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警长，你吃什么？让我请客，当作答谢你接受访问。”
服务生好像听到阿沁的话，上下打量着我。我们点了牛腩饭、馄饨面和两杯奶茶，虽说阿沁请客，但我现在也没胃口吃什么鲍参翅肚──何况这儿只是庙街的茶餐厅罢了。
“许警长，刚才……刚才谢谢你。”阿沁突然说道。
“什么？什么谢谢我？”
“刚才你救了我。”
啊，原来她说的是刚才阿广调戏她的事。
“总编辑常常提醒我们，”阿沁若有所思地说，“说女生单枪匹马采访要特别小心，光靠一股勇气是不行的，那只是蛮干而已。我这些年来也见过不少人，也曾访问过好些黑道和小混混，但我倒没想过今天会遇上这种事。这么说吧，因为心情轻松，突然被那家伙抓一把时特别吃惊。”
“那么，有空时我教你两招自卫术，用来对付色魔吧。”
“真的吗？那一言为定了！别赖账啊许警长！”阿沁灿烂地笑着，眉宇之间流露着一份亲切感。这一刻我才留意到这个短发女生样子不错，一双眼珠清澈动人，牙齿像贝壳般整齐漂亮地排列着。
我们一边吃着午餐，一边聊起阿沁的事情。阿沁是个独生女，中学时便立志要当记者，结果在大学修读新闻系，毕业后进入《focus》实习，一干便是四年，虽然不是一帆风顺，倒也无惊无险。她在编辑部蛮能干似的，毕竟入职四年便被委任主导一个十二页的专题，依她所说，就是工作了八年的老鸟也不一定有这机会。
“谈够了我吧！那么你呢？”阿沁一边喝奶茶一边问，“你为什么当警察？”
我骤然停下手中的筷子。
我为什么当警察？
我……答不出来。
好像曾几何时，我认为这个世界是有公义的、为他人牺牲性命是伟大的、除暴安良警恶惩奸是必然的。可是，某天这些理由都消失了，余下白茫茫的一片。
即使问心无愧、刚正耿直的人，也会死于非命。不幸降临时，无人能阻，世界是残酷的。
我的脑海忽然变得混乱。过去的片段不断闪回，可是我无法看懂每一个细节。我就像在看一出自己担任主角的影片，可是完全无法理解它的拍摄手法。镜头与镜头之间连接不起来，在宽银幕的画面里，只是一连串无意义的颜色拼凑，以曲线和平面组成的混沌。
我似乎连六年前的事情也有点想不起来了。
我越去想，越去抓紧记忆中的片段，它们就飘得越远。头痛宛如利刃，把这些片段撕碎，变成漫天飞舞的雪花。
“我……忘记了。”我说。
“是因为失忆症的关系吗？”阿沁问。
“或许吧。”
“那个……”阿沁突然有点吞吞吐吐，“许警长你说过失忆症是因为ptsd吧，或者你跟我谈谈那件事情，疏解了情绪，会让情况变好呢？我听人家说过，倾诉是治疗心理创伤的有效药方，我保证我不会跟其他人说，不如你试试看？”
我皱一下眉头。即使对这女生有一点好感，我也不想让一个陌生人插手我的过去。
“抱歉，我还是不想谈。”
我冷淡地回应，让阿沁有点不知所措。
我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许警长，那你……你有没有记起一些新的事情？你之前说过或许一些时间后便会好转，现在好点没有？”阿沁似是想改变一下气氛，可是她却挑了一个令人沮丧的话题。
“没有，我还是错觉着现在是二〇〇三年，东成大厦凶杀案是上星期的事。”
“我看过一部电影，内容说女主角因为车祸，每天醒来的记忆都停留在失事的同一天，于是家人们只好努力为她掩饰，每天过着重复又重复的生活。”阿沁挤出微笑，说，“你会不会担心你也是这情况？”
我倒没想过这别扭的可能。
“不会吧，我怎么会……”一阵寒意在背后窜过，阿沁的话把一个我一直没留意的事实揭穿。我掏出我的记事本，打开一看，不愿看到的真相赤裸裸地躺在那儿。
“不对劲……真的不对劲……如果我真的只是失去六年的记忆，为什么我的记事本上的资料也是六年前的案子的？”我以抖颤的手指，指着记事本上“东成大厦”“林建笙”“郑元达”“吕秀兰”等文字。记事本只有头几页有我的字迹，记录了案件相关的地址、人物资料和调查进度，除此之外每一页也是空空如也。
阿沁似乎也被这个事实吓了一跳。
“莫非你说的正是我现在的……”我没法说下去。也许我六年来，每天的意识也停滞在那一天，我已因病辞去职务，只是昨晚因为一些意外，令我无法在家中或疗养院醒来，陷入这个诡异的情境之中……
难道我这六年来，每天也在追查一宗已完结的案件？
“不！先别担心这个吧！”阿沁说，“如果那是事实，你现在担心也没有用啊，而且，我相信总有另一个合理的理由来解释你这本记事本的情况。”
“例如？”
“例如……对了，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你的记事本的？”
“今天早上我发觉自己头脑一片模糊时，偶然找到的。”
“看到记事本的内容前，你已发现自己失忆了？”
“我到了警署才发觉时间过了六年的。看到记事本前，我只记得之前一天跟同事争执、后来去喝酒了……”
“这么说，这记事本未必是证明你每天失忆的证据，反而可能是引发你这次失忆的元凶喔。”阿沁以明亮的声线说。
“元凶？”
“你说过你的失忆是ptsd的后遗症吧，”阿沁以专家的口吻说，“或许你今早病发时根本忘了自己所在的时间，因为你看到记事本的内容，令你以为自己还在调查东成大厦的命案，所以才会让自己误以为在二〇〇三年。”
“那我为什么会突然拿六年前的记事本放在身上？”
“这还不简单嘛，”阿沁笑了起来，“因为我前天找你，说要采访有关东成大厦的案子，你一定是特意找回旧记事本，准备资料跟我做访问时用。这不是很合情合理吗？”
这么说，因为她联络我，勾起我对东成大厦凶案的记忆，所以我连做梦也梦到六年前的现场。的确，这也是很合理的解释，我稍为安定了一点。
“不过，怎么这记事本上只有东成大厦一案的资料？”我问。
“我怎知道你的习惯啊！”阿沁继续笑着说：“你是不是因为某些原因，更换了记事本？”
我努力猜想当中的理由。或许六年前我跟同僚吵上一顿后，被黄组长纪律处分，停职两个礼拜，所以我没有记下案件的进展──事实上根据我从剪报得悉的后续，我们组里也没有什么新的调查行动，只是林建笙不幸遇上巡警而已。说不定我在停职期间丢失了记事本，换新的使用后才找回，又或者我只是自暴自弃把记事本收起来，反正组里人人都说结案，我留着资料也没意思，眼不见为净。
不过，会不会有另一些可能？
例如这一本根本是新的记事本，我把案子的资料抄写一次，目的是把这些资料交给某人？
是准备交给阿沁吗？可是我没理由为一位记者做得这么周详吧。
算了，还是别想太多。
“也对，因为你找我，所以我才把记事本挖出来，这说法有点道理。”我点点头，说，“换言之我现在遇上的麻烦，罪魁祸首便是阿沁你了。”
“唏！你怎么把责任推到我身上啊！”
我们相视而笑。之前的尴尬渐渐消失。
“其实还有另一个可能啦。”阿沁忽然挑起一边眉毛，露出一个神秘的笑容。
“什么可能？”
“你穿过了时光隧道，从二〇〇三年跳跃了六年，来到二〇〇九年的今天。”
“怎么突然变成了科幻故事啊？”我失笑道，“说起来，我好像在电视看过一部英国的电视剧，内容讲述刑警主角因为车祸昏迷，却发觉自己回到一九七三年，还在警署上班……”
“你也有看？是《火星生活》吧！原名叫lifeonmars？！”阿沁变得非常雀跃，说，“我超喜欢这剧的！”
“我记得有天晚上打开电视，无意间看到，后来断断续续看过几集。故事好像蛮有趣。”
“对啊！是很有趣！”阿沁兴奋地说，“许警长你知道片名lifeonmars——‘火星上的生命’的由来吗？”
我摇摇头，答：“是因为主角离奇地回到过去，活在一个既陌生又熟识的城市，就像火星人被丢到地球，或是地球人给放到火星上？”
“不啦。那是取自大卫·鲍伊的歌曲lifeonmars？。”阿沁说：“虽然这曲子在一九七一年已收录在大碟当中，但它在一九七三年再推出单曲唱片，而这部剧的故事背景便是一九七三年！这个名字是不是很有意思？”
“原来如此啊。你有这唱片吗？”
“当然有！我是大卫·鲍伊迷！我还有珍藏的黑胶唱片耶。”
“那么，我跟故事的主人公一样，因为意外掉进时光隧道，所以身处二〇〇九年了？”
“哈，我倒希望你是从二〇一五年回来的。”
“为什么？”
“那你只要告诉我这几年的股票涨跌，或是英超哪一队捧杯，我照你所说押下整副家当便成了。”阿沁扮一个鬼脸。
“到时你会相信才出奇，”我说，“你大概会跟剧集中的女主角一样，认为男主角准是疯了吧。”
“我会先观察一下，确定情报可靠才决定下注嘛。”
“怎么说得我真的是来自未来似的？我们又不是活在虚构的作品当中。”我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我是穿越时空的警察，那么这剧集叫什么名字？”
“就叫‘出卖世界的人’吧！”阿沁不假思索地说。
“什么出卖世界的人？”
“大卫·鲍伊单曲唱片lifeonmars？的b面歌曲便是叫themanwhosoldtheworld。”
“这完全没有关系吧？现在又不是一九七三年。”我哑然失笑。
“说的也是。”阿沁也侧着头，忍俊不禁，“不过你知道吗？themanwhosoldtheworld的歌词蛮有意思的，我曾读过网上的文章，有人认为歌词隐喻着现代社会的崩溃，歌词里抽象地形容主唱者遇上另一个自己，亦即是德语中的‘doppelganger’……”
阿沁滔滔不绝地说着对大卫·鲍伊的感想，我却没有细听。其实，我真的宁愿如阿沁所说，我是因为掉进时光隧道跨越了六年，而不是旧患所造成的失忆症。因为这代表人类真的可以突破时间的束缚，去改变过去的事情。就像那影集中，男主角在一九七三年遇见年轻的父母，甚至是孩提时代的自己……
我们都希望拥有改变过去的能耐。
因为人类是一种习惯活在“后悔”之中的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