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
明仁宗朱高炽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尊封母亲为皇太后，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朱瞻基性格坚定，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又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当时海内安宁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两宫慈孝天下皆知，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
然世事难测，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还是个孩童，根本无力主政。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又特别强调说：“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让张氏摄政。
明朝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就藩襄阳，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最得张后宠爱。明宣宗意外病殁后，朝野中谣言四起，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由，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反对，坚称“立国以嫡”，事情这才拖了下来。
流言纷纷，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宣布说：“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万岁，浮议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朱祁镇年纪尚幼，不能亲自理政，群臣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后道：“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始终不愿意听政。
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谆谆告道：“你们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太皇太后已经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英宗皇帝长大了，该归政给他了。
张后久历风浪，很快就猜及此点。当年明宣宗骤逝，太子朱祁镇年幼，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报复当年之事。
唉，她确实老了，既援救张辅不及，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于是便饶恕了王振，但又厉声警告道：“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气焰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此后，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便立即派人责问。王振无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
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张辅自遭廷杖后，变得沉默寡言，再不敢与王振作对，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用兵等。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多事。如此，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
杨荣原名杨子荣，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性情警敏通达，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其“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多次随侍朱棣出征。朱棣称其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军务均委托给杨荣。
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众人惶然不知所措。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坚持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避免尸臭外溢。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禀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人，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祸福均因此而起。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汉王朱高煦随征，乘机进谮。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说得多了，不免心动。回到京师后，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大加训斥，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难”旧人而未被祸及。金忠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
在这之前，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解缙字大绅，号春雨，吉水人。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数诵千言，终生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时年十八岁。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随身边。
然解缙成名既早，才气又高，难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讳，为人所忌，屡遭谗言。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缺乏涵养，必须闭门思过，修身养性，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八年。朱元璋去世后，解缙入京吊丧，又遭大臣攻击，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卫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
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
但世上总有不畏强权的忠直之士，国子监祭酒李时勉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国子监授课时，公然讲述历史上宦官的危害。王振得知后，发誓要报复李时勉。他既兼领东厂提督，便利用职务便利，先派密探暗中调查反对派大臣各种阴事，以此手段来铲除异己，许多大臣都因此而栽在他手中。只是当王振用同样方法来对付李时勉时，竟然完全失效，神通广大的东厂番子始终查不到李时勉的任何把柄。只是想不到王振并未死心，派了人监视李时勉的一举一动，今日伐枝之举，也成了他一条大大的罪状。
朱骥明白了究竟，却没有立即赶去国子监救人，只皱紧眉头。李时勉于朱家有恩，朱骥并非不愿意出面，但王振是司礼监掌印，既是他下令拿人，多是以皇帝诏令的形式发出。既是皇帝下的命令，除了皇帝自己，没有人能够更改，不然抗旨不遵亦是杀头的罪名。
李骥几人虽期盼地望着朱骥，却也明白其中难处。
林鹗道：“我们来找朱兄，是想可否请朱兄出面，请那些锦衣卫校尉通融一下，让监生们从旁扶住木枷，好减轻李祭酒的痛苦？李祭酒已年逾七旬，这几日天气又这么热，怕是他老人家……”
忽听到有人叫道：“朱骥！”
转头望去，却是朱骥的岳父兵部侍郎于谦。他从来都是直呼女婿名字，而不像旁人称呼小名或是昵称。
朱骥见于谦一身官服，忙迎上去问道：“岳父不是陪同姑姑、璚英还有小表外甥去了西山碧云庵进香，说明日才回来吗？”
“姑姑”是于谦的妹妹于冰，她嫁给钱塘人氏朱济，目下孙子朱喜得了怪病，听说京城有名医能治，遂千里迢迢带着孙子赶来北京求医，住在兄长家中。于谦本不信奉佛事，然他妻子董氏在世时，时常去碧云庵进香。这次于冰和于璚英都想去碧云庵为家人求签祈福，正好赶上放假，他便陪同一道前往。
于谦摇了摇头，道：“边关有告急文书送到，我不得不临时赶回来。不过璚英还陪着她姑姑、外甥在西山，今晚不回来了。”又问道：“你不是今日当值吗？怎能擅自离开官署？”语气颇为严厉。
于谦曾是有名的铁面御史，朱骥又素来敬畏岳父，竟一时语噎，看了李骥一眼，这才嗫嚅道：“那个……李祭酒他……”
于谦皱眉问道：“李祭酒怎么了？”
丘濬忙大致说了经过，还未说完，一旁李骥便哭出声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家祖明明是被人陷害。于公也是朝中重臣，请您救救他老人家。”
于谦未及开言，便听到北面传来呼喝打斗声，那边是兵部、工部、户部、礼部等重要中央官署所在地，料想是出了大事，忙道：“王司礼当是以诏令的名义下令拿人，我只能等到上朝面圣时，当面向皇帝求情。”
李骥道：“那是三日后了，家祖年事已高，哪里能撑到那个时候？”
北面又传来嘈杂声，甚至多了金刃交接声。于谦转头看了一眼，微一思忖，便道：“目下太后、皇上一行应该在返京途中，你们不妨选几个监生做代表……”
林鹗登时眼前一亮，道：“于公是让我们拦路向皇帝和太后告御状，替李祭酒申冤？”
于谦道：“不是告状，也不是申冤，而是请求皇上赦免李祭酒。”
李骥毕竟还是个少年，沉不住气，声音又尖锐起来，嚷道：“什么赦免？家祖明明是受人诬陷，说是赦免，倒像是承认有罪了。”
于谦摇了摇头，一时不便当众说明王振与英宗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告王振的状，等于当街告皇帝，结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丘濬倒是会意了过来，忙道：“多谢于公出言指点，我们这就回国子监找些同学商议。”
朱骥微一迟疑，道：“那我……”
于谦似是猜到女婿想跟丘濬等人一道赶去国子监，看是否能先行设法解救李时勉，摇头道：“你救不了李祭酒。王振有心要李祭酒的命，那些锦衣卫校尉必然奉了严令。况且他们又不是不知李祭酒有恩于朱家，若要看你的面子，早就手下留情了。”
丘濬忙道：“于公分析得极有道理。朱兄，你就不必多跑这一趟了。事情紧急，我们得尽快回国子监，好设法解救李祭酒。”
朱骥只得与丘濬等人拱手告辞，又跟随于谦往中央官署赶来。
却见是鸿胪寺前出了变故，一群人混战扭打在一起，还动了真家伙。看服饰，一方是蒙古兀良哈部落，另一方是日本人，均是入明朝贡的使者。
一些值守官署的明军军士亦闻声赶过来，却不加劝阻，只在一旁指指点点看热闹。一名荷衣女郎格外醒目，抱着双臂，冷冷地站在一旁。
大明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称中华门。正门除国家大典以外，常年不开。皇帝迎娶皇后时开此门，迎大红喜轿进门，其余妃、嫔只能乘彩车进玄武门（清代称神武门）。1954年扩建天安门广场时，大明门被拆除。1976年在大明门旧址上建起了毛主席纪念堂。
清代时，清廷改大明门为大清门时，直接将“大明门”门匾拆下，翻转重刻后重嵌。民国时，执政选定于1912年10月9日（辛亥革命一周年庆典的前一天）将大清门更名为中华门，因不知清廷已翻转门匾重刻之典故，也想拆下石匾翻用背面，直接刻上“中华门”。然拆下门匾后，才发现里面是“大明门”三字，只好临时赶制了一块木匾，由王冶秋（新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及奠基人）题写“中华门”匾额，挂于檐下。原“大清门”匾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务管理局保存，后移交首都博物馆。
棋盘街到清代乾隆时改围以石栏，中间有路通东、西江米巷（今东、西交民巷），新中国成立后扩建天安门广场时悉数拆除。
隋代以来，历朝均以刑部掌法律刑狱，与大理寺（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并列。唯元代只设刑部，无大理寺。明清两代，刑部与都察院（由前代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为最高监察机关）、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改刑部称法部，刑部之称遂撤。
明初官员休假很少，一年只有3天假期，分别是春节、冬至及皇帝生辰。直到明中后期，休假制度才逐渐完善起来，一月固定休假4天，加上节假日，每年休假50天左右。但明廷仍然废除了前朝名目众多的探亲假期，只规定父母大丧，守孝3年。清朝休假制度基本照搬明朝，直到后期才受西方影响，每月例假改为每周日休假1天。
圆觉寺：遗址在今北京朝阳区十八里店乡老君堂村，为大宦官金英修建。金英得宠于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三朝，其人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金英以报答前朝皇帝恩宠为名，用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赐地武基庄田建造了一座佛寺。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等。正统二年（1437年）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皇帝所赐田土、树株布施给寺庙，作为斋粮，并延请名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即明成祖朱棣）、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及当今皇上英宗万岁圣寿。明英宗十分高兴，钦赐寺名圆觉禅寺。
钱塘：今浙江杭州。于谦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四月二十七日午时出生于杭州钱塘太平里（今浙江杭州祠堂巷）。同年闰五月初十，明太祖朱元璋逝世。同月十六日，皇太孙朱允炆即皇帝位，为明王朝第二代皇帝，史称建文皇帝。
陆贽：字敬舆，吴郡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德宗朝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政论家，大历八年（773年）进士，中博学宏辞科。后官至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陆贽工诗文，尤长于制诰政论，多用排偶，条理精密，文笔流畅，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建中四年（783年），朱泚叛乱，陆贽随唐德宗奔奉天，起草了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诏书下达之日，虽武夫悍卒，读之无不挥涕感动，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连起兵叛唐的节度使王武俊、田悦、李纳读到诏书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
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汉王朱高煦封地。
顾佐：字礼卿，太康（今河南）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庄浪知县。端午节时，守将集合官僚校尉，因顾佐是文士，便故意为难他。顾佐取弓箭一发中的，守将拜服。永乐年间入京任御史，为官刚正，被人比作北宋的包拯。因刚直不挠，得罪权贵极多，宣德年间多次被弹劾，但因深得皇帝信任，又有大学士杨士奇等人力保，故每次都能洗刷冤屈。顾佐入内廷办公，独处一间小夹室，不是议政不与官员们群坐，由是得绰号“顾独坐”。
明代地方行政分为省、府、县、里四级，在省一级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分别统管行政、军事、刑名，直接对中央各部负责，互不统属，互相制约。但中央为了加强对各省的控制，经常临时派出中央官员了解、处理地方事务，协调军政事宜，此即为巡抚制度——“巡抚之名，起于懿文太子（即明太祖朱元璋长子朱标）巡抚陕西。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遣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抚军民。以后不拘尚书、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毕复命，即或停遣”。明宣宗初年，熊概、叶春等人出巡江南，“南畿（明代除省之外，又有两个相当于省区的地方：南直隶（或称南畿，以南京为中心）和北直隶（或称北畿，以北京为中心）、浙江设巡抚自此始”。由于明宣宗朱瞻基发展完善了巡抚制度，曾大量增设各部侍郎充任各地巡抚。于谦曾以山西道监察御史身份巡按山西各地，不畏权贵，为许多案子平反昭雪，声名很高。明宣宗正式设立巡抚后，亲自书写于谦名字交给吏部，于谦因此越级升迁任兵部左侍郎，巡抚河南、山西等地，但巡抚是其本职，兵部侍郎只是挂名。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后，于谦依旧负责按察各地，正统十三年（1448年）升迁为兵部右侍郎，享受二品俸禄，这“兵部右侍郎”才是正式兵部官职。
尚义仓就是开明地主捐资输谷的贮藏处所。平准仓就是丰年贱价买进，遇到凶年照昔日贱价平粜的仓库。仓前立碑勒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某人输粟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平粜过千百石的建坊给匾，予以旌表，并免捐资输粟的一家各色差徭冗役，同时教人民口碑传诵，表示奖励。
明代工部（六部之一）下设街道厅，负责北京街道设施维修养护事宜，包括日常清洁、保护公共设施等。同时又设街道房，专管京城坊巷街道，也负责平日的街道洒扫、春日通沟等琐碎事务，但直接隶属于锦衣卫。
裱褙胡同：今称东、西裱褙胡同，位于今北京崇文门内北京日报社东，于谦故居（今北京东城区西裱褙胡同23号）即在此处，今犹存，已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提刑按察使司：明代设立在省一级的司法部门，主管一省的刑名、诉讼事务，但审理权限仅仅限于徒刑以下（包括徒刑）的案件，徒刑以上的案件必须报到刑部审理。同时也是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主管为提刑按察使或称为按察使，简称臬台、臬司，与承宣布政使并为一省最高长官。
汉代有博士祭酒为博士之首。西晋改设国子祭酒，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的主管官。清末始废。后亦以泛称文坛﹑艺坛或学术界﹑文化界的首脑人物。
北京因是都城，地方级行政机构不同于其他，设有顺天府、五城兵马指挥司及五城巡城御史（始于明英宗正统朝）。顺天府下辖四州二十三县（辖区大于今北京地区），其中宛平和大兴两县为京县（即在北京城区）。宛平县署位于北安门外以西积庆坊（今北京平安大街什刹海以西）。大兴县署位于安定门南教忠坊（今东城大兴胡同）。除此之外，北京城又被按地理位置分为五个城区，分受五城兵马指挥司统辖，包括中兵马指挥司（官署名不带“城”字，位于仁寿坊，今大佛寺街中段）、东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思城坊，今东四北三条胡同）、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宣南坊，今西城区兵马司后街）、西城兵马指挥司（位于咸宜坊，今西四南大街兵马司胡同，胡同即因此得名）、北城兵马指挥司（位于昭回靖恭坊，今交道口南大街兵马司胡同）。五城巡城御史则属于都察院监察御史外放小差，负责巡视各城区，维护治安。
琼州：今海南。
彝伦堂：原为元代崇文阁旧址，明永乐时重建，改今名。彝伦，意为大地入之常道。皇帝来国子监讲学时在这里设座。清乾隆修建辟雍后，彝伦堂改为国子监的藏书处所。
安福：今江西安福，位于宜春市东南。
明制，殿试一甲进士（一甲即前三名，号“三鼎甲”，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直接授翰林院官职，二三甲进士还可以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即“馆选”，标准是文学优等及擅长书法，取中者被称为“庶吉士”。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三年后，成绩优者留翰林院，不得留者，则为科道官、六部主事，或出为州、县官。
古人认为天帝居住的天宫有一万间，皇帝身为天子，不能超越天帝，故少半间。
奉天殿：即民间俗称的金銮殿，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明永乐年间建成时称奉天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皇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太和殿。建成后屡遭焚毁，多次重建，今殿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后的形制。
华盖殿：是皇帝去奉天殿大典之前休息的地方，并接受执事官员朝拜的地方。凡遇皇帝亲祭，如祭天坛、地坛，皇帝于前一日在华盖殿阅视祝文，祭先农坛举行亲耕仪式前，还要在此查验种子和农具。皇太后上徽号，皇帝在此阅视奏书。玉牒告成，恭进华盖殿呈御览，同时要举行隆重的存放仪式。明初称华盖殿，嘉靖时遭遇火灾，重修后改称中极殿，现天花内构件上仍遗留有明代“中极殿”墨迹。清顺治元年（1644年），清皇室入主紫禁城，第二年改中极殿为中和殿。“中和”二字取自《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道也。”三大殿中唯有这间房子可供皇帝一人静静地思考。
谨身殿：属于殿宇式建筑。初名谨身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称建极殿，清顺治二年（1645年）始名保和殿。“保和”出自《易经》：“志不外驰，恬神守志。”意思是神志得专一，保持宇内和谐，才能福寿安乐，天下太平。今保和殿有“皇建有极”匾，为清乾隆皇帝御笔，典出《洪范》“皇建其有极”。
余杭：今浙江杭州。涿郡：今北京。
尽管当时反对迁都北京的人不在少数，但从长远来看，迁都北京确实有力地解决了北部边防的问题。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不仅因为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这其中，还有更深层的意义，即引人瞩目的“天子守边”现象。历史上王朝建都，一般都选中间位置，是“天子居中，诸侯守边”。但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守边的诸侯、边将兵力薄弱，则边患不已；反之，兵多权重又会威胁朝廷，唐朝安禄山谋反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明朝，边患主要来自北方蒙古，明朝廷必须在北部边防屯驻重兵，以防止蒙古骑兵南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避免重蹈边将拥兵自重的历史覆辙，大肆屠杀功臣，将北部边防的立足点放在了诸亲王身上，实行以藩王御边的政策。朱元璋对自己的设计非常满意，因而才对孙子朱允炆得意地说：“朕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他认为这样便不会对皇权造成任何威胁。燕王朱棣手中兵权最重，且为明军精锐。正是依靠这样的军事实力，朱棣通过“靖难之役”打到南京，夺取了帝位。至此，显然朱元璋那一套儿子守边的办法也不可靠，朱棣必须想出新的办法。既要安边，又不能兵权旁落，于是朱棣做出大胆举动，把国都定在他曾经的封地──北京，这样，边防的军政大权就都握在了他自己手里，大大减少了边镇将帅割据称雄的可能。而真正的积极之处在于：天子守边，如果能居安思危，以身守塞，则天下安宁。“天子守边”这一格局对整个中原的生产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促进江南地区的经济繁荣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大后方长期的安宁，直接促使了江南手工业的发达，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谅闇（liàngān）：帝王居丧。
金瓜：古代卫士所执的一种兵仗。棒端呈瓜形，铜制，金色。
血竭：中药名，为棕榈科植物麒麟竭果实渗出的树脂经加工制成。据《本草纲目》：“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其味甘咸而走血，盖手、足厥阴药也。肝与心包皆主血故尔。”具有活血定痛、化瘀止血、生肌敛疮的功效。用于跌打损伤，心腹瘀痛，外伤出血，疮疡不敛。明代时之所以珍贵无比，难得一见，是因为原材料只生长于印度尼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等处，属于舶来品。
光禄寺卿：官名。南朝梁置光禄卿，北齐称光禄寺卿，后代沿之。主要掌宫廷饮膳及祭献食品。
十二监包括司礼监、内宫监、御用监、司设监、御马监、神宫监、尚膳监、尚宝监、印绶监、直殿监、尚衣监、都知监。其中最重要的是司礼监，不仅总管内廷宦官事务，还兼领其他重要官职，如东厂提督、南京守备等。明中后期实行的票拟制度更是使司礼监多了一项职权——批答奏章，传宣谕旨，宦官干政便由此开始。内宫监掌管各类工程事务，负责营造宫室、陵墓以及御前所用铜、锡、木、铁之器等。御用监掌管、采办皇帝所用的器物，如围屏、床榻、桌柜等。司设监掌管卤簿、仪仗、围蟆、帐幔、帘席、雨具等。御马监主管内府马政。神宫监掌管太庙及各庙的洒扫、香灯等。尚膳监掌管御膳、宫内食用和筵宴等。尚宝监掌管宝玺、敕符、将军印信等。印绶监掌管古今通集库以及铁券、诰敕、贴黄、印信、图书、勘合、符验、信符等。直殿监掌管各殿及廊庑洒扫之事。尚衣监掌管皇帝的冠冕、袍服、靴袜等。都知监起初负责各监行移、关知、勘合等事，后来专门跟随皇帝，负责导引清道。
宦官四司分别为：1.惜薪司，掌管宫中所用柴炭和二十四衙门、山陵等处内臣柴炭等；2.钟鼓司，掌管皇帝上朝时鸣钟击鼓以及演出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3.宝钞司，掌管造办粗细草纸；4.混堂司，掌管沐浴之事。
宦官八局为：1.兵仗局，主要掌造刀枪、剑戟、鞭斧、盔甲、弓矢等各类兵器，宫中御用铁锁、锤钳、针剪以及钟、鼓、铙、钹等法器的制造，也归该局负责；2.银作局，负责打造金银器饰；3.浣衣局，负责清洗宫中衣被等，多由年老及有罪退废的宫人充任，该局是二十四衙门中唯一不在皇宫中的宦官机构；4.巾帽局，掌管宫中内使帽靴、驸马冠靴及藩王之国诸旗尉帽靴；5.针工局，掌造宫中衣服；6.内织染局，职掌染造御用及宫内应用缎匹绢帛之事；7.酒醋面局，掌管宫内酒、醋、糖、酱、面、豆等物，供御前宫眷及各衙门内官之用；8.司苑局，掌管宫中各处蔬菜瓜果及种艺之事。除宦官二十四衙门外，宫女们也有衙门，共五个局：尚宫局、尚仪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每个局又分为四个司，规模也不小。
暹罗：今泰国。有名猫叫暹罗猫，就是因为原产于泰国。又，明宣宗朱瞻基极爱猫，有不少关于猫的绘画作品传世，曾作《花下狸奴图》《五狸奴图》《壶中富贵图》等。同时期著名宫廷画家商喜亦有《戏猫图》传世。
郑和原本姓马，马氏世代为元云南重臣，与蒙古诸王、大理段氏共掌云南军政，事详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大明平云南后，郑和被俘，阉割后送入明宫为奴，后又被明太祖朱元璋赐给第四子朱棣。
蔚（yù）州：今河北蔚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东临北京，南接保定，西倚山西大同，北枕张家口。
明初在京师和各军驭要害之处设立卫、所（所为卫下级机构），所作为基本的驻兵单位。卫、所来源于元代而又有所发展，兼有世兵制和府兵制的性质。士兵皆有军籍，父子相继为兵，平时驻防或屯田，遇有战事，朝廷命将，领兵征战。战争结束，将还帅印，兵归卫、所。每府设一所，数府或要冲之地设一卫，每卫设指挥使、副职称指挥同知，统辖士兵5600人。卫之下有千户所，辖士兵1120人，长官有千户长、副千户长。千户之下有百户所，有士兵112人，长官为百户长。百户之下有总旗2人，小旗不等。卫、所军官多世袭。京畿附近立26卫，为天子亲军，叫作上直卫。每省设一都司，长官称都指挥使、副职称部指挥同知，统辖省内卫、所。各都司统由中央的五军都督府管辖。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定都司为17，行都司3，留守司l，内外卫329，千户所65。明成祖后增都司为21，留守司2，内外卫493，千户所359，兵额总数（包括屯田军）达270余万人。至于其具体的分布，则是朝廷根据全国各地的战略位置、防御需要来设置，有的一府数卫，有的数府一卫，有的则一府、一州一个千户所而已。明代实行世兵制，卫所兵士皆由“军籍”家庭世代充任，卫以下军官也都世袭。这些卫所平时同时受一省军事长官都指挥使司和中央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节制，战时则听命于朝廷委派的临时将领。战罢仍归卫所。这固然避免了武人拥兵自雄的现象，但也造成了将不熟兵，兵不习将的弊端，导致军队战斗力不高。
通政司：官署名。全称通政使司。明朝洪武十年（1377年）设置，秘书机构，掌内外章奏封驳及臣民进言申诉诸事，受其事移送各职能部门办理，有重大事项则请旨裁决，是皇帝的文书总收发机关。长官为通政使。
明初称左顺门，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改名会极门，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改名协和门。
明宣宗朱瞻基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他自小就喜欢斗蟋蟀（又称促织），即位之后，他觉得北京的蟋蟀不好，曾经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员为了取悦朱瞻基，都变本加厉地下达任务，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弄得鸡犬不宁。据说苏州的蟋蟀特别好，朱瞻基特意命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了一千只蟋蟀。当时有歌谣云：“促织瞿瞿叫，宣宗皇帝要。”当地一个小吏用一匹马换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妻妾好奇观看，一不小心蟋蟀跑了。妻妾知道闯了大祸，均上吊自杀。小吏为了一只蟋蟀，弄得家破人亡，也上吊自杀了。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促织》即是根据这个小吏的故事改编的。又，作为太平太子，朱瞻基很会享受，除了斗蟋蟀外，他还喜欢动植物，喜欢美食，尤其爱吃朝鲜菜。出于这一个人目的，朱瞻基大力发展跟朝鲜的关系，还写信给李朝国王，索要女厨师，因为他特别喜欢朝鲜女厨师做的朝鲜风味的豆腐。又，按照野史说法，明成祖朱棣生母碽妃本是高丽人，原是元朝宫人，后来被朱元璋收纳，之后还被封为妃子。碽妃生朱棣后，马皇后养为己子，将碽妃赐死。碽妃身世难以考证，朱棣是否具有高丽血统也不能确定，不过朱棣当上皇帝后确实偏爱朝鲜（当时高丽王朝已被李氏朝鲜取代）美女和朝鲜食物，数次要求朝鲜进献美女和擅长制作朝鲜菜肴的厨子。
安南：今越南，又称交阯。
永乐时期，明军兵锋极健，安南虽慑于大明军威而重新归附，但由于历史渊源，民心并不真正向明。之后，大明与安南之间几乎没有断过兵燹，战争绵延长达三十年之久，极大地牵制了明朝的军事力量，巨大的军费开支也成为明廷的沉重负担。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时，安南问题日趋严重，明军不断在安南遭到败绩。在这种情况下，朱瞻基最终决定放弃安南，撤销交阯布政使司，承认安南独立，彻底扔掉了这个历史包袱，每年省出军费上亿两。此举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议，反对者不在少数。但实为高瞻远瞩之举，非但可以休兵养民，节省大批人力财力，减轻明廷的负担，还可以令明军全力应付最大的威胁——北方的蒙古。
明仁宗正当壮年，“无疾骤崩”，内中必有缘由，但《明仁宗实录》《明史》等官方记录只字不载其死因，故引发多方猜测。据明人祝允明（即祝枝山）《野记》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初七，是明仁宗皇后张氏生日，按照惯例，嫔妃、命妇等都入宫为皇后祝寿。明仁宗贵妃郭氏为明初勋臣武定侯郭英孙女，生有三位皇子，很得仁宗宠爱。她恃宠而骄，对张皇后也不如何恭敬。张皇后生日当天，郭贵妃忽然一改前态，上前敬酒。张皇后却不肯接酒，场面甚为尴尬。老好人仁宗皇帝遂出面圆转，主动接过郭贵妃的敬酒饮下。郭贵妃大惊失色，却是阻止不及。一个多月后，明仁宗身感不适，于五月十二日骤然病逝，郭妃也自刭而亡。而据官方正史《明宣宗实录》记载：仁宗死后，有五妃殉葬。郭贵妃曾生育三位皇子，依例不在殉葬之列，但她居然也被列为从葬亡妃。虽然官方文献说郭氏是“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但其诸子尚幼，不大可能自杀，似是从侧面证实了《野记》的说法。
阴症：中医诊断学名词。凡症候之在里，属寒、属虚者，均属阴症。如：身寒喜温，面色苍白，转侧艰难，卧时蜷缩，倦怠乏力，萎靡不振，舌质色淡而胖嫩，舌苔润滑，静而少言，语声低微，呼吸怯弱，食减难消，口中无味，不烦不渴，腹痛喜按，大便溏薄，小便清长或短少，脉象沉微、细涩、迟弱无力等。据明人所著《病逸漫记》：“仁宗皇帝驾崩甚速，疑为雷震，又疑宫人欲毒张后，误中上。予尝遇雷太监，质之，云皆不然，盖阴症也。”又据《明史·罗汝敬传》：“宣宗初，（罗汝敬）上书大学士杨士奇说：‘先皇帝（仁宗）嗣统未及期月，奄弃群臣，揆厥所由，皆险壬小夫献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古时治疗阴症并无良药，使一些奸佞之徒有机可乘。这类药方明成祖朱棣晚年也服用过，大多为猛烈之药，服后容易兴奋，也容易暴怒。
明仁宗驾崩后，消息很快走漏。明仁宗亲弟汉王朱高煦就藩山东乐安（今山东广饶东北），但在京师安插了众多耳目，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精骑截杀远在南京的太子朱瞻基，阻止其返京继位。然自山东出发的骑兵，竟未能追上从南京出发的太子，朱瞻基已从南京驰到良乡（今北京西南20公里良乡镇，是北京的西南门户，因“人物俱良”而得名），在那里接受了继位遗诏，随即入京主持举哀发丧，在明仁宗灵前即位。再反过来看太子朱瞻基的行程。当年四月十四日，朱瞻基离开北京，前往凤阳（明太祖朱元璋故乡）祭祖，而后赴南京。朱瞻基出发后，明仁宗出京至昌平祭长陵（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墓，为明十三陵之首），显然身体无恙。五月十二日，仁宗忽然重病，急命宦官海涛携带诏书驰赴南京，召还皇太子。当时南北两京相距两千里，而朱瞻基在六月三日便与海涛一道赶回了北京。从海涛角度来看，他来回只用了二十天，二十天奔驰四千里，这在当时条件下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再从太子朱瞻基的角度来看，他离京是为了到凤阳祭祖，按日程安排来看，他最快六月中旬才能到达南京，然而他竟在六月三日便赶回了北京，以当时通信及交通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除非他早猜到京师要出大事，预先做了准备。汉王朱高煦封地居于南北两京中段，以他消息之快及路程之短，所派截杀精骑竟连太子朱瞻基的影子都未追上，似乎也说明了问题。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降为陪都，用北京控制北方边防，用南京控制南方财赋。南京同样设立一套政府机构，但诸司印信全都移至北京。南京宫殿虽然有皇族和大臣驻守，但却渐趋衰败。正统十四年（1449年）夏六月，天降雷雨，谨身殿、华盖殿等被雷电击中起火烧毁。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五月，南京刮飓风，太庙的树被连根拔起，太庙大祀殿和皇城各门兽吻被毁。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南京下暴雨，江水泛滥，整个南京城及皇城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公元1644年，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南明不得不在陪都南京建立小朝延时，南京皇宫已经相当破败，三大殿荡然无存，福王朱由崧只能在武英殿登基。清朝平定江南后，将明皇宫改为八旗兵驻防城，各处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太平天国期间，明皇宫又经受了一次较大的破坏。此时，除了地下埋藏的石构件尚保存完好以外，地上只剩下一堆残垣碎瓦，成为蛇鼠出没的废墟。
承天门：今天安门，为著名工匠蒯祥设计。从某种程度上说，承天门是至高皇权的象征，其名字来源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首创的圣旨开头语：“奉天承运。”表明其一切行动都是奉天而行，朱氏皇朝是承方兴之运。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一幕，皇帝派人颁布圣旨时，开头总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这一套实际上是起自朱元璋。承天门还是明廷圣旨出宫的地方，颁布圣旨时，要将圣旨装在盒子里，盒子用绳子吊着，从承天门慢慢放下去，下面有人跪着接住盒子，表示“承天”的意思。
廷杖行杖情形，钱穆在其所著的《国史大纲》提到：“（廷杖）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魏叔子集》载廷杖事，言每廷杖，必遣大璫监视，众官朱衣陪列，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唯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塵满口中，受杖者多死。不死，必去腐肉斗许，医治数月乃愈。而监杖用内官，行杖用卫卒，遂使士大夫悬命其手。”
明代制度，召外藩亲王入京，必须有内府的金牌和符信，只有皇帝或太后圣旨，才可取出。
麓川也称勐卯，是傣族先民在云贵高原西部建立的古代王国。明军占领云南后，麓川主思伦法与明通好，明廷册封思伦法为麓川平缅宣慰使司世袭宣慰使，麓川遂成为明朝属国。到了思任发一代，起初尚能与明朝相安无事，后兼并各部，势力渐盛。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据地拥众反明，次年攻占南甸、腾冲，曾击败明黔国公沐晟等军，沐晟（明太祖朱元璋义子沐英次子，女为明成祖第三子朱高燧正妃）因此而畏罪自杀。正统六年（1441年），在兵部尚书王骥、定西伯蒋贵等重兵镇压下，势渐不振。正统八年（1443年），败走缅甸，明军再兴师征讨，务求除之。正统十年（1445年）十二月，缅甸宣慰使卜刺浪马哈省将思任发活捉，献于明朝，思任发中途绝食而死。对麓川用兵为正统一朝的重大军事失误，完全是宦官王振好大喜功所为，征伐麓川的明军70%都死在了云南，包括方政、沐晟等著名良将。
建安：今福建建瓯。
石首：今湖北石首。
吉水：今江西吉水。
河州：今甘肃兰州一带。
朱棣大军占领南京时，解缙的身份还是建文朝的大学士。之前他已与另一位大学士胡广（建文二年庚辰科状元，该科廷试王艮本是第一，但因貌丑，不得不屈居第二，胡广则因相貌端正替代王艮成为状元）约定：城破便一起自杀殉国。然死到临头时，解缙又不舍得，于是派仆人去查看胡广是否已经自杀。仆人到胡府时，胡广正要将头套进绳圈中上吊自杀，忽转头问家人道：“那几口猪今日喂了吗？”仆人回报后，解缙笑道：“连猪都放不下，哪会放得下自己？”于是放弃自杀，后与胡广一道降燕，拥朱棣为帝。解缙后来为朱棣器重，去探访驸马李让（娶朱棣女永平公主），恰巧李让不在家。永平公主久闻解学士大名，想一睹风采，便隔帘叫人留解缙用茶。解缙索笔题诗道：“锦衣公子未还家，红粉佳人叫赐茶。内院深沉人不见，隔帘闲却一团花。”永平公主大怒，奏报父皇朱棣。朱棣笑道：“此等风流学士，见他怪做什么？”就此作罢。
泰和：今属江西。
非刑部，六科之一，负责处理刑事案件。
明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详细记载了这件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案：“振有老仆者，山西人也，泣於下，振怪问之，曰：‘闻薛夫子（指薛瑄）将刑，故泣耳。’振问：‘若何以知有薛夫子？’曰：‘乡人也。’具言其平生状。振惘然，立传旨戍边，寻放还家。”直到王振死后，薛瑄才重新被起复，后来一直做到礼部侍郎，并一度以翰林学士入阁。
碧云庵：今北京香山碧云寺，始建于元至顺二年（1331年），相传为耶律楚材后裔耶律阿勒弥舍宅开山而建。明正德年间，御马监太监于经曾在寺后营建生圹，对庵寺进行扩建，并改碧云庵为碧云寺。天启年间，大宦官魏忠贤亦在此营建生圹，并重修碧云寺。但于、魏二人均获罪而死，未能葬于此地。至清乾隆年间，又对碧云寺进行大规模增建。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灵柩曾暂时停放在碧云寺后殿，此殿后因此而改名为中山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