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埙瘪嘴笑道：“编排得还真像那么回事。”
朱骥又道：“不知杨匠官是否知道，你手里的凶器，正是蒋鸣军本人的防身匕首。蒋鸣军妹妹蒋苏台和京营军士方大明都证明了这点。”
杨埙呆了一呆，失声道：“呀，难怪我觉得眼熟，那还真是蒋鸣军的匕首。呀，呀，这朱公子太厉害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又摇了摇头，道：“总之我没杀人。朱指挥没听过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这句话吗？”
朱骥道：“别说众口，就算有十个人作证你杀人，你也算是有罪。如果不是杨匠官证词涉及凝命宝，这件案子按例要上堂审理，传讯证人，当面指证，如果面对如此铁证还不认罪，便要用刑拷打，以得到认罪供状。”
杨埙笑道：“看来反倒是那凝命宝救了我。”
朱骥道：“不，为了以示公正，不负圣上所托，我还是打算开堂公案审理，时间就在明日。”
杨埙吃了一惊，道：“怎么，朱指挥不怕凝命宝一事传出去？”
朱骥道：“什么凝命宝，世人多没听说过。就算你抬出建文帝来，旁人也只以为你胡说八道罢了。”
杨埙道：“这么说，朱指挥是要在公堂上拷打我了？”
朱骥道：“杨匠官信不信得过我？”杨埙道：“信是信……”
朱骥道：“那好，杨匠官放宽心，先吃饱肚子，好好睡一觉，明日公堂再见。”
杨埙吃是吃饱了，可牢房如此寒冷，也没个棉被之类保暖，只凭身上一件棉衣御寒，又哪里睡得着？
好不容易捱过了一夜，终于等到了天亮。有狱卒送来早餐，不过是一碗稀得可以照见人影的豆粥，唯一的好处是粥是热的。杨埙便就着豆粥，将昨晚剩下的饭菜吃了。
又等了一个多时辰，才有校尉进来提杨埙过堂。典狱长聂引提着一副手枷等在狱厅中，笑道：“该过堂了，不得不装装样子。”亲自上前，将杨埙双手铐住。
进来大堂时，堂前已站了不少人，都是被锦衣卫招来官署作证的，包括找到了家长的小女孩及京营军士方大明在内，却是没有蒋苏台。
杨埙一见到方大明便极是生气，喝道：“你为什么陷害我？”扑过去便作势欲打，却被押解他的校尉制止，将他拖入堂中，强迫他跪下。
堂官正是朱骥。他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问道：“下跪犯人可是杨埙？”杨埙见对方神色严肃，勉强应了一声。
朱骥又问道：“昨日可是你杀了京营将校蒋鸣军？”杨埙道：“没有的事。我是被人冤枉的。”
朱骥道：“那怎么会有人见到你手握蒋鸣军的匕首，倒在他屋里？”
杨埙见事已至此，便再无顾忌，道：“这全是因为一张破纸而起。前日，朱指挥你拿给我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有个图章，说是在裱褙胡同捡到的，让我帮你查查这纸是哪家裱褙铺子的。我还觉得奇怪，一张破纸怎么能劳动锦衣卫长官大驾，于是非要你说个清楚明白才肯帮忙。你告诉我说，那图章不是普通印章，是什么凝命宝，就是建文帝用过的那方十六字玉玺……”
他说到这里，堂下证人发出一阵惊呼声，堂上校尉也各自面露惊异之色。
朱骥喝道：“什么凝命宝，公堂之上，休得胡言乱语。杨埙，你若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留情面，大刑伺候。”
杨埙道：“我在交代事情经过啊。”又续道：“我听了只是半信半疑，那图章明明是黑的，哪像皇帝玺印？但还是引着朱指挥去找我同乡裱褙匠潘舍，想请他看看。不想我们到时，潘舍人已经死了。我又害怕又难过，便去了酒铺喝酒。后来回家时再次路过裱褙铺，见朱指挥人还在那里，就向他要了那张纸，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我到家不久就有人翻墙进来，将我打晕，抢走了那张纸……”
将朱骥及时赶到以及次日遭朱公子绑架一事说了一遍。又指着脸上伤口道：“这就是那朱公子逼问我时，在我脸上划下的道。”
朱骥倒也不否认凝命宝一事，道：“那张纸是捡到的，我查问纸张来历只是例行公事，并没有当真。你说潘舍是因为帮人制造假凝命宝被杀，朱公子就是主顾，他又怀疑你知情而找上了你，那他为什么不当晚杀了你，而非要等到昨日才绑架你？为什么审问你后又不杀你，而是以蒋鸣军之死来嫁祸你？”
这些问题朱氏早就问过，杨埙也反复思虑过，却始终想不通究竟，此时被在公堂当面诘问，仍然无言以对。
朱骥喝道：“所以一切都是你在撒谎！你一心想娶蒋鸣军之妹蒋苏台，与他起了争执，一怒之下杀了他，又想脱罪，便想利用之前那张纸之事，编造出一个朱公子的谎言来。”
杨埙大叫道：“冤枉，我说的全是实话。”
朱骥全然不信，下令将杨埙押到一旁听审，按流程将证人传讯一遍。总甲阎英、小吃铺店家、京营军士方大明等挨个上场，将所知叙述了一遍。
朱骥冷笑道：“杨埙，你现下还有什么话说？这么多证人证明你去蒋骨扇铺见蒋鸣军，又有这么多街坊亲耳听到你跟蒋鸣军争吵，那位小女孩还亲眼看到你人在蒋鸣军房中，手里握着蒋氏的匕首。不是你杀人，还能是谁？我知道你是官匠，自恃有些名声，不将锦衣卫放在眼里，现下该让你知道些厉害了。来人，给我杖责二十。”
当即有行刑校尉上前，将杨埙拖翻在地，按住手脚，将他棉衣掀起，剥下夹裤，只留下贴身内裤，“噼噼啪啪”打了二十杖。
杨埙起初大叫冤枉，后来便破口大骂朱骥是昏官，当了锦衣卫长官就不顾朋友情面之类。然数杖过后，剧痛缠身，鲜血染红了内裤，他除了哼哼唧唧，再也喊不出来了。
二十杖打完，杨埙已无法起身，只能伏在地上。朱骥问道：“现下你愿意招供了吗？可是你杀了蒋鸣军？”
杨埙甚是硬气，勉强抬头道：“不是……朱骥……你……你冤枉好人，亏了你岳父于少保一世英名。”
朱骥大怒，喝道：“住嘴，这是审案，不准再提于少保的名字。”
千户门达曾扈从英宗皇帝亲征，土木堡兵败后侥幸逃回，但却因护主不力被降级罚俸。他见长官雷霆震怒，忙上前献策道：“这杨埙好歹是见过世面之人，不动大刑，是不会招的。他是漆匠，靠双手做活儿，最爱惜手艺，不如用拶指夹他手指，不怕他不招。”
朱骥微一沉吟，便命人取来拶指，将杨埙十指一一套入夹棍中，作势欲收时，才问道：“杨埙，你招还是不招？只要我一声令下，你十根手指可就废了。”
杨埙道：“朱骥，你好狠……”见行刑校尉用力欲收，忙叫道：“好，好，我招……我招了……”
朱骥却不命人松开拶指，只喝道：“快将你杀人经过一一招来。有一句谎话，便要立即动刑。”
杨埙既已服软，又有刑具夹在手上，随时待发，为了保住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手艺，只好垂头丧气地招供道：“昨日我在小吃铺吃完早饭，京营军士方大明带话给我，说蒋鸣军有事找我，我便去了蒋骨扇铺，结果跟蒋鸣军起了口角，我一气之下就把他杀了。”
朱骥道：“你脸上的伤怎么来的？”
杨埙道：“是蒋鸣军划的。他骗我近身，忽然抽出匕首划伤了我的脸。我实在气不过，才夺过匕首杀了他。”基本上是将昨晚朱骥在狱中的话重复了一遍。
朱骥道：“你既然杀了人，为什么还留在现场？快说，不说就废了你这双手。”
杨埙只得胡乱编道：“我……我脸上的伤流了太多血，一时吓得晕了。”
朱骥又询问一番，见杀人动机、行凶经过均已详实，这才命人松了拶指，命书吏将供状送到杨埙面前，让他签字画押。杨埙自知一画押便等于判了自己死刑，是以迟迟提笔难下。朱骥一再催促，又以拶指威胁，杨埙无奈，只得签了名，按上指模。
朱骥看过供状，盖上锦衣卫指挥大印，命道：“来人，押杨埙下去，钉上死囚大枷，关入死牢。没我的命令，不准任何人探视。”
证人们见蒋鸣军杀人案仅仅一日便水落石出，当堂审结，效率极高，均感满意，各自散去。
忽有校尉报道：“门前有人自称能够作证杨埙没有杀人。”
朱骥本已走下堂来，闻言不禁看了杨埙一眼。杨埙摇头道：“这世上，除了朱公子那伙人，没有人能证明不是我杀人，总不成是朱公子自己来投案自首了。”
朱骥便重新坐回堂上，仍让杨埙跪在一旁，命手下带证人进来，却是衍圣公弟子源西河。众人均感意外。朱骥问道：“源公子如何能证明杨埙没有杀人？”
源西河道：“昨日我曾去教坊司找人，贪图路近，便从蒋骨扇铺后巷穿过。当时后巷里有一辆马车，将巷子完全堵住了。我觉得有些奇怪，因为那一片都是前铺后院，从来没见过有马车停在后院门口的。我既起了疑心，便先闪身在巷口槐树后。马车停下后，有大汉扛着一个人从马车上下来，进了院子，马车又立即往前走了。”
朱骥道：“源公子可有看清对方面孔？”
源西河道：“抱歉了，距离太远，没有看清。但我留意到那个被扛着的人反绑着双手，而且眼睛蒙了黑布。”
杨埙忙道：“呀，这不就是我吗？”
朱骥道：“既源公子发现异样，为什么没有呼救或是报官？”
源西河犹豫了一下，道：“因为我也被人发现了。那大汉转头看到了我，便喊了一声，院子里迅疾出来一个人，朝我奔来……”
杨埙问道：“这个人不会是我吧？”
源西河道：“当然不是，我认得杨匠官的脸。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把尖刀，吓得傻了，转身就跑。一路疯跑，直到进了衍圣公府才停下，中间连头都没回过。倒叫朱指挥见笑了，我真的是吓坏了，连昨日跟教坊司琼娘的约会也错过了。”
朱骥道：“源公子既没有看清对方面孔，如何能肯定跟蒋鸣军一案有关？”
源西河道：“我不知道。后来琼娘寻上门来，说蒋骨扇铺出了命案，我感到跟我看到的情形有关。今日听说锦衣卫开堂审问蒋鸣军一案，我觉得我应该来说出真相。”
朱骥道：“源公子能肯定那辆马车就停在蒋骨扇铺后院吗？”
源西河道：“嗯，这个……我其实不知道蒋骨扇铺具体在什么地方，得到了后巷实地，才能确定位置。我这就带朱指挥去看，只要我指明的位置就是蒋骨扇铺后院，不就可以证明杨匠官是遭人陷害吗？”
杨埙奇道：“我跟源公子仅有一面之缘，你如何能肯定我不是杀人凶手？”
源西河道：“杨匠官有一双妙手，我不相信你会用这双手杀人。”
杨埙道：“呀，想不到源公子竟是我杨埙的知己，足慰平生。”
朱骥命人将杨埙带下监禁，走下堂来，向源西河实话告道：“杨埙已经招承杀人罪名，此案算是结案了。”
源西河不知杨埙是在刑罚威胁下被逼服罪，不明究竟，问道：“那么我看到的又是怎么回事，不是也算是案子的疑点吗？”
朱骥道：“前一阵瓦剌大举进犯，京师豪侠盗贼趁机横行，迄今未能全部擒获。也许源公子看到的是另一起绑架案。我会立即派人去那一带巡查的，有需要的话，再请源公子来作证。”
源西河沉吟片刻，点头道：“也好。”又问道：“可否让我见一下杨匠官？”
朱骥为难地道：“杨埙已是待决死囚，按律是不能探视的。”
源西河道：“当日我在孙国丈府上遇到朱指挥和杨匠官，看起来你二位交情颇好。朱指挥相信杨匠官会杀人吗？”
朱骥道：“这里是大堂，只讲证据，不讲人情。”
源西河这才无话可说，遂拱手去了。
朱骥便命书吏填写蒋鸣军一案相关文书，建议判处杨埙斩首示众，秋后问斩，再送去兵部，交给尚书于谦。
为这个案子忙了整整一天，朱骥也有些累了，正靠在便厅椅子上略事休息，忽听报吴珊瑚求见，很是惊异，亲自迎出来，道：“珊瑚，我一直说去你家看你，结果一忙就给耽搁下来了。”
吴珊瑚冷冷道：“朱指挥是大忙人，这几个月常常忙得连自己家都不回，哪里还想得起登我们吴家的门？”
朱骥有些怕她，不敢接话，只好问道：“你来官署找我，可是有什么事？”
吴珊瑚道：“今日是我生日。”朱骥道：“啊，不好意思，我忘记了。”
吴珊瑚道：“家里人为了让我开心，今晚要办一场宴会，左右邻居都请了，就差你朱指挥。我跟家人说你是大忙人……”
朱骥忙道：“不，不，我今晚一定登门为你贺寿。”
吴珊瑚道：“爱来不来吧。”一如小时候一道玩耍时的语气。
朱骥又想起少时的情谊来，忙道：“一定会来的。珊瑚，你坐坐再走。”
吴珊瑚道：“我不想坐。”嘴里这般说，脚下却是不动。
朱骥便搬过来一把椅子，吴珊瑚也顺势坐下了。朱骥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冲动来，诚恳地道：“珊瑚，我知道你从小对我好，可我父母过世得早，家舅又不争气，败光了家产，连祖传的房子都赔上了。你是公侯之后，我自知配不上吴家，所以才疏远了你。后来只是机缘巧合，才会遇到于少保，他老人家不嫌弃……”
吴珊瑚登时拉下了脸，怒道：“你以为我是因为你娶了于尚书的女儿才生气的吗？”
朱骥愕然道：“难道不是吗？”
吴珊瑚道：“当然不是。璚英人那么好，温柔善良，又出身名门，堪可配你。我生气是因为你跟那蒋琼琼……”一时说不下去，起身道：“我该走了，还有人在外面等我呢。”
朱骥不敢多问，也不敢再接话，只好闷闷送将出来。
国子监监生丘濬正等在门口，见吴珊瑚、朱骥同时出来。忙迎上来招呼，又问道：“今晚珊瑚寿宴，朱兄会来吗？”
吴珊瑚道：“他爱来不来。我们走。”拂袖而去。
丘濬只得朝朱骥拱拱手，转身去追吴珊瑚。
朱骥目送二人走远，见吴珊瑚侧过头与丘濬交谈，又露出少见的笑容来。不知为什么，心中也莫名其妙地感到欢喜。他知道丘濬新近丧妻，大概与失去至亲的吴珊瑚同病相怜，才会因此走近，互相有个抚慰。
刚要回返官署，蒯玉珠匆匆奔了过来，问道：“当真是杨埙杀了蒋鸣军吗？”朱骥道：“他已经招供，还有什么可说的？”
蒯玉珠很是失望，叹道：“苏娘这下可要伤心欲绝了。”
朱骥心念一动，问道：“蒋苏台怎么看她兄长之死？”蒯玉珠道：“她只是哭个不停，能怎么看？”
朱骥迟疑道：“那个……”本想问丘濬与吴珊瑚之事，又觉得不好意思，便改口道：“今晚珊瑚寿宴，珠娘会去吗？”
蒯玉珠白了他一眼，道：“当然要去。我又没做对不起珊瑚的事。”
朱骥道：“我也没……”不敢说完，顿了顿，终于鼓足勇气道：“刚才珊瑚来过，说她这些年生我的气不是因为我娶了璚英。”
蒯玉珠愕然道：“你竟然不知道？”朱骥道：“我当然不知道。我以为……”
蒯玉珠道：“当年你跟那蒋琼琼难道不是真的……”
朱骥忙道：“我只是送琼娘回去，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她是丽春院名妓。”
蒯玉珠道：“就算你不认识她，那样的绝色美人站在你面前，你想也该想到了。”
朱骥道：“我那时才十几岁，能懂什么事？”
蒯玉珠道：“算了，我懒得理你。我要见杨埙。”
她与朱骥自小一起长大，这几年对他态度蛮横，当然是因为他有负吴珊瑚，但三人情分不减，满以为自己开口，对方一定会答应，不料朱骥干脆地拒绝道：“不行。”
蒯玉珠很是惊愕，道：“为什么不行？我跟杨埙虽不是亲眷，却是苏州同乡。”
朱骥大手一挥，道：“这是规矩。”不再理睬蒯氏，转身进去官署。
蒯玉珠气得直跳脚，道：“亏我从小就帮你在珊瑚面前说好话，而今你当了锦衣卫指挥，了不起了？”
回来便厅，朱骥又处理了几起公文，见天色不早，便先回岳父家，告知妻子晚上要去吴家做客。
于璚英道：“你们那么多年的邻居，应该的。珊瑚刚刚失去伯父和父兄，夫君要好好劝慰她。”
朱骥问道：“我总不能空手而去，该给珊瑚带什么礼物呢？”
于璚英沉吟道：“女孩子无非喜欢服饰、玩意儿之类的。珊瑚虽是蒙古人，却不改女孩儿家本性。但她不爱金银珠玉之类，我从来没见她戴过。这样，夫君不妨到蒋骨扇铺买把扇子，我看珊瑚手中常常更换不同的扇子，应该对扇子是情有独钟的。”
朱骥不好提蒋骨扇铺出了命案一事，只应道：“那好，我出去寻寻看看。”
朱骥换上便服出来时，天色已然黑定，正好遇到内兄于康。于康问道：“听说杨匠官杀了人，可是真有其事？”
朱骥略微点点头。于康本颇为关切，然见妹夫神色，似不愿多提，便不再多问。
朱骥简单告知了行踪，道：“今晚我去完吴家，就直接歇宿在自己家了，不必再给我留门。”
于康笑道：“妹夫就这样空着手去给吴小娘子拜寿吗？”
朱骥也甚觉头疼，道：“我还没想到要给珊瑚买什么。”
于康道：“就算想到，这会子怕是也来不及了。我这里有两盒新买的各色糖果点心，本来是买给家里人吃零嘴的，妹夫既有急用，不妨先拿了去。”
朱骥也没有别的办法，便随于康取了点心，尚未走出大门，忽有校尉进来禀报道：“朱指挥，有人敲了登闻鼓为杨埙诉冤。”
朱骥大吃一惊道：“什么？是谁敲了登闻鼓？”
校尉道：“说起来，是打死我也不会相信的一个人。”
朱骥道：“到底是谁？”校尉道：“是孙太后的父亲孙忠孙国丈。”
朱骥大为意外，微一沉吟，即将手里的点心盒子交给于康，道：“我得立即赶回锦衣卫官署，可否烦请兄长派人将这件礼物送去吴府？”
于康道：“妹夫放心去吧，我一定办妥这件事。”
朱骥抬脚便走，校尉提醒道：“朱指挥，你还穿着便服呢。”
朱骥道：“来不及了，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登闻鼓是悬挂在朝堂外的一面大鼓。敲挝登闻鼓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直诉方式。尧舜之时，便已经有“敢谏之鼓”，凡欲直言谏诤或申诉冤枉者均可挝鼓上言。周朝时，悬鼓于路门之外，称“路鼓”，由太仆主管，御仆守护。百姓有击鼓申冤者，御仆须迅速报告太仆，太仆再报告周王，不得延误。这“路鼓”就是后来“登闻鼓”的雏形。
到了晋代，晋武帝始设登闻鼓，悬于朝堂或都城内，百姓可击鼓鸣冤，有司闻声录状上奏。这就是所谓的“登闻鼓”直诉制度，即冤枉者不服判决，可以不受诉讼审级的限制，直接诉冤于皇帝或钦差大臣。这种制度弥补了绝对禁止越诉的不足，加强了自上而下的司法监督，客观上有利于百姓冤情上达。而皇帝亦往往能认真处理，如“西平人麴路伐登闻鼓，言多袄谤，有司奏弃市，帝曰：朕之过也，舍之不问”。
晋代以后，历朝都设有登闻鼓。北魏时，“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表其奏”。隋朝“敕四方辞讼……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唐代规定：“有人挝登闻鼓……主司即须为受，不即受者，加罪一等。”
宋代专设登闻鼓院和登闻鼓检院，前者隶属于司谏、正言，后者隶属于谏议大夫，两院均由宦官掌管，受理吏民申诉之状，也因此发生了不少故事。
北宋立国之初，京师开封市井间有个名叫牟晖的人走失了一头猪。因猪是自己走失的，并非失窃，到开封府报案时，官府不予受理。牟晖投诉无门，气急败坏的他跑到登闻鼓院敲响了大鼓。于是，丢猪一事立即被紧急上报到御案前。宋太祖赵匡胤不怒反喜，特意给宰相赵普下手诏道：“今日有人声登闻来问朕，觅亡猪，朕又何尝见他的猪耶！然与卿共喜者，知天下无冤民。”猪最后没有找到，赵匡胤诏令赐给牟晖一千钱，以补偿他的损失。
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南下，直抵开封城下。宋钦宗为讨好金人，罢了力主抗金的尚书右丞、东京留守李纲之职，并割三镇予金人。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义愤填膺，以太学诸生陈东等为首的数万人伏阙上书，要求复用李纲，并登阶击登闻鼓，喧呼动地，迫使宋钦宗复了李纲之职。
元、明两朝均沿袭旧制，专门设有鼓院，以受理四方吏民之诉为要务。由于登闻鼓是古代有冤屈者最有效的直诉渠道，因而使用者颇多。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六月，龙江某卫吏因母亲去世请求辞官回乡祭母。吏部尚书詹徽不同意。吏部掌管天下官吏的任免、考课、升降、勋封、调动等事务，既然最高长官否决卫吏的请求，照理他再没有别的出路，只能继续干下去。但这个卫吏决心很大，跑到南京午门外敲响了登闻鼓。于是这件辞职不成的小事被明太祖朱元璋知道了。朱元璋认为龙江卫吏是为了尽孝才辞官，应该予以批准，并严厉批评了吏部尚书詹徽。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桃源人氏苏彬因县多荒田，而苛捐杂税极重，县民难以存活，遂上疏朝廷，请求蠲免，奏疏不达。苏彬遂亲赴南京，到午门击打登闻鼓后，自缢于鼓下。为民请命，终以身殉。官员从其怀中寻找了再次请求减免赋税的奏疏，明太祖朱元璋看后很是感动，下诏免桃源县赋粮万石，并户口为里。
宣德年间，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告为盗，判为斩刑。家人拼死擂登闻鼓诉冤。宣宗皇帝朱瞻基下令复审，果然发现冤情，九条人命由此得救于刀下。
由于明朝法律允许死囚家属在行刑之前击打登闻鼓诉冤，监管登闻鼓的给事中将情况上报皇帝后，往往有因此暂停行刑者，死囚便能死里逃生。有一些精明有心的死囚为了侥幸求活，便让家人在行刑时到午门敲打登闻鼓。明宣宗时，监狱中有二十七名被判死刑的强奸盗窃犯教唆家属联合起来打登闻鼓诉冤。负责监管登闻鼓的官员林富不胜其烦，上报宣宗皇帝，称：“击鼓诉冤，烦渎不可宥。”明宣宗朱瞻基倒是为人开明，道：“登闻鼓之设，正以达下情，何谓烦恼？自后凡击鼓诉冤，阻遏者罪。”
正因为敲打登闻鼓可以直达天听，通常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所以成为人们心中的希望，民间有一些诉讼、斗殴类小事，也往往去击鼓。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重臣以明英宗朱祁镇的名义颁布《禁妄击登闻鼓旨》，规定：“登闻鼓专为申冤而设。凡军人等陈告户婚田土、斗殴、相争、军役等项事务，只许赴通政使司并当诙衙门告理，不许迳自击鼓。官员不许受状。系申诉冤枉并陈告机密重事方许受状入奏。”
此令严厉禁止官民因民事案件而击鼓。当然即便访民因小案敲击了登闻鼓，也不会受到惩处，只是掌鼓官员不会受理。明英宗诏令之后，登闻鼓绝少再响起，这当然不是因为民间没有冤案，而是大宦官王振干政后，为了粉饰太平，采取了一些人为手段禁止人们敲打登闻鼓——
有意上访者才刚刚走近登闻鼓，便已被守在附近的军士拦下，带到官署，随便捏造个罪名痛打一顿。这些上访者本是为亲人申冤而来，结果反而惹祸上身，平白挨了一顿棍棒，即便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也只能忍气吞声，哭诉无门。是以人们知道后，再无人敢轻易擂响登闻鼓。连朝中大臣都屈服于王振的淫威，又何况民间百姓呢？
赶去官署的途中，朱骥不禁心道：“之前人人畏惧王振，是以登闻鼓数年不响。若不是他在土木堡之变中被杀，孙忠以国丈身份去敲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嗯，他是太上皇的亲外公，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事。当日杨埙请他出面营救国子监李祭酒，也是因为他的身份足够与王振抗衡。然目下在位的是新皇帝，跟孙国丈并无血缘关系，是否还会在杨埙这件钦命要案上插手？”
他料想孙忠是从邻居衍圣公弟子源西河那里听闻了杨埙一案，然孙氏素来沉闷低调，英宗皇帝朱祁镇在位时，其为人所知者，也仅有营救国子监前祭酒李时勉一件事。目下换了朱祁钰做皇帝，此公却如何肯为非亲非故的杨埙出头？一时颇为费解。
校尉惴惴告道：“孙国丈早前曾到过锦衣卫，要求见杨埙一面。因为朱指挥下了严令，不准人入狱探视，小的们不敢违抗，所以没有同意。不想孙国丈一气之下便去擂了登闻鼓，结果事情闹大了。早知道，就该放孙国丈进去的。”
朱骥摇头道：“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只是遵命行事。”
朱骥人到达锦衣卫官署时，明景帝朱祁钰特使司礼监大宦官金英已陪着孙忠等在那里。
金英端着架子道：“皇上已知悉孙国丈为杨埙击鼓鸣冤一事，很是重视，命锦衣卫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硬邦邦甩下一句，便自行回宫去了。
朱骥请孙忠坐下，如实告道：“今日开堂审案，有众多证人、证据，无不指认杨埙杀人，杨埙亦当堂负罪，签字画押。这里有卷宗抄件，孙国丈尽可过目。”
孙忠却将卷宗推开，摇头道：“我不看这个，我只想见见杨埙。”
朱骥见对方意志坚决，料想不让他入狱探视，他势必继续闹个天翻地覆，只得亲自引孙忠入来诏狱。又道：“孙国丈探视囚犯时，我人须得在场。”
孙忠闻言愈发不满，道：“怎么，朱指挥怕杨埙暗中告知我真相？这倒像是欲盖弥彰了。”然朱骥不肯走开，他也无可奈何。
杨埙被囚禁在死牢之中，模样甚是凄惨。他臀部受过杖刑，无法坐立，偏偏又按惯例钉了大枷，只能僵着身子，侧卧在地上，移动一下都极为困难。
孙忠见状大为不平，愤愤道：“这分明是刑讯逼供过了。”上前扶杨埙起身，问道：“小杨，你说，是不是锦衣卫严刑拷打于你，你受逼不过，才承认了杀人罪名？”
杨埙长叹一声，道：“孙老，确实是我杀了人，我已经当堂签字画押了。”
孙忠道：“什么？不可能，决计不可能！我听源公子说，蒋骨扇铺后巷里发生过不寻常的事，他已如实上报，锦衣卫却不去核查，独独盯上了你。”也不顾朱骥在场，直言道：“分明是朱指挥新官上任，想尽快破案邀功。你不必怕他，我已经敲过登闻鼓，皇上知悉了这件案子，下旨务必查明真相。”
锦衣卫官署离皇宫虽近，诏狱却处于半地下，兼之墙厚门重，杨埙竟没有听到鼓声，听说孙忠竟为自己去敲了多年不鸣的登闻鼓，吃了一惊，呆了半晌，才叹道：“孙老，你是皇亲国戚，贵不可言，而我只是个漆匠。为什么你一力相信我没有杀人，还要替我出头？”
孙忠道：“你虽只是个漆匠，却以手艺为傲，从不自轻自贱，脾性甚合我胃口。况且我也不全是为了你。”叹了口气，道：“昔日王振祸乱朝政，人们都说只有我孙忠能与他相抗，可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太上皇北狩之后，我常常想，如果我不是那么自私，只想着自己清静安稳，早些挺身而出，或许大明就不会有这么大灾难。”
杨埙道：“可是孙老实在犯不着为了我去敲登闻鼓。”
孙忠道：“登闻鼓就是让有冤屈的人敲的，没有人敢敲的话，它只是一面普通的鼓。锦衣卫屈打成招，让小杨你受了这么大冤屈，我老头子也该出来做点事了。”又转头问道：“于少保为了江山社稷劳心劳力，天下景仰，他可知朱指挥而今的所作所为？”
朱骥道：“于少保虽是我岳丈，然兵部与锦衣卫互不统属，该上报兵部的事，他老人家自然知道。”
孙忠道：“瞧你这小子，年纪轻轻，当上了锦衣卫长官，倒神气活现起来了。你才几斤几两……”
杨埙忍不住笑出声来，道：“好了，孙老别再骂朱指挥了，他没有冤枉我，我们是在演戏。”
孙忠一惊，道：“什么，演戏？”
朱骥见杨埙说出真相，只得道：“我早相信不是杨匠官杀人，只不过不知对头真面目，所以想将计就计，引对方现身。”
孙忠问道：“那你为何要在堂上拷打杨埙，还将他当作死囚对待，让他多受苦楚？”
朱骥道：“我怀疑绑架杨匠官的朱公子，就是之前到锦衣卫大狱杀死杨行祥的凶手。他能无声无息地潜入戒备森严的诏狱杀人，想必有内应在此。虽则狱卒韩函已死，锦衣卫大多将校殁于土木堡，但难保他没有别的眼线。我有意折辱杨匠官，也是为了让眼线看到。”
孙忠这才明白究竟，转头骂道：“死小子，不早说，害得我奔去敲了登闻鼓。”
杨埙忙道：“这件事，只有我、朱指挥和于少保三人知道，目下加上孙老，也只有四个。”
孙忠很是意外，问道：“于少保也知道这件事？”
朱骥点了点头，道：“我曾经和杨匠官一块查案，了解他的为人，相信他不会杀人，尤其不会杀死心爱女子的亲人。我岳父于少保也信他。当时在蒋骨扇铺，于少保亲口问是不是杨匠官杀人，杨匠官明明可以当面说出经过，好尽快洗脱嫌疑，但因为事涉凝命宝，他绝口不提，可见他将大局看得比自己清白还重。后来我将杨匠官所述转告于少保，于少保说这是个忠心可托的人，不如将计就计，引蛇出洞，于是才有了后面的好戏。”
杨埙道：“哎，那可不叫什么好戏！朱指挥事先没有说清楚，只跑来牢房问我信不信得过你，撂了一句话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就在公堂上将我打得死去活来，还要夹我手指。那一刻，我差点儿就怀疑你是不是也变成一意邀功请赏的昏官了。”
朱骥正色道：“这也是不得已，我担心隔墙有耳，所以才事事小心，我既信得过杨匠官，我相信杨匠官也信得过我。至于公堂上动刑……”
杨埙道：“这我倒是理解，对手如此厉害，安排下如此天衣无缝的陷害计划，不将戏码做足，怎能引他上当？”与朱骥相视一笑。
一旁孙忠很是感动，站起身来，道：“二位如此心照不宣，肝胆相照，那我更要配合好好演一场戏了。”
忽扬手扇了朱骥一巴掌，怒道，“明明是屈打成招，还要将人锁成这样，不是有意弄死他，好杀人灭口吗？”
又走进去拉开牢门，朝外叫嚷道：“大家听好了，给我老头子作证，锦衣卫长官朱骥不准人探视犯人，还要弄死杨埙，杀人灭口……”
朱骥忙道：“这里是诏狱，请孙国丈小点儿声。”
孙忠道：“怎么了，我连登闻鼓都敲了，在这里喊几句话还不行？”
朱骥大感头疼，换作旁人，还能命校尉直接拿下，可对方是国丈，又一把年纪，决计不能动手，只好问道：“孙国丈要入狱探望杨埙，我已经破例应允了，您老人家还想要怎样？”
孙忠道：“新皇帝不是说了吗，锦衣卫要重新彻查此案，务必以真相大白天下。既有冤情，就表明杨埙还不是死囚，先把重枷去了。”
今晚当值的副千户白琦亦跟来了大狱，见长官很是难堪，忙上前低声劝道：“孙国丈不是普通人，他敲了登闻鼓，皇帝接报后却将案子又发回锦衣卫，摆明不给他面子，他心中气不过，今晚铁了心要来大闹锦衣卫。不如先听他的，先打发他走再说，免得弄得人尽皆知。”
朱骥便顺势道：“那好，就听孙国丈的。来人，去了杨埙的死囚大枷。”又赔笑道：“孙国丈，这里寒气重，您老小心身子，我先陪您上去。关于杨埙的案子，您有什么疑问，尽管提出来，咱们慢慢商议。”
大枷戴上不易，通常要用锤子击打楔子，才能固住，脱下亦十分困难，得用大斧劈开枷板。死囚牢房狭小，难以展身。副千户白琦听长官下了令，便命校尉将杨埙架出来，带去狱厅脱枷。
刚到狱厅，巡城御史邢宥便引人抬着一副担架进来。邢宥道：“朱指挥，我正找你。”
朱骥见担架上躺着一个人，随口问道：“他是谁？”邢宥道：“是个死人。”
原来最近京师内外盗贼蜂起，景帝朱祁钰为此不得不下诏道：“擒获者不分首从，俱处以死；能自首或自陈同盗者免罪，仍给以不自首者家赀之半。”
尽管如此，仍不能平息，是以官民人人警惕。就在不久前，有人欲往运河中抛尸时，被一警觉的船夫看到，以为是强盗，遂高声叫喊了起来，惊动了附近的巡城御史邢宥，忙引兵来捉。那两人丢下尸体，竟只凭两柄匕首，便杀出官兵包围圈，然后趁夜色逃脱。
朱骥细细一看，才见那死人已是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不禁皱眉道：“既是如此，邢御史将尸首交给兵马司处置即可，为何还绕远道抬来锦衣卫？”
邢宥道：“我跟两名贼人照了面，虽然只有微弱的灯火照亮，但还是能认出他们就是之前闯入兵部盗取机密文书的一男一女。”
数月前，有一男一女假扮军士混入兵部官署，虽被漆匠杨埙撞破，但仍然成功盗走了机密文书《军资总会》。之后二人还曾闯入蒋骨扇铺，欲杀知道其相貌的杨埙灭口。后虽全城贴出图形告示，也只侥幸寻回了《军资总会》，始终未能将二人擒获。官府以为二人早已趁瓦剌军进击时逃离了北京，不想今晚巡城御史邢宥竟意外在运河边上遇到了二人。
邢宥又道：“这就是那对男女欲抛弃的尸体，我猜他多少跟二人有所关联，所以才抬他来锦衣卫。”
朱骥本已放弃追捕那对男女贼人，料不到忽然又有线索出现，忙道：“孙国丈还在这里，邢御史稍等我一下。”
邢宥日夜忙于巡城捕盗，尚不知道蒋鸣军命案，见杨埙被架在一旁脱枷，好奇地问道：“杨匠官犯了什么事？”朱骥道：“说来话长。”
一旁孙忠亲眼见到杨埙身上的大枷脱下，这才略感满意，又指着朱骥的鼻子道：“我以后每天都要来看望杨埙，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就再去敲登闻鼓告御状。”
朱骥道：“是，是，我当面向孙国丈保证，绝不敢亏待杨埙。我这里还有公务。白千户，你代我送孙国丈出去。”
白琦应了一声，引着孙忠出去。
校尉正待押解杨埙回牢房，杨埙忽指着担架上的尸体道：“我认得这个人。”
朱骥与邢宥交换一下眼色，登时大喜过望，忙命校尉扶杨埙过来，道：“杨匠官可看清楚了，你当真见过这个人？”
杨埙却又摇头道：“没见过。”
邢宥奇道：“杨匠官刚刚不是还说见过他吗？不妨再仔细看看，他被人痛打过，脸有些变形了。”
杨埙道：“我说我认得，没说见过。认人不一定要靠眼睛，我闻过这个人，他身上有股独特的狐臭味儿，隔老远便能闻见。”
邢宥低头猛吸一口气，道：“好像是有一股子骚味，是不是尸臭？”
一旁有名叫李立的狱卒插口道：“天气冷得这般厉害，泼水成冰，这个人死了还不算久，应该不会有尸臭。况且尸臭也不同于狐臭。”
朱骥道：“你叫李立，对吧？我记得曾跟仵作伍汉学过验尸，那你过来闻闻，看是什么臭味。”
李立走过来，小心翼翼地伏下来，往尸体周围嗅了一遍，起身告道：“肯定不是尸臭。至于是不是狐臭，小的就不知道了。”
杨埙很是不屑地道：“你们还怀疑漆匠的鼻子吗？”
邢宥道：“杨匠官可还记得在哪里闻过这个人？”
杨埙“嘿嘿”了两声，摇头笑道：“说不得，说不得。”
朱骥上前一步，低声道：“怎么，杨匠官有意不说，是要报复我白天动刑拷打于你吗？”
杨埙笑道：“当然不是，而是我若当众说了出来，就等于证明你朱指挥屈打成招，刚刚了结的是一桩错案冤案。”
朱骥骇然而惊，转头看了一眼尸体，问道：“他……他跟……”
杨埙笑道：“那个死人，就是绑架我的朱公子的手下。”
朱骥闻言一怔，微一凝思，退开几步，低声与邢宥商议了几句，遂命道：“来人，开了杨埙手足镣铐。他有关于男女贼人的重要线索，那件案子事关兵部机密，应优先办理，先准许杨埙戴罪立功。”
进来官署，朱骥屏退侍从，只留邢宥、杨埙二人，先对邢宥说了详细经过。邢宥这才知情，奇道：“杨匠官当真受过二十杖吗？我看你似乎没什么事啊。”
杨埙笑道：“这当然是朱指挥命人做了手脚。只不过有外人在时，我得装出伤重不能行走的样子。但适才我戴着重铐大枷可不是假的，若不是孙国丈出面，怕是我现下还被锁在牢房中，一动不能动呢。”又叹道：“真是僵卧牢房不自哀啊。”
邢宥笑了一笑，又问道：“我带回来的尸体，杨匠官能肯定就是其中一个绑架者吗？”
杨埙道：“朱公子用刀划伤我的脸的时候，就是那有狐臭的人站在我身后，一只手勒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按着我的头，我死都记得他的气味。”
邢宥道：“果真就是朱公子手下的话，又跟那男女贼人有什么关系呢？”
杨埙道：“那有狐臭的人成了那副模样，比我还要凄惨，显然经过拷打折磨。如果不是结下了私人恩怨，凶手有意令他多受苦楚，便是要从他口中盘问什么。”
朱骥道：“那对男女贼人之前闯入兵部时已露了形容，被全城通缉，抛头露面要冒极大的风险。他们捉住那有狐臭的人加以折磨，之后又冒险弃尸，应该不是为了复仇。莫非他们也想从朱公子那里得到什么？”
杨埙道：“这下不是更好了，两件案子合二为一，只要我们追捕到朱公子一伙，便可以顺藤摸瓜，将以前那件断了线的无头案子接起来。”
邢宥道：“朱指挥不惜对杨匠官用苦肉计，预备如何追捕朱公子一伙呢？”
朱骥道：“我已经派了精干人手，日夜监视相关嫌疑人。等摸清对方底细后，便可立即拉网搜捕。”
邢宥道：“既已有了嫌疑人，朱指挥为何不将他秘密捕来审问？以锦衣卫的手段，应该有办法让他开口。”
杨埙笑道：“这我绝对相信。朱指挥手下能人甚多，有个千户见我挨了二十杖还不肯招，立即出主意，要用刑具夹我双手。我是手艺人，这可绝对是我的软肋呀，于是不得不屈服，按照朱指挥的授意胡乱招供了一通。”
朱骥颇为尴尬，只道：“因为我们手里没有任何凭据指证对方，万一他抵死不认，或是如杨匠官所言，胡乱招供一通，甚至牵连无辜进来，那事情岂不是要糟？”
邢宥道：“那好，就按朱指挥的计划来。对了，要不要重新发出那对那女贼人的通缉告示？”
杨埙笑道：“关于这个，我有个更好的主意——不如将那具尸体连夜交给地方官府，顺天府也好，兵马司也好，明日让他们公开招领无名尸体，并以杀人罪名通缉那对男女贼人。如此，朱公子便知道手下遭了旁人毒手，就算不立即报复，也应该会有所行动吧。”
朱骥拍手道：“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预料在蒋鸣军一案公告前，朱公子一伙肯定会按兵不动。若是将朱公子手下尸体抛出去，或许能就此激怒他，引诱他出动人手，寻找仇家。”
三人商议一通，朱骥仍命校尉将杨埙押入牢房囚禁，自己与邢宥分头行事。
常德公主：明宣宗朱瞻基第三女，母孙皇后。正统五年（1440年）下嫁薛桓。朱瞻基有二子三女：长子朱祁镇（明英宗），母孙皇后；次子朱祁钰（明景帝），母贤妃吴氏；长女顺德公主，母胡善祥（宣宗原配皇后）；次女永清公主，母胡善祥；三女常德公主。
后来朱元璋当上皇帝，将患难之妻马氏立为皇后，这便是著名的大脚马皇后。朱元璋对妻子一直敬重有加，大臣、平民靠马皇后婉转进言得保性命者不在少数。她曾劝朱元璋道：“我常听说夫妻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和我贫贱时过的日子，也愿不忘和群臣过的艰难日子，有始有终，才是好事呢。”马皇后病危时，自知病重不治，怕连累医生，不肯服药，还说：“生死有命，祷祀何益？世有良医，亦不能起死回生。倘服药不效，罪及医生，转增妾过。”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十分悲痛，之后不再立皇后，由此来表达对马皇后的尊重和怀念。又，浦江（今浙江）有郑氏，家族和睦，十代同堂，名传道还，当地人称为“义门”。元朝时，官府赐给郑家一块“天下第一家”的匾额。朱元璋即位后听说了此事，颇感兴趣，将郑氏家长郑谦召到京城相见，问他家中人口共有多少。郑谦回答说：“一千有余。”朱元璋赞叹说：“一千多人同居共食，同心合力，世所罕有，确实是天下第一家啊！”于是赐给了他丰厚的礼品让他回去。马皇后在屏后听了他们的对话，心有不安，连忙传话给朱元璋说：“陛下当初一人举事，尚得天下；郑谦家千余人，倘若举事，不是太容易了吗！”朱元璋听了不免为之一惊，急命中官再召郑谦，问他道：“你治理家族，也有什么方法可循吗？”话到这里，杀机已现，郑谦稍有不慎，立即便是灭顶之灾。但郑谦的回答很令人意外：“没有其他的诀窍，只是不听妻子的话罢了。”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朱元璋听了才释然一笑，不再追究，安心地放他回家了。这一次，明太祖虽然没有完全接受马皇后的意见，却又恰恰表现出他对马皇后的重视。他认为自己之所以成功，离不开妻子的辅佐，既然郑谦从不听从妻子的话，便认定他成不了大气候。
小明王：名韩林儿，元末民变领袖韩山童之子。韩山童祖父为民间白莲教首领，被谪徙永州。韩山童继续传教工作，声称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藉以鼓动百姓起事。至正十一年（1351年）与刘福通等聚众起事。部众以头裹红巾为标志，故被称为“红巾军”。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不久遭捕杀。刘福通等红巾军将领迎韩林儿至亳州（今安徽亳州），立为帝，称小明王。国号大宋，年号龙凤，以亳州为都城。后亳州失守，韩林儿退驻安丰（今安徽寿县）。当时韩林儿虽有帝名，但实权为刘福通掌握，外出将领大多不受约束，政权建设很差。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安丰受张士诚部将吕珍围攻，韩林儿被名义上尚属大宋政权的朱元璋救出，安置在滁州（今安徽滁州），从此受朱元璋挟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朱元璋遣廖永忠接韩林儿至应天（今江苏南京），途经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沉之江中，宋亡。
胡濙精通医术为历史真事，曾与戴思恭讲《内》《难》诸经，推仲景为医学正宗。著述有《卫生易简方》一书。此书为胡濙游走四方寻找建文帝下落时，广泛收集各地民间单方验方编成。书中分为诸风、诸寒、诸暑、诸湿等145类病证，共396方，主张方宜简易，多数方剂药仅一、二味，且多为易得之品。本书还附有服药忌例22条及兽医单方47首。现存多种明、清刊本。戴思恭，元代神医朱丹溪（绰号朱半仙，倡导“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说，“滋阴派”创始人，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最得意的弟子，曾广为民间百姓诊治疾患，名气极大。明朝洪武年间，被征为正八品御医，授迪功郎。由于戴氏疗效特别好，每次都能药到病除，所以深得明太祖朱元璋器重。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得病而久治不愈，下令逮捕医官，唯独慰勉戴思恭道：“你是仁义人，不用怕。”仍重用他。不久，朱元璋病逝。建文帝朱允炆即位后，将诸多侍医治罪，唯独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使。永乐三年（1405年）戴思恭去世，享年82岁，明成祖朱棣亲撰祭文，派人祭奠，称其为“国朝之圣医”。
冰糖葫芦：中国传统名小吃，宋代时便有明确记载：“冰糖葫芦，乃用竹签，贯以山里红、海棠果、葡萄、麻山药、核桃仁、豆沙等，蘸以冰糖，甜脆而凉。”传闻最初始于宫廷。南宋绍熙年间，宋光宗宠爱的黄贵妃生了病，不思饮食，日渐憔悴，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宋光宗不得不张榜求医。一名江湖郎中揭榜进宫，为黄贵妃诊脉后道：“只要用冰糖与红果（即山楂）煎熬，每顿饭前吃五至十枚，不出半月病准见好。”黄贵妃照办后，后来这种做法传到民间，小贩为了方便，又把它串起来卖，就成为了冰糖葫芦。北方冬天最常见。
古人执行死刑一般放在秋冬季节，称为秋决。理论上并非一定要在秋天，而是在秋冬两季均可。但因秋天在先，春夏两季以及之前积累下的死刑判决一般在当年秋天便可执行了，所以大多在秋天执行。秋决的做法最早形成于西周时期，汉朝时形成定制，以后历代都遵守。秋决制度与古人的天人合一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人行事应该处处顺应自然。春夏乃是万物滋长、生命欣欣向荣的季节，不宜执行死刑。而秋冬季节则是万物萧条、生命凋谢的季节，此时执行死刑才是顺应自然的。因此，除犯了谋反等大罪的人要立即处决之外，一般的死刑都要留待秋冬季节执行。又古人在行刑时间上还有其他一些禁忌。比如唐宋时期规定正月、五月、九月为断屠月，每月的十斋日为禁杀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明朝时，国家进行大的祭祀活动时也禁止行刑。另外，行刑当天的具体时间也规定在下午1点到5点之间。过时则要等到第二天。
周代王宫分“朝”和“寝”两部分——“朝”即朝政，指代王城，是国君和大臣决策处理政务之处，是行使最高权力的地方；“寝”即是宫城，是国君和王族成员居住和休息的场所。“朝”又有外朝、治朝、燕朝之分。对应三朝的则是三门，分别是：库门，即外门；雉门，即中门；路门，即寝门。外朝在库门之内，是中枢官署所在地，譬如大司败断狱决讼即在此处；治朝又称正朝，在雉门之内，是大臣每日朝见国君的地方，是王宫最重要的大廷所在，凡重大的政治活动如献俘、册命、听朔多在这里举行。祭祀王室祖先的宗庙也在正朝中；燕朝则在路门之内，是国君听政的地方。古者视朝之仪，臣先国君而入，国君出路门立于宁，遍揖群臣，则朝礼毕，再退回燕朝处理日常政事，诸臣则至外朝官署治事处治文书。
龙江：今黑龙江省龙江县。
桃源：今湖南桃源县（属常德市）。古名武陵。宋太祖年间，地方转运使张咏（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斧声烛影》及《交子》）根据朝廷析武陵县之政令，在实地考察之后，建议置桃源县。理由是其地有桃花源胜地及桃川宫。桃花源因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所作《桃花源记》而得名。桃川宫位于桃花源桃源山，始建于晋代。
与登闻鼓紧密相关的还有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的“重囚处决三复（覆）奏”制度。前面提过，由于“三复奏”制度的执行，死刑往往要拖延午后才能执行，即戏曲中常常出现的午时三刻处斩。但若死囚家属在死刑执行前敲了登闻鼓的话，官员上报皇帝，皇帝觉得有冤，会立即派校尉赶到刑场通知暂停行刑。如果皇帝查验后决定继续执行死刑，时间通常到了晚上，起不到当众执行死刑以杀鸡骇猴的作用。针对这一点，嘉靖元年（1522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专门颁布诏令，“诏自今以申、酉行刑，不报”，禁止死囚犯临刑前击鼓，死刑必须在下午3～7点之间执行。但大臣浙江道监察御史陈逅认为死刑应该被慎重对待，皇帝应该提前而不是到临刑之时才重视。陈逅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请今后处决重囚，前期一日，该科之覆奏毕，即给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亲请法司取囚赴市，次日依法行刑，限未刻以前毕事。复命如有鸣鼓诉冤者请于三覆奏以前封进，若覆奏已毕，虽有鼓状，无得辄受。违者悉坐以罪。”大概意思是，处决重囚的前一天，刑科报请皇帝复审案件，无误后，即发驾帖给锦衣卫监刑官，负责押解犯人到刑场，第二天再依法行刑。执行死刑在下午1点前结束。如果重犯家属要击鼓诉冤，必须在三复奏之前由官员递交给皇帝。一旦第三次复奏完成，即使有人再击登闻鼓鸣冤，也不得受理，凡是违反者都要治罪。明世宗同意，遂于嘉靖二年（1523年）下诏令曰：“鼓状照旧行，决囚准予未刻以前行事。”由此恢复了登闻鼓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