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sd？你遇到过什么重大的打击吗？”
“这个……还是别提了。”我隐瞒不说，“总之，我想打铁趁热，去调查一下林建笙这个人。”
“人也死了，如何调查啊？”
“他的妻子李静如还在世吧？”
阿沁翻开记事簿，说：“的确，她现在在旺角一间小吃店工作。”
“你有李静如的资料？”
“为了这报道我做了好些资料收集工作嘛。”她得意地笑着说，“我还查到她没再婚，现在打工的小吃店是朋友开的。死伤者索偿后，她已经一贫如洗了。我可以带你去找她，不过，你得让我随行采访。”
本来我想拒绝，但一想到我没有这六年来的记忆，而她对这案件的后续比我更清楚，我得让她当我的指路灯。
“好吧，不过接下来的便是警务工作，你得听从我的指示。”
“没问题！许警长！”阿沁把手放在额前，作势向我敬礼。
半小时后，我们来到旺角闹市。从新界的郊区回到九龙的核心地带，就像突然从抒情的古典钢琴曲转变成重金属摇滚音乐，有点叫人难以适应，也更难叫人相信两者正是香港这座小城市的不同面貌。
旺角是个怪异的地点，它一方面拥有媲美台北西门町或东京原宿的年轻人潮流中心，另一方面亦拥有香港数一数二“声色犬马、龙蛇混杂”的砵兰街，满布色情场所。近年因为大型商业购物中心朗豪坊在此落成，附近租金大幅上涨，令不少“小本经营”的风月场所陆续迁离，想不到警方扑灭不熄的罪恶之都，竟然被地产商削掉一半势力，真是讽刺。
因为区内缺乏规划，交通繁忙，旺角展现出自由市场所能呈现的繁华，也带来全港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旺角的人口密度是世界之最，每平方公里达十三万人，空气中的悬浮粒子超标两倍，还有霓虹灯造成的光污染、露天市集带来的噪声问题等，对不少外国人来说，能在这区泰然生活的市民相当不可思议。
下午一时是午饭时间，加上星期日，旺角街头车水马龙，人车争路，阿沁好不容易才在山东街找到一个停车位。
“李静如工作的店子在砵兰街。”刚下车，阿沁便说。
“是在朗豪坊附近吗？”我问。
“不，是近油麻地碧街那一边。”油麻地在旺角南面，算是个较旧式的社区。
“你打算问李静如什么？”阿沁边走边问。
“不知道。”我耸耸肩。
“不知道？”阿沁站住，意外地看着我。
“不知道，”我说，“我又不是记者，不会拟好问题。调查的目的不一定是找答案，更多时候是为了找问题。”
“哦，”阿沁和我并肩而行，说，“你总有一点想法吧？”
“待会儿你别作声，在旁边观看就好。还有，别把自己是记者的身份说出来，她以为你是警察的话，便由得她。一般市民不会对记者说真话。”
“那对警察便会说实话吗？”阿沁噘噘嘴。
“如果是心里有鬼的，也不会说。”我不怀好意地笑了笑，说，“可是我自然有方法让对方说实话。”
我们来到一家没有座位的小吃店，卖的是热狗、炸鱼丸、煎酿三宝之类的小吃。这家店子在两家快餐店中间，显得特别寒酸。也许是地缘关系，这几家食店不如弥敦道和西洋菜街那边拥挤，我想砵兰街还是黄昏后才会真正热闹起来。小吃店只有一个顾客，他拿着一串鱼丸离开后，我和阿沁便走进去。
“先生小姐要些什么？”一个衣着朴陋、容颜憔悴的女人站在柜台后，以平板没感情的声线问道。
“请问李静如小姐在吗？”我把警员证放在她面前。
女人怔了一怔，表情变得很复杂，慢慢地说：“我……我便是。这位警察先生，请问有什么事？”
虽然店子里只有她一人，但我没想过她便是林建笙的妻子。按年岁计算，她今年也不过三十三四罢了，可是她的皮肤和样貌却像个四五十岁的老女人。
“我来是为了查问有关林建笙的事情。”我斩钉截铁地说。
“这么多年了，该说的早说完啦！你还想我说什么啊？我现在已够倒霉了，你们几时才肯放过我？建笙人也死了，我房子也没了，钱也赔了，因为我是林建笙的老婆，结果工作也丢了，现在只能在这种小店打工，一天工作十六小时只挣得几千块，你还想我说什么？”李静如颤声说道，像是为了压抑怒气。
“少废话，你是林建笙的妻子，所以你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我把头凑近，盯着她的双眼道。
“你……”李静如咬牙切齿，似是无处发泄情绪。她双手放在桌上，不住颤抖，无名指上的银戒指敲打着台面，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
阿沁拉拉我的衣袖，像是叫我别逼得太紧，我向她打手势，示意她别插手。
“李静如小姐，”我保持着平稳的语气说，“对你来说，林建笙犯下的事情是无妄之灾，因为他个人的决定，连累你陷入今天的环境。可是，你别忘记，当年是因为你搭上郑元达，才引起一连串事件。你的一个错误决定，导致了今天的结果。即使你不用为林建笙的罪行负责，你也得为你自己负责。你再不高兴再不满意，也要面对已成事实的过去。”
李静如像是泄了气，眼眶泛红。
“好吧，你问吧。你是不是想问我建笙在事发前几天有没有什么异样？或者他有什么藏匿的地点？六年前你们都不断问这个……”
“不，我想问你，你觉得林建笙是个怎样的人。”
“咦？”李静如诧异地看着我，“怎样的人？”
“就是你觉得他性格如何，为人如何之类。”
李静如似乎没想过警察会问这个问题，一脸狐疑。
“建笙他……脾气暴躁喽。那几年他常常犯事，一点事情便动手打人，坐牢像家常便饭，每次判个两三个月的。因为这原因他找不到长工，只能到地盘打散工，还好他死去的老爸留了个小房子给他，否则他和我只能睡天桥底。”
“你们怎认识的？”
“我十六岁时离家出走，在朋友介绍下和他认识的。不久我们便同居，我二十岁时便跟他结婚。刚结婚时还好，不过他每次打工总是不长，他老爸的遗产又吃得七七八八，我便去酒吧打工。就是那时开始吧，他越来越暴躁，我们之间的争吵也一次比一次严重。我二十一岁那年他第一次因为伤人入狱，我们的关系便越来越差了。”李静如的语气渐渐平静下来。
又是典型的故事。对男人来说，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是最难堪的事情。林建笙的收入一定不及李静如，妻子赚得比他多，他这种大男人一定接受不来，只能借暴力掩饰内心的不安。
“你那时便结识了郑元达？”
“不，郑元达是我二十六岁时的事了。”李静如说：“郑元达之前我也有几个情人，建笙每次知道后也大吵大闹，也试过向他们报复，其中一次更打断了对方两条肋骨，令他再次因为伤人罪入狱。真是个大烂人。”
“话虽如此，你今天仍记挂着林建笙。”
“什么？”李静如愕然地看着我，就连我身旁的阿沁也微微发出呼声。
“你今天仍戴着结婚戒指。”我指了指她的左手无名指上那枚简陋的银戒指。
李静如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没说半句话。
“林建笙怎么知道你跟郑元达的关系？”
“他看我的手机简讯。我一向很小心，看完郑元达的简讯都会删去，可是出事前一天我忘了带手机，而恰巧郑元达发简讯约我……那个，于是露馅了。”
“他应该暴跳如雷吧。”
“他……那时愤怒得要杀人的样子。”李静如嗫嚅道。
“他伤害过你？”
“没有，就算骂得再凶，他从来没打过我。”李静如忽然坚决地说，“建笙他不打女人的。”
我感到心头一震。
“他如何找到郑元达的住址的？”
“我在手机里有记下他的地址，他曾趁着太太和女儿不在，邀我到他的家……”
难怪林建笙这么火大，因为反过来想，搞不好自己的老婆也“礼尚往来”，让郑元达到自己的家里幽会过。
“其实我那时跟郑元达不是认真的……”李静如幽幽地说，“郑元达好像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女人，我也没想过当他的情妇，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吧……”
这个郑元达其貌不扬却风流成性，或许他对女性有一套手段，把她们治得服服帖帖。
“你……有没有替郑元达生过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吕慧梅的猜测。
“当然没有！”李静如斩钉截铁地说道，“有家室的人才不会这么大意，郑元达不会笨得留下这种麻烦。”
“林建笙有什么朋友？”我改变话题。
“他年轻有钱时便有不少酒肉朋友，我们结婚后他好像蛮孤僻，顶多跟拳馆的朋友来往。”
“拳馆？”
“在油麻地的青龙拳馆，不知道是打咏春还是洪拳的。他曾在那儿学拳，但后来没学了，却仍跟那儿的人保持联络。”
学过功夫的暴躁男人，难怪常常坐牢。
“你有没有听过他提起那儿的朋友？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相熟？”
“我只记得一个叫‘阿阎’的名字，他提得较多。不过我没见过那个人。”
“全名是什么？”我掏出口袋中的记事本，写下拳馆的名字和人名。
“不知道。”
我抓抓头，没有全名比较难追查下去，但聊胜于无。
“林建笙有没有仇人？”我问。
“如果被他打过的人都计算在内的话，太多了。”李静如无奈地回答。
“除了你的情人外，他通常是为了什么事打人？”
“通常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例如工作上被奚落、管工对他呼喝之类。”
“那他除此之外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这很难说，但我觉得没有。”
我静默了一阵子，思考着每一个可能。
“大致上我想问的都问过了。”我对李静如说，“你刚才说的那间拳馆在哪儿？”
李静如没法说明地址，不过她画了幅地图──青龙拳馆就在三个路口外。
正当我向阿沁示意离开时，李静如从后叫住我：“警察先生。”
“怎么了？”
“这个……请等我一下。”李静如走进柜台后的休息室，一阵子后回来，手上拿着一本褐色封面的记事簿。“这是建笙的记事簿，他失踪那天没带在身上，我……我想它对你有用。”
我接过记事簿，打开一看，日期还是二〇〇三年。在不同的日期旁边写着工作的资料，也有约朋友会面的时间。我点点头，收下记事簿，离开小吃店。
“她不敢说出来。”在路上，我对阿沁说。
“不敢说什么？”她似乎对我刚才的调查感到不解。
“她不敢说‘我相信我丈夫没有杀人’。”
“什么？林建笙在众目睽睽下撞死了七个人啊！”
“即便如此，她仍然相信他没有杀死郑氏夫妇。西区的车祸，她可能认为是意外。”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察觉到我的问题背后的意义，最后还给了我林建笙的记事簿。”我把那本破旧的记事簿拿出来。“她果然对丈夫余情未了，这么多年还带着他的遗物。”
“你认为林建笙无辜？”阿沁的声调提高了八度。
“不，我只是觉得当中有疑点。”我缓缓地说，“林建笙无辜的可能，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十吧。相比起他是无辜的可能，我比较在意的是他有没有共犯。”
“共犯？”
“你记得我在车上说过林建笙没用刀刺胡老先生很奇怪吧。”
“你说他当时身上没有刀子嘛。这又跟共犯有什么关系？”
“如果林建笙一心要杀掉郑元达，他冲动地拿起刀子去东成大厦是合理的。可是，如果林建笙一如我们所知般暴戾成性，他不会被一个老头威胁说报警而留手，他有刀子，一定迁怒面前的嚣张老头，即使不刺下去，也会拔出刀子恐吓对方。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我只能推断他当时没有刀子，换言之他是离开东成大厦后，再去买或拿刀子，之后待半夜攀外墙到三楼杀人。这是有预谋有计划的杀人事件。我们判断林建笙是凶手，全因为在现场找到他的指纹和脚印，可是这么一来，就有个奇怪的地方──既然是有预谋杀人，凶手会不会笨得不戴上手套，留下一堆指纹？他既然有时间去准备刀子，也应该有时间去准备手套吧？”
“也许他没想到呢？”
“对，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说他无辜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我猜的情形是，林建笙被胡老先生骂走后，跟朋友会合，言谈间说起这事，他的朋友怂恿他去教训郑元达，提出利用爬外墙水管的方法半夜潜入郑宅。这个朋友戴上手套先爬进室内，却因为某种原因杀死了在睡房中熟睡的郑氏夫妇，随后而至的林建笙没料到这一幕，知道自己脱不了嫌疑，于是慌忙逃走。林建笙没机会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便撞车死去，所以如果真的有共犯的话，那家伙至今仍逍遥法外。”
“这……未免想得太戏剧化了吧？”
“我说过这只是猜想而已。”我摊摊手，说，“不过当中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林建笙为什么要杀死郑元达夫妇，还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对付孕妇。刚才李静如也说，郑元达不是她第一个情人，林建笙也曾殴打过那些男人，为什么林建笙这一次要用刀子下杀手？我总觉得有点不合情理。”
“那么说，你怀疑那个什么‘阿阎’？”
“我不知道，所以才值得调查。”我翻开林建笙的记事簿，查看三月的日程。三月初的某几天记录着“开工：宝马山地盘”“开工：北角码头地盘”，可是在三月十一日以后的“开工”写得十分潦草，变得歪歪斜斜。唯一不同的是三月十六日本来整齐地写着“光明桌球室：阿阎”，却被圆珠笔画掉。在三月十七日──林建笙到东成大厦犯案的同一天──同样以歪曲的字体写着“阿阎”。
看到“阿阎”这名字，令我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事件的关键。这种不理性的判断也许就是刑警的直觉。
“对了，”阿沁突然笑着说，“刚才你对李静如的态度令我吓一跳呢，今早你还是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想不到你对着一个潦倒的女人说得这么狠。‘少废话，你是林建笙的妻子，所以你有义务回答我的问题’，就像电影里的恶警似的。”
“刑警盘问不合作的证人时，最简单的做法是放狠话，让对方知道斗不过自己，只能言听计从。”我边走边说，“这一招通常很有效，对方投降便会从实招来。”
“如果对方还是不合作呢？”
“这个，”我握起拳头，“还有这个。”我掀开夹克，拍了拍腰间的手枪。
阿沁吐吐舌头。她大概以为警察都会讲道理，其实对付小混混，用拳头方便得多了。
我的思绪回到记事簿中的那个名字。
“阿阎”……
我的脑海里再次出现“既视感”。
就像似曾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