏了捏我的手臂，落寞地笑了笑，走了。
我目送着她开着车离开，然后同卡茨一起走进候机大楼。检票的人看了看我们去亚特兰大的机票和我们的行李包之后说——我以为，对于一个在冬天穿着短袖衬衫的人来说，他的样子是相当精神抖擞的——“两位想去阿巴拉契亚小道徒步旅行吗？”
“当然是啦。”卡茨骄傲地说。
“佐治亚那边狼灾很多哩，你知道的。”
“真的？”卡茨全神贯注地听着。
“噢，是真的，最近有好几个人遭到袭击。我听说非常凶猛呢，”他的手指将机票和行李标签捏弄了一会儿，“你们最好带上一些长袖的内衣裤。”
卡茨皱起眉头：“为了防狼？”
“不，是为了防寒，四五天内有一股破纪录的寒潮要来，亚特兰大今晚的温度会在零下好几度哩。”
“哦，好极啦！”卡茨哑着嗓子，闷闷不乐地叹了一口气，他挑衅般地看着那个人，“还有什么新闻告诉我们吗？医院打电话来说我们得了癌症还是什么的？”
那人笑起来，把机票往柜台上啪地一放。“没有啦，就这些，不过你们这次旅行路线确实选得很好。还有，嗐，”他现在是跟卡茨讲话，压低了喉咙，“你可得留神点那些狼，小伙子，因为咱们两个人中，你看上去像一顿美餐啊。”他眨了眨眼。
“天哪。”卡茨低声说道，他看上去非常非常郁闷。
我们乘自动扶梯到登机口。“这架飞机里也没有吃的东西供应，你知道。”他用一种奇怪、怨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宣布。
1英寸约合2.5厘米。
1码约合0.9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