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敞愕然不解，辛宪英遂解释道：“恪尽职守，这是人的大义。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有难，尚且要伸出援手，更何况你身为曹爽的部属？”
辛敞听了深以为然，正要依姊姊之计行事，辛宪英又叫住了他，叮嘱说：“为人重用，就该为上司效命。你只是普通部属，只需尽该尽的责任，跟着大家一起去就行了。”言下之意，是暗示辛敞并非曹爽亲信，不必为他以性命相搏。辛敞于是与鲁芝一起出奔城外。
辛敞和鲁芝只是充当了通风报信的小角色，二人带出城的兵力也只有寥寥数十人，并没有对司马懿造成实际的危害。但另外一个人的出逃洛阳城却令司马懿骇然失色，爽然变色道：“智囊往矣！”这个被司马懿称为“智囊”的人，就是桓范。
桓范字元则，出身儒学名门，文才出众，为当世名士。他在建安末年即入仕曹操，历任羽林左监、中领军、尚书、征虏将军、东中郎将、兖州刺史等职。曹爽当权后为提高声望，延揽了一批名士入朝，如何晏等人均得到重用。桓范也因为跟曹氏同乡，又德高望重，被拜为九卿中的大司农，深得敬重。不过敬重归敬重，曹爽与桓范并不亲密，懂得吃喝玩乐享受的何晏更讨曹爽欢心。只是桓范毕竟政治经验丰富，是曹爽一党中最杰出的人才，因而得了“智囊”的称号。
当日，曹爽兄弟率领洛阳一半守军护送天子前往高平陵时，桓范已经预感到危机，苦劝曹爽至少留下一个弟弟守卫京师。曹爽知道桓范是暗示不可轻视司马懿正蠢蠢欲动的传闻，当即笑道：“司马懿已经是垂死之人，还有什么可怕的？”始终不肯听从劝告，被桓范纠缠得烦了，便干脆发怒道：“那你自己留下好了。”
曹爽出城后，桓范密切留意司马氏的举动。当他看到司马氏陡然发难后，当机立断，将大司马印抢先拿到了自己手中。大司马印能够调动天下兵马，古代印信十分重要，中下级军官认印不认人。桓范果断地取到了大司马印，着实是棋高一着，为城外的曹爽挽回了一线生机。
司马懿从来也没有忽视过桓范这个人，他控制了洛阳城后，立即以郭太后的名义，任命桓范为中领军，负责统率禁军。这是掌握兵权的要职，司马懿此举，无非是希望能够收买桓范，留为己用。接到任命诏书后，桓范一时间徘徊不已，他心中反复权衡，知道曹爽绝非司马懿对手，打算接受任命。不料他的三个儿子一起跪在地上，晓以忠义。桓范深受感动，决定带着大司马印出城去投奔曹爽。
到达平昌门时，洛阳全城已经封闭。刚好此处守卫的将领司蕃是桓范的老部下，桓范便将手中的版牒一亮，谎称道：“太后有诏，速开城门！”
司蕃知道此时正是非常时期，要求验证太后的诏书。桓范大声呵斥说：“你过去是我手下属吏，竟敢如此对我！”
司蕃见老上司声色俱厉，碍不过情分，只好打开了城门。桓范打马出了城门，又回头喊道：“太傅图谋叛逆，你也跟我走吧！”司蕃这才明白受了骗，却已经是追悔莫及。
司马懿得知桓范夺了大司马印出逃后，脸色大变，忧心忡忡地对太尉蒋济道：“糟糕了！要坏事了！曹爽的智囊走脱了！”在他心目中，曹爽那一伙人中，唯独桓范值得顾虑，他担心桓范会建议曹爽挟持皇帝赶去许昌，再用天子命号召天下起兵。蒋济却安慰道：“桓范确实很有智谋，不过曹爽胆小怕事，他的家室尚在洛阳城内，如驽马恋栈豆，他必然会顾恋家室，而不能作长远打算，因而也不会采纳桓范的计谋。”
司马懿听了点头称是，急忙派人前去高平陵向曹爽说明：他今日兵变，只为夺回兵权，绝不会因此害曹爽兄弟性命。又担心曹爽不能相信，再请蒋济出面修书一封，信中提及司马懿对洛水发誓，全心全意保障曹氏兄弟及家室安全，当然前提是曹爽必须护送天子回返京师，并交出兵权。
蒋济字子通，东汉末年为郡计吏，后为曹操所用，拜为丹扬太守。公元219年，刘备大将关羽兵围樊城，军威极盛。因樊城距离许都不远，曹操生怕有失，想迁都暂避关羽锋芒，幸得蒋济与司马懿二人极力劝阻，并献离间之计，派人游说孙权从后袭击关羽，这才解了樊城之围。
蒋济素有“兼资文武、志节慷慨”之名，曹丕在位时，曾经有诏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称允许夏侯尚“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蒋济直言不讳地批评曹丕这是“亡国之语”。曹芳即位后，曹爽弄权，排挤司马氏，原先司马懿所任太尉一职改由蒋济接任。虽然如此，蒋济并没有就此对曹爽感恩戴德，曹爽亲信丁谧、邓飏等人经常轻易更改法度，蒋济多有不满，屡次上疏劝阻，曹爽不听。正因为如此，司马懿策划兵变时，一早便将蒋济拉入。蒋济历仕曹操、曹丕、曹叡、曹芳四世，均备受信任，享有大名，他写的信，自然比司马懿本人说出来的话更加令人采信，至少曹爽一方会这样认为。而蒋济本人，也天真地相信了司马懿指洛水为誓的誓言，认为既能让司马氏掌权，又能够保全曹氏，不失为两全其美的结局，于是以他个人的信誉，写信向曹爽保证，只要投降，不过免官而已，性命决计无忧，促使曹爽放弃抵抗投降。而他自己，后来也正是死在了这个“信”字上。
当司马懿控制住洛阳城时，曹爽兄弟正忙着陪皇帝曹芳祭陵游览。正在兴头上时，朝中有使者到来，传达郭太后诏书，宣称要免去曹爽兄弟官职。曹爽突逢变故，大惊失色，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也不将此事告知皇帝曹芳，徒然惶急窘迫。
不久后，司马鲁芝和参军辛敞赶到，告知城中司马懿发动兵变一事，曹爽军中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桓范到来后，竭力安定军心，劝曹爽不必惊慌，只要有皇帝和大司马印在手，调兵反攻洛阳只在挥手之间。他分析了形势，要求曹爽立即移师许昌，那里城高池深，粮草足以支撑好几年。
曹爽本无胆识谋略，此刻一心惦记洛阳城中的家室，更加犹豫不决。
桓范道：“此事昭然，明摆着只能如此办理，真不知你读书是干什么用的！在今天的局面下，像你这样门第身份的人，还想着要委曲求全，怎么可能？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遇到劫道的，还想反抗一下。何况你以大将军的身份，挟天子号令天下，谁敢不从？如果回去洛阳，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果然如蒋济事先所料，曹爽兄弟均默然不应，不肯听从桓范建议。
关键时刻，侍中许允和尚书陈泰到来，二人并非来报信投靠，而是充当司马懿的说客，向曹爽保证只要放弃兵权，下半辈子依然能过怡然自得的富贵生活。紧接着，太尉蒋济的信使殿中校尉尹大目到来，也保证司马懿的目的不过是免去他们的官职，曹氏性命决计无虞。
尹大目素来与曹爽交好，加上他手持蒋济的亲笔书信作保证，软弱的曹爽既贪恋荣华富贵，又不能舍弃城中妻儿老小，终于开始心动了。桓范不断从旁劝说，晓以利害，一直说了一夜，曹爽始终优柔寡断，依然不能下定决心对抗司马懿。
第二天一早，天色微明，曹爽终于作了决定，将心爱的宝刀投在地上，以示屈服之意。又说：“即使投降，我仍然不失当个富家翁！”
桓范知道大势已去，悲痛地哭骂道：“曹真如此英雄人物，却生下你们这群如猪如牛的儿子！没想到我桓范今日受你们的连累，要灭族了。”
于是，本来完全可以扭转的形势，再一次被昏庸的曹爽断送，他也由此将自己送上了死路。
曹芳虽是皇帝，却早就习惯了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对曹爽的决定当然不会有什么异议。一行人垂头丧气地回到洛阳，意气风发的司马懿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带兵在洛河迎候。最难受的人，自然是曹爽了，昨日他还无限风光地出城，过了一夜便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如何不难堪得无地自容。但他依然厚着脸皮，将桓范冒着生命危险夺来的大司马印双手奉给了司马懿，自请免去职务，只求一家人平安。司马懿一副忠厚长者模样，当众满口答应，只命人将曹氏兄弟押回府邸软禁。
一旁的桓范冷笑不已，他笑的是曹爽兄弟死到临头，犹不自知，而自己也将要为他们陪葬。难得的是，他明明知道后面的结局，却并没有像曹爽帐下部分将领那样逃离洛阳，他是当朝名士，也很好地保持了骨鲠慷慨的名士风度。司马懿当然不会忘记这个临危不乱夺走了大司马印的“智囊”，尤其忌恨他出城时高喊“太傅图逆”的话，对他也格外“照顾”，以“诬人谋反，罪当反坐”的罪名将他及家人逮捕下狱。
皇帝曹芳则被司马懿大张旗鼓地迎入皇宫，极尽礼仪隆重之能事。表面看起来，司马氏比曹爽兄弟更加尊重皇帝。但曹芳却很清楚他的处境，他不过是开始了新一轮的木偶生涯——以前操纵他的人是曹爽，而今换成了司马懿。他知道，这就是他的命运。正因为有此听天由命的安然性格，他始终处在争权夺利的风口浪尖，却总能泰然处之，也由此成为历史上少数能得以善终的傀儡皇帝之一。
高平陵事变是魏晋时局的关键转折点，司马氏夺权成功，从此完全控制了魏国朝政，曹氏彻底沦为无足轻重的小角色。二月，魏帝曹芳即任命太傅司马懿为丞相，增繁昌、陵、新汲、父城为其封邑，前后其计八县，食邑二万户，特许奏事不名。不久后，又加九锡之礼，朝会不拜。九锡是天子赐给有殊勋的大臣的九种礼器，是最高礼遇的表示。王莽篡夺西汉前，曾被授予九锡之礼，不久便建立了新朝；曹操也曾被汉献帝授九锡，不久后曹丕即代汉自立。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九锡之礼也成为了改朝换代的象征，不少功臣拒受九锡以避嫌疑，蜀汉权臣李严曾试探诸葛亮，劝其受九锡，诸葛亮回答说：“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大概意思是要平定天下后再受九锡，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司马懿也惺惺作态地坚决推辞不受，但明眼人均已经看出，曹魏政权“禅让”给司马氏势在必行，正如昔日汉献帝被迫“禅让”给曹丕一样。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最早向魏明帝曹叡发出司马氏专权危险警告的人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叔叔曹植，也是他父亲曹丕千方百计打压迫害的人。曹叡即位后不久，便倚重司马懿抗拒蜀汉诸葛亮的北伐。曹植看到了大权旁落的危机，特意上表道：“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今反公族疏而异姓亲，臣窃惑焉。”以历史上的典故来谆谆告诫侄子，不要过分信任外人司马懿。
但当时诸葛亮频频北伐，曹叡面临巨大的挑战，不得不信任军事才干出众的司马懿，也没有将曹植的话当回事。诸葛亮死后，蜀汉威胁顿消，长期以来处于压力下的曹叡长舒了一口气，根本没有过多关注中央权力结构，而是立即开始了声色犬马的享乐生涯。到他临死前，仓促将幼子托付给曹爽和司马懿，一个是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宗族，一个则是久掌军机的权臣，双方实力根本就无法匹敌平衡，已经埋下了高平陵事变的祸根。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初七，曹爽兄弟被司马懿派人押回府邸软禁。他们虽然沮丧，却并不绝望，因为在他们之前的所谓政治生涯中，吃喝玩乐的享乐生活实际上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与司马懿争权只是为了弄权，好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私利。而今，他们虽然失去了权势，但无非不能呼风唤雨而已，依旧不失富贵生活。
这当然只是曹氏兄弟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豪宅中时，意外发现这里已经被重兵重重包围，并且住宅的四角盖起了高楼，高楼上有吏卒守卫，显然是为了方便监视府中的一举一动。令曹爽兄弟郁闷的还不仅仅如此，每当曹爽有所举动，高楼上监视的人便大声喊出他的行踪。比如他到后花园中去，就有人大叫道：“故大将军向东南去了！”“故大将军”就是前任大将军的意思，分明是羞辱曹爽已经不是大将军的身份。他本只求平安富贵，生活却如此不得安宁，因而愁闷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试探司马懿的态度，曹爽写信给司马懿，称家中缺粮。司马懿立即派人送来一百斛大米、干肉、大豆等物。曹爽又天真幼稚地相信了司马懿绝对不会加害自己，完全放弃了反抗的心思。
司马懿却没有因为曹爽兄弟绝无反击之心而就此罢手。在中国的历史上，报复和仇恨往往是新政体的主要动机。尽管司马懿曾经指洛水为誓，信誓旦旦地说要保全曹氏性命，罗网还是很快张开了。
正月初十，距离曹爽投降还不到三天，有人告发宦官张当曾经将宫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送给曹爽为女伎。私自动皇上的女人，是犯了欺君大罪，张当当即被廷尉逮捕审讯。在严刑拷打下，张当不但承认了私送宫女给曹爽一事，还“招认”曹爽与党羽何晏等人无君之心、图危社稷，准备在三月份起事，由曹爽自己称帝。于是，曹爽兄弟以“大逆不道”罪被立即逮捕，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被斩首于市。同时夷灭父、母、妻三族，不分男女老少，就连已经出嫁的女子也都一并杀死，终于应验了当年曹操对曹丕所说的“司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的话。
曹爽被诛杀后，门生故吏没有人敢前往吊丧，唯其下属中书通事郎荀勖大胆前往。荀勖是荀子之后，即与阮咸争过音律之人，他带了头，众人这才跟从。然除了曹爽家族和亲信外，时人并不见得如何伤心，相反还有幸灾乐祸之意，他实在是个不得人心的失败者。然而，洛阳城中还是有个人为他的死落了泪，这个人就是力劝他投降的太尉蒋济。蒋济是司马懿的亲信，深知其中内幕，他的这几滴夹杂着同情和惭愧的眼泪，恰好证明了曹爽“谋逆”罪名的可疑之处。
进一步说，蒋济为曹爽之死所付出的不仅仅只是眼泪，还有生命。他之前曾以个人名誉向曹爽保证投降的结果不过是免官，他是天下名臣，他的信在促使曹爽决意投降上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当曹爽以“谋逆”罪名被杀后，蒋济深知这不过是司马懿铲除异己的借口，用来掩饰三日前他所谓指洛水为誓的诺言。司马懿不讲信义，他蒋济却是注重名誉和承诺的人，自觉对曹爽失了信，不由得心生内疚。司马懿掌权后，进封蒋济为都乡侯，蒋济极力推辞，司马懿没有批准。但此后，怏怏不乐便成了蒋济生活的全部，没过多久他便一病不起，终于在曹爽被杀三个月后病死。
曹爽之死，同时意味着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开始了。异己当然要首先被清洗铲除，许多人的命运因此而被彻底改变，受曹爽谋逆牵连者，包括桓范、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均被同日斩首，夷灭三族。
桓范、何晏、邓飏等人均是魏之风流名士。他们的死，令天下人为之扼腕叹息。尤其是桓范在高平陵事变中冷静处事，取印后单骑出城，后又主张迁都许昌、武力平叛，表现出非凡的胆略。直到上了刑场，他犹自潇洒从容，显示出真正名士的雅量和风骨。
不过，在所有被诛杀的人中，最受瞩目的并非桓范，而是何晏，不仅仅因为他的传奇出身和显赫身世，而是其人时为名士领袖，在士林中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何晏的一生，可谓是悲剧的一生。他生于家破人亡之时，境遇全靠母亲尹氏改嫁曹操才得以改善。他虽然为曹操喜爱，“见宠如公子”，但终究只是个“假子”，又被曹丕憎恶，始终未能进入曹魏集团的核心。他无所事事的日子虽多，却也没有就此步入纨绔子弟一途，而是花了许多时间在文学和玄学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当他步入思想家的行列、学术日趋活跃之时，历史的机缘又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的中央。何晏之前没有担任过官职，曹爽弄权时，拉拢名士群体，才开始重用他。然而，何晏跟曹爽一样，都是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人，何晏自己对此却缺乏认识。他刚刚当政时，意气风发，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曾经品评天下名士说：“唯其深刻，所以能通天下之志，夏侯玄就是如此；唯其细致入微，所以能成天下之事，司马师就是如此；唯其神妙，所以不显迅疾而速度极快，不行而已到达，我只听说过这样的话，但未见如此之人。”但众人均知，何晏其实是想以“神妙”来比拟自己。虽然自视甚高，在实际执政的过程中，他只是客串了一个力不从心的政治家的角色。
实际上，在高平陵事变之前九天，何晏已然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曾经梦见有数十只青蝇落在自己鼻子上，驱赶不走，便请来著名术士管辂占卜。管辂精通周易、风角、占相，曾经预测了许多大事，被叹为奇才。对于何晏的询问，管辂如实回答说：“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数，盛衰之期。”明确告诉何晏失败的命运将不可避免。
这一天刚好刮起了大西北风，尘埃蔽天。何晏素来不可一世，但在听了管辂的话之后，内心非常恐惧。然而，他的表现却与桓范截然不同。桓范当政变发生之时，被司马懿拉拢之机，还能当机立断，审时度势，表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度。而何晏却更多的是一个哲学家，他所倡导的玄学一向推崇世俗的功名权位不值得追求，加上他性格软弱，远不及桓范果敢，因而当此个人生死存亡关头，他依旧只是耽于玄想，不愿应变，最终未作任何表示，贻误了宝贵的时机。抑或他其实早已经看出曹爽兄弟不过是绣花枕头，根本没有与司马懿抗衡的实力，而他本人身为曹操养子和女婿，生死系于曹魏，即使感到血腥厮杀的危机来临，也无可奈何。
在无力回天的悲凉情绪下，何晏还是写下了《言志二首》，聊以抒怀：
［其一］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其二］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
这也是何晏仅存于世的两首诗，流露出忧生畏祸的嗟叹、如履薄冰的忧虑，以及进退两难的复杂情绪。与之类似的失志、苦闷、悲切、惊惧、矛盾、孤寂、压抑、凄凉等种种情感，既可以在早先的曹植诗中找到，也可以在后来的嵇康与阮籍的作品中发现，这就是这一历史阶段风雨如晦的时代气息的真实呈现。
可叹的是，正始名士作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更是以失败者的身份被载入了史册，在正统史书上被刻意歪曲丑化，落了个身败名裂的黯淡收场。举例而言，昔日何晏何等风采，“大儒之风”倾倒众生，就连日后名声远在其上的“竹林七贤”都无一不深为其气质才华折服。何晏声名显赫，在士大夫群体中影响力巨大，司马懿特派长子司马师以玄学清谈为名，混入名士行列，其实就是为了做好日后防范何晏的准备，这就是《魏氏春秋》所说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景王亦预焉”。他还被视为有治国之才，后人甚至认为当时“曹氏一线之存亡，仅一何晏”。如此光芒万丈的人物，在《晋书》中却只落了个“性骄矜、耽情色、聚浮华”这类近乎人身攻击的评价，《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甚至迫于政治高压而不敢为何晏立公正之传。
就连何晏所娶妻子金乡公主也被某些史书故意改成是他同母妹的身份，说金乡公主是何晏母亲尹氏与曹操所生，以此来污蔑何晏娶亲妹乱伦。这一笔抹黑足够愚蠢，试问就算何晏贪图美色、想要乱伦，曹操这等精明之人又如何会听之任之？
幸好何晏在学术上的成就无法由人抹杀：他的《论语集解》在早期论语学的发展中居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地位，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他所开创的玄学影响深远，改变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着不朽的地位。今人犹自在诵读何晏的皇皇巨著，而司马氏所留下的，却只有“狼顾”的诡异故事，追名逐利也好，玩弄权术也罢，最终都变成了滚滚长江东流水。
值得一提的是，在何晏手中，玄学还是为了弥补儒学的不足。他主张儒道合同，与王弼等人试图应用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学学说，提出了“名教本于自然”的口号，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两者是本末体用的关系；而世界万物的本源是寂然不动的“无”，只有恪守道家的“无为”，避免卷入任何纷争，才可以“成德”“免身”。何晏依旧重视儒家的礼仪，尊崇孔子，他宣传“以寡治众”“君主无为”，无非是意图将儒道调和起来。举例来说，玄学已久尊崇圣人孔子，但这个圣人已经不是儒家的圣人，而是道家的圣人。如此，将道家的自然无为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糅合在一起，其本质无非是要重新确立名教的权威。从根本上来说，何晏玄学的出发点与现实政治息息相关，目的是为了协调觉醒的人与动荡的社会之间的矛盾，是有益于执政者的。
而何晏也没有仅仅局限在理论讨论，当他步入仕途后，开始为建立一个清净无为的理想社会而努力，这就是正始中期后开始的“正始改制”。但这种改制始终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加上司马懿等保守一派的阻挠，进行得很不顺利。时隔不久，这次统一名教与自然的探索就为高举的政治屠刀所中断，何晏因依附曹魏集团被杀，“同日杀戮，名士减半”。另一玄学领袖王弼也被免去官职，郁郁病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显赫一时的正始名士就此风流云散。
玄学的发展并没有就此中断，嵇康、阮籍、向秀等竹林名士成为了玄学的继承者，玄学开始由正始时期进入了竹林时期。既然玄学是名士们思想言行的总结，也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实际上，玄学从开始产生之初，即与士人的人生态度与政治命运紧密相连。竹林时期时，政治环境弥漫着血腥味，恐惧笼罩了整个士林，竹林玄思变得沉重，玄学的探索方向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转变——由国家的无为政治向个体生命的自由转变。之前，何晏等正始名士意图将强调个体的道家学说与崇尚社会功能的儒学统一起来，而到了竹林名士，则完全抛弃了现实，转而全面探索个体精神和理想人格，并对名教发出了挑战，显示出反传统、反社会的特征。
为了掩饰杀戮，司马氏不断以崇尚“名教”来自我掩饰，而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却与“名教”大相径庭。嵇康、阮籍出于对司马氏的鄙视，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否定王权，对名教、礼法大加抨击。这是玄学中第一次表现出反儒的倾向，在当时足以成为惊世之论。在嵇康、阮籍二人的竹林玄学视野中，个体人格第一次得到了凸显——人不应该任由名教的束缚，而是要听从本心和真性的召唤。这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生命的理想，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
只是，于嵇康、阮籍的内心深处，并不是真的要反对名教礼法，他们不过借此来表达对司马氏的不满，既要追求人性自由，又想恪守礼教，表现出明显的所谓双重人格。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名士们空有凌云壮志，谈玄说易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满足精神世界、慰藉心灵的作用，寄情山林、感慨哀乐成为一种极富艺术精神和文学情致的哲学。但他们内心的困境和深层的焦虑并没有就此消除。“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压抑与愤懑依旧像无法驱散的浓雾，弥漫在四周，令人窒息。阴险的政治环境和人性觉醒的合力促使人生被切入到审美的意境，最终反映在生活情趣与人生态度上。为了求得更大的解脱，名士们把眼光投向愉悦身心的竹林美、延年益寿的丹石药、令人人事两忘的香醇美酒，以及时时一些愤激傲兀的骇俗之举。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氛围下，出现了“竹林七贤”这样一群人——他们任情任性、一依本然、神秘玄妙、率真空灵，他们爱好竹林、丹药和酒，从此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长期令人有兴趣的话题。这些人的迷惘和痛苦、怪诞与宣泄，经过各种演绎传说后，竟然成为了后世津津乐道的“魏晋风度”。尽管“竹林七贤”在外表以或高雅，或怪异的行为方式来表达他们超然物外、飘逸不凡，但其实他们的内心从未真正忘情于世事，这种强烈的困境正是“魏晋风度”的深度。至少在竹林时期，“魏晋风度”带着苍凉的意味，这种苍凉，是“竹林七贤”发自内心的苍凉，也是文化和时代的苍凉。
关于竹林之后的玄学发展，真可谓为时代而生。魏晋之后，玄学急遽衰落，内涵却不断被后世方术家所扩充，产生了包括山、医、命、卜、相在内的五种体系：山包括修身养性，静坐内练等，具体有导引、内丹术、外丹术、武术等；医术是古代中医系统，治疗手段分为针灸、汤剂、推拿、祝由等；命理所指就是占算人生命运的学问；卜是占卜运程的行为，大略分有六爻、梅花、六壬、奇门等；相术是观察人的面貌、地理环境等方法，大略分为面相、手相、风水等，这些基本上还是源于玄学与道教的渊源。
从“建安风骨”的“建安七子”，到正始玄风的何晏、王弼，他们已经多少表现出复杂的矛盾交织状态。不过在他们身上，这种思想和精神冲突尚且没到最高潮。到了“竹林七贤”，中国传统士人的命运与风骨才真正完全体现了出来，嵇康更是成为生于乱世、隐于乱世却又无法全于乱世的典型人物。无论是他的生，还是他的死，都会引发人们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命运的思索。
何晏与金乡公主生有一子，时年四五岁，本该与何晏同时被杀，但何晏母亲尹夫人抢先将孩子抱入了皇宫中。司马懿派人来索要时，尹夫人不断抽打自己脸颊，请求饶恕。因为孩子藏在皇宫中，不便强行搜查，加上金乡公主同母兄弟曹林时封沛王，光户邑就有四千七百户，也是一股不小的势力。放过这个孩子并不比杀了他更有利，但杀了孩子显然比放过他更有弊，会引来更多仇视的目光。司马懿精于算计，反复权衡利害后，终于假装同情尹夫人和金乡公主，顺水推舟地赦免了何晏之子。
何晏的死，使得正始名士土崩瓦解，他与“天才卓出”的王弼所倡导的玄学也立时陷于低谷。王弼出身于经学世家，从小就因为能言善辩享有高名。高平陵事变发生时，王弼正在朝中为官，也受到何晏牵连，被免去官职。王弼伤痛挚友被杀，当年便患病身亡，年仅二十四岁。司马懿长子司马师虽以防备何晏为目的混入正始名士群体，却也是真心钦佩王弼才气，听说王弼病死后，嗟叹连声，惋惜不已。
之前斩关出城向曹爽报信的司马鲁芝与参军辛敞则是完全不同的命运。鲁芝和辛敞先是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鲁芝倒也大义凛然，“口不讼直，志不苟免”。司马懿颇为感念鲁芝的忠勇，加上他还有个同谋辛敞。相比于出身平平的鲁芝，辛敞绝对是出身名门，其父辛毗是曹魏重臣，其姐辛宪英又与司马氏沾亲带故，笼络他绝对比杀了他更有利。司马懿有意赦免二人，说了一句：“他们也是各为其主，放过他们吧。”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鲁芝、辛敞二人不是曹爽亲信，司马懿故作宽大，便可以趁机揽为己用。之后，鲁芝由大将军的属官一跃为御史中丞，从此官运亨通，一直到老。辛敞后来也官至卫尉，他庆幸听了姊姊辛宪英的话，无比感叹地道：“如果我不是事先跟姊姊商量，可能就有亏大义了。”
另有奇女子夏侯令女嫁曹爽堂弟曹文叔为妻，曹文叔早死，夏侯令女也没有生下一儿半女，一直在曹家守寡。其父夏侯文宁想让女儿改嫁，不料夏侯令女与曹文叔夫妻情深，用刀割下两只耳朵，表示誓死不再嫁。曹爽当权时，对夏侯令女很是照顾，不断接济以财物。曹爽被杀后，夏侯家生怕连累夏侯令女，便上书断绝与曹氏婚约，强行将夏侯令女接回家，打算再次让她改嫁。不料当天夏侯令女又用刀割掉了自己的鼻子。家人错愕万分，问道：“人生在世，如轻尘栖弱草，你又何必这样自讨苦吃？你夫家夷灭已尽，你苦苦守候到底是为了谁？”夏侯令女回答道：“我听说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以前曹家兴盛之时，我尚且想终生守节，何况如今衰亡了，我怎能忍心抛弃？这是禽兽的行为，我岂能这样做？”不但不肯改嫁，还收养了一个孩子，让他改姓曹，成为曹氏的后代。司马懿听说后，大为惊讶，认为这样的女子实在难得，对其收养一事也听之任之。
洛阳的屠杀结束后，司马懿开始有计划地对付一些身处京师外的曹爽亲党，其中以实权人物征西将军夏侯玄首当其冲。
夏侯玄字太初，是夏侯尚与德阳乡主之子。夏侯氏在魏国地位素来非同凡响，享有“宗室”之位，这并非仅仅由于夏侯渊一系战功显赫，又与曹氏联姻，还因为曹操之父曹嵩原姓夏侯，夏侯渊与曹操其实是同族兄弟。有这样的背景，夏侯玄一生下来就是豪门公子，享尽了荣华富贵。不过，他并不是在一个幸福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夏侯玄的父母感情并不是很好，夏侯尚一直宠爱年轻貌美的小妾，将德阳乡主冷落一旁。后来魏文帝曹丕听说后，有意为堂妹德阳乡主出头，派人将小妾绞死。但曹丕这一招釜底抽薪并没有挽回夏侯尚的心，反而送了他性命——夏侯尚思念爱妾，成天郁郁寡欢，很快得了重病而死。这一外人难以想象的家庭悲剧，成为夏侯玄人生中第一个重大打击。
家庭环境对儿童的成长有决定性的影响。童年不幸的孩子，往往更敏感，更早熟，也更聪慧，夏侯玄也是如此，在父母不和的阴影下，他自小发奋读书，文才出众，年少时就已经声名远播。除了文采外，上天还赋予了这个男子罕见美貌，他面白如玉，美姿仪容，又风度翩翩，风流倜傥，“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可谓光彩夺目，如日月般闪亮。
更为世人所惊讶的是夏侯玄宽宏通达的沉静性格。有一天，他正在书房倚柱观书，忽然电闪雷鸣，一记响雷破瓦而入，将他倚靠的柱子劈断，一屋子的人目瞪口呆，全都吓傻了。夏侯玄的衣服也被炸雷烧焦，他却面无异色，行止从容，照旧读他的书，仿佛没发生过什么一样。当年他才十八岁，已经表现出出类拔萃的名士风范，自此为士人所敬重，负一时重望。
又有一次，夏侯玄去参加司空赵俨的葬礼，因到得晚了，三百多宾客已经就座，不料一见夏侯玄到来，均越席而迎，神情肃然，如迎王侯将相一般，不敢有丝毫怠慢。这便是后人书中所称赞的“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直到许多年后，发生在赵俨葬礼上的这一幕依旧为世人所津津乐道。
夏侯玄成年后即步入仕途，任散骑侍郎、黄门侍郎。不幸的是，本来一片大好的前途却被他亲手断送了。一次，魏明帝曹叡在宫中举行宴会，夏侯玄被安排与皇后毛氏的弟弟毛曾一同就座。毛皇后出身寒微，父亲毛嘉只是个修车的工匠，但毛氏却凭着美貌和手段战胜了曹叡原配虞氏，爬上了皇后的位子，以致虞氏恼恨地道：“曹家的人就是喜欢立地位低贱的人做皇后。”
曹叡祖母卞太后本出身于娼家，二十岁嫁曹操为妾，后因曹操与原配丁氏离婚才爬上正位，也是出身卑贱之人，听后十分不快，责备了曹叡，虞氏从此失宠。
当时毛皇后恩宠正隆，毛氏家族全部封爵，朝中大臣争相奉承不及，能够与毛曾坐在一起，是难得的亲近毛氏家族的好机会。但夏侯玄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毛曾出身卑贱，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太丢了自己名士的面子。这两人无论容貌还是气质，差别确实比较大：夏侯玄相貌英俊，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毛曾则容貌丑陋，令人生厌。时人称二人行状为“蒹葭倚玉树”，以蒹葭比喻毛曾，以玉树比喻夏侯玄。蒹和葭都是水草，代表微贱。玉树则是神话传说中的仙树，喻美佳子弟。夏侯玄内心看不起毛曾，面上也很不高兴。不给毛曾面子，就是不给毛皇后面子，当然也就是不给皇帝面子。魏明帝曹叡由此怀恨在心，很快将夏侯玄降职为羽林监，从此再也没有提拔过他。不过毛皇后后来也因为色衰而失宠，为曹叡所杀，曹叡另立郭氏为后。
失意于官场的夏侯玄并没有消沉下去，他与志趣相投的何晏结为好友，谈玄论道、纵酒服药，一副潇洒名士派头，与何晏共同开创了玄学先河，成为正始玄风的领袖人物。
正当夏侯玄沉迷于玄理的世界，远离世俗的尘嚣时，妹妹夏侯徽被人毒杀，给予了他人生中第二次重大打击。夏侯徽颇具才识，嫁给了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司马师有五个女儿，皆为其所生。只不过夏侯徽虽然嫁入了司马家，却始终没有成为司马氏所信任的人。她颇具才识，对司马氏的勃勃野心有所察觉，为司马师所忌惮，被下毒害死，死时年仅二十四岁。夏侯玄虽然难以确定夏侯徽是被司马师毒死，但妹妹死得不明不白总是事实。然而，时值司马懿抗击蜀军北伐立下大功，深得魏明帝曹叡宠信，总掌全国军事，夏侯玄又为曹叡所怨恨，即使对妹妹之死有所怀疑，也无能为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权势的重要性，他也期待有朝一日能像司马懿那样，借军功来建功立业。
转机终于来了。少帝曹芳即位后，夏侯玄的表兄大将军曹爽成为辅政重臣，执掌朝政，夏侯玄也跟着时来运转，升迁为散骑侍中护军，不久后任征西将军，都督雍州、凉州军事，位高权重，朝着他的目标前进了一大步。
只是，对于夏侯玄而言，进入政治核心权力圈并不是什么幸事。事实上，有定国安邦的理想是一回事，有文才和名士风度是一回事，处理政事、谋划军事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跟何晏一样，夏侯玄没有任何实际执政经验。他为了帮助曹爽和自己提高个人威望，不顾司马懿的再三劝阻，积极策划了攻蜀之战，发兵十余万，自骆口向汉中发起攻击。
当时汉中蜀军还不到三万，见魏军大兵压境，无不惊惧。蜀将王平派兵在兴势拒战，并多张旗帜，绵亘百余里，以麻痹魏军。曹爽一时无法攻克，魏军牛马骡驴大量死亡，粮草供应不上，而蜀汉大批援军相继赶到。夏侯玄见势不妙，连忙劝阻曹爽退军。魏军回师时，又在三岭被蜀汉大将军费祎截击，魏军苦战，损失严重。
这场战事导致魏国民怨沸腾，曹爽不仅声威剧跌，也失去了朝中重臣和曹氏宗室的支持，朝野的严重不满为日后的政变埋下了祸根，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时一呼百应、应者云集，与曹爽在骆口之役后大失人心有很大关联。而夏侯玄也因为这场一无所获的战争成为人们讥讽的话柄，另一名士傅嘏评价他“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确实是一针见血。较之之前夏侯玄那些神乎其神的风流故事，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自掌权以来，夏侯玄不但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绩，反而在白热化的时候卷入了曹爽与司马懿权力斗争的旋涡。所幸的是，他长期领兵驻守在外，高平陵事变发生时并不在洛阳，由此逃过了司马懿的屠刀，没有像他的好友何晏那样成为刀下亡魂。曹爽被杀后，司马懿派人解除了夏侯玄的兵权，召他回京师，夏侯玄堂叔右将军夏侯霸曾劝夏侯玄投靠蜀汉，但夏侯玄没有听从，老老实实地跟随使者回到洛阳，被司马懿软禁。
夏侯玄回朝后，其原职征西将军由雍州刺史郭淮接任。右将军夏侯霸为魏国名将夏侯渊次子，夏侯渊在定军山之战中死于蜀将黄忠突袭中，此后夏侯霸一直想要为父亲报仇，与蜀汉誓不两立。但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与曹爽关系密切的夏侯玄被召回朝，与夏侯霸有仇的郭淮被任命为他的新上司，他认为司马懿是有意针对自己，恐惧之下，投降了蜀汉。后主刘禅的皇后为名将张飞之女，张飞妻则是夏侯渊亲侄女——其人十三四岁时出城拾柴时为张飞所虏，娶为夫人——因而论起来刘禅皇后张氏还是夏侯霸的外甥女。有了这一层关系，刘禅对夏侯霸很是器重，礼遇有加，封为车骑将军，甚至还指着自己的儿子对夏侯霸说：“此夏侯氏之甥也。”
但降敌有亏大义，蜀人看不起降将，即便夏侯霸出身尊贵，且投降有因，但仍然改变不了他被轻视的命运。夏侯霸想与慷慨壮烈、美名在外的蜀汉荡寇将军张嶷交朋友，专程登门拜访，诚恳地道：“虽与足下疏阔，然托心如旧，宜明此意。”张嶷却回答道：“仆未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托心乎！愿三年之后徐陈斯言。”给夏侯霸碰了一鼻子灰。
夏侯霸投降蜀汉后，因其父夏侯渊是魏国宿将，母亲亦是曹操原配正室丁夫人之妹。夏侯霸留在魏国的儿子受到特赦，未被追究父亲投敌之罪，但被迁徙到偏远的乐浪郡。其余亲朋好友怕受到牵连，大都与其家人断绝了来往，只有夏侯霸女婿羊祜不避嫌疑，亲近恩礼，愈于常日。
羊祜字叔子，青州泰山人，出身名门士族之家。自羊祜起上溯九世，羊氏各代均有人出仕二千石以上官职，以清廉有德著称。父亲羊衜曾任上党太守，母亲蔡氏是东汉大儒蔡邕侄女、才女蔡琰堂妹。羊祜成人后身材高大，须眉秀美，仪度潇洒，尤以博学多才、善于写文、长于论辩而有盛名于世，有人誉其为“此今日之颜子”。颜子指颜回。孔子弟子中，颜回最称高足，品德与学业均翘居群首，为孔子最得意弟子，列为七十二贤之首。
羊祜自己娶了夏侯霸之女，姊姊羊徽瑜则是司马懿长子司马师第三任夫人，与双方都有姻亲关系。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羊祜一度成为争夺目标，处于两难的夹缝中，他最终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后来曹爽排挤司马懿为太傅闲职，自己与兄弟掌握了禁军、中枢要职，又再次征辟羊祜，同时被征的还有太原才子王沈。王沈劝羊祜一同应命就职。羊祜虽然年轻，却已经看出曹爽终不是司马懿的对手，于是说：“委质事人，复何容易。”王沈便独自应召。高平陵事变后，曹爽被杀，王沈失去靠山，也被免职，这才对羊祜的先见之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沈经此磨难后，最终投向司马氏的怀抱，后来更是出卖魏帝曹髦，成为司马懿次子司马昭发动另一场政变的关键人物，这一节到后面再详述。
尽管人品不佳，王沈却以才望显名当世。曾受司马氏之命与阮籍、荀、韦诞，应璩、孙傅玄等人共同撰写《魏书》，最后王沈独就其业，修成《魏书》四十四卷，记三国时曹魏史事，是日后陈寿所撰的《三国志·魏书》及裴松之《三国志·魏书注》之成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正因为羊祜在曹爽势力最盛时没有公然站在其一方，即使后来他岳父夏侯霸投降了蜀国，司马氏也没有追究。羊祜后来也出仕司马氏，成长为一代名将，为平定东吴、统一天下立下大功。“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因犯了军法，差点儿被羊祜处死。王戎因此恨羊祜入骨，执政后不断与堂弟王衍在朝中诋毁羊祜，时人称“二王当国，羊公无德”，这是后话。
夏侯霸降蜀时，诸葛亮已死，蜀汉军事完全由大将军姜维主持。姜维得知魏国发生高平陵事变后，问夏侯霸说：“司马懿既主魏政，是否会攻蜀、吴？”夏侯霸回答了一句著名的话：“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意思是说，司马懿正在经营整理内部事务，顾不上对外征伐。顿了顿，又接着说：“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意思是说，魏国有一个名叫钟士季的人，年纪虽轻，如果将来主理朝政，必是吴、蜀两国的忧患。这个被夏侯霸断言将成为吴、蜀之忧的钟士季，便是钟会。这个后来因直接害死嵇康而被称为“小人”的人，其实也是个相当富有传奇色彩的风流名士。
钟会字士季，出身于名门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多出名士。其曾祖父钟迪在东汉被列为党人，终身没有做官。其父钟繇本是皇帝身边侍从官，后投靠曹操，因“功高德茂”深得曹操、曹丕、曹叡三世信任，曹丕甚至称他为一代伟人，认为“后世殆难继矣”。钟繇在书法上也成就斐然，师承大才女蔡琰，为书法名家蔡邕的第二代传人。传说他曾在书家韦诞住所见到蔡邕真迹，苦求不得，竟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大闹了三日，终于呕血昏死。还是曹操拿出五灵丹塞到他嘴里，才将他从阎王爷那里及时拉了回来。但钟繇一直没有死心，等韦诞死后，料到韦诞必以心爱之物陪葬，派人挖开韦诞坟墓，果然发现蔡邕手迹，因此而领悟到“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得蔡邕笔法的精髓。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公认为中国书史之祖。
钟会生母张昌蒲也是著名才女，四岁读《孝经》，七岁读《论语》，十岁读《尚书》，十二岁读《左传》，十三岁读《礼记》，十五岁入太学旁听生。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她竟然在风华正茂的年纪嫁给了比自己年长许多的钟繇为妾。钟繇老年得娶佳人，自然对张昌蒲宠爱有加，由此引来钟繇正妻孙氏的强烈嫉妒。不久后，张昌蒲怀孕，钟繇当时已经年逾古稀，竟然还有后嗣，不由得欣喜若狂。孙氏更加愤恨，暗中指使人在张昌蒲食物中下毒。张昌蒲吃下感觉味道不对，当场吐了出来，所幸中毒不深，只晕眩了几天。钟繇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将孙氏休掉。孙氏与魏文帝曹丕之母卞太后很有交情，卞太后出面干涉，命曹丕下诏强命钟繇与孙氏复婚。钟繇倒是颇有骨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自杀，也不愿意再让孙氏进门。曹丕和卞太后怕闹出人命，弄出个一拍两散的结局，只好作罢。钟家这一妻妾争宠的丑事轰动朝野，尽人皆知，钟繇也为舆论所累，无法立张昌蒲为正妻，只好将另一妾贾氏扶正，但对张昌蒲宠爱依旧。张昌蒲所生下的男孩，就是后来成“一时之秀”的钟会。
钟会名义上虽是庶出，不如兄长嫡长子钟毓有地位，但钟繇老来得子，对他格外钟爱。钟会在众人瞩目中出生、成长，也刻意要与兄长一争长短。这兄弟二人少年即有美名，也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性格。钟府酿有五石散所配的药酒，钟氏兄弟决定晚上一起去偷喝。钟繇有所觉察，却假装熟睡，暗中观察兄弟二人。只见钟毓先拜了一拜，这才开始饮酒，钟会则上来就喝。钟繇后来问钟毓为何如此，钟毓回答说：“酒以成礼，不敢不拜。”意思是说，喝酒要遵守礼节，不能不拜。钟繇又问钟会为何不拜，钟会回答说：“偷本非礼，所以不拜。”意为偷喝酒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还有什么拜的必要。见识显然要比哥哥要高明一筹。
太尉蒋济有知人之鉴，号称“观人眸子，足以知人”，但凡只要看到人的眼睛，就知道对方会是什么样的人。他看到钟会后非常吃惊，连连惊呼道：“非常人也！非常人也！”钟会时年五岁，从此身价倍增，少年得志。
后来钟繇领儿子去拜见曹丕，钟氏兄弟来到皇帝面前时，曹丕发现钟毓脸上有汗，便问为什么。钟毓回答说：“战战惶惶，汗出如浆。”曹丕又问钟会为什么不出汗，钟会有意学着哥哥的口气回答说：“战战慄慄，汗不敢出。”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却如此机敏聪慧，顿时赢得了满堂喝彩。
钟繇生前，视为最珍惜的宝贝之物无非是自己毕生的书法心得，他也将这些心血全部传给了幼子钟会。钟会的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笔法飘逸，气势酣畅，如有凌云之志。
正因为钟会敏惠夙成，少有异才，上至皇帝、下至群臣都对他非常赏识。在光环围绕下成长的他，养成了极度自我的性格和野心，成为中国历史上品质最恶劣的那类文人——凡是得罪过他或他看不顺眼的人，他均要想方设法地予以谋害、铲除。有人说见钟会时“如观武库森森，但见矛戟在前”，绝非过甚之词，不少名人英才均死在这个名门贵公子手里，其中名气最大的便是嵇康。这一节，到后面再详细叙述。
高平陵事变发生时，钟会二十五岁，正在尚书台任尚书郎，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他兄长钟毓则因之前反对曹爽伐蜀增兵，被迁出朝任魏郡太守。高平陵事变后，钟会转为中书侍郎，钟毓则入朝担任御史中丞、御中廷尉。两兄弟年纪轻轻，均已经步入了中枢重臣的行列，尤其钟会名列正始名士之中，在思想上一直是何晏玄学的忠实追随者，却未受到任何牵连，可见兄弟二人即使在高平陵事变之前没有站在司马懿一方，也在事变后快速充当了墙头草的角色，毫不迟疑地投向了司马氏的怀抱。曹爽风头最劲时，钟会母亲张昌蒲已经有断言说：“乐则乐矣，然难久也。”认为曹爽的快乐很快就会走到尽头。这看法，多半也代表了钟氏兄弟的态度。甚至在后来司马氏铲除夏侯玄势力，大肆屠杀名士，钟氏兄弟也不遗余力地从旁协助，以表忠心。
自从名士的称谓由“不仕者”演变成为统治阶级中独特文化群体开始，名士的人生就开始与政治共沉浮了，无论仕与不仕，都避不开政治的挟持——无论是何晏、恒范、夏侯玄，还是羊祜、王沈、钟会，均是如此，他们必须在权势斗争的风向中做出自己的选择。同样，“竹林七贤”也无法退让，这是他们难以逃避的宿命，也是时代不可阻挡的潮流。
高平陵事变时，天下依旧三分，其中以魏国实力最强，蜀汉、东吴均难以与其匹敌争锋。而高平陵事变本极有可能引起魏国的内耗，若是曹爽依从桓范之计，奋起反抗，无论鹿死谁手，势必令魏国国力大衰。此消彼长，蜀汉、东吴很可能趁机扩张，令三国分裂的局面加剧。曹爽放弃抵抗，军政大权平稳过渡到司马氏手中，魏国实力得以保存，为日后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奠定了基础。
高平陵事变的影响力还不仅仅在政局，这一重大事变也成为“竹林七贤”群体分崩离析的起点。正始年间，这一著名的名士群体聚集在一起，遗世独立于竹林中，肆意酣畅，纵酒清谈，尚有许多共同的志趣与话题。然一场政治大风暴彻底打破了竹林的宁静，时局陡然笼罩上浓重的血雨腥风。伴随着“竹林七贤”日益卓越的名望，巨大的政治阴影也开始投射到他们身上。在强大的政治诱迫下，“竹林七贤”的分歧和分裂开始表面化、尖锐化，悠闲惬意的“竹林之游”结束了。到了这个时刻，七贤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已经是在所难免。
从一开始聚首，“竹林七贤”便是以一个松散的群体存在，他们有共同的志趣——琴、酒、诗、山水、玄学，但他们的志向和思想却并不统一，在政治和哲学上存在着分歧，当政治的压迫和功名的诱惑来临的时候，分歧很快呈现了。
高平陵事变发生后，正始名士多遭杀戮，整个士林为之震惊。此时，七贤之首嵇康依旧在朝中挂着官职，但随着曹魏政权失败，他以曹魏女婿的身份，再也难以置身事外。其他“竹林六贤”出于各自的立场和利益，也难以继续保持中庸的姿态，七人劳燕分飞、各奔前程已是在所难免。“竹林之游”才刚刚开始，便已经结束，而更彻底的分裂还在后面。
阮籍父亲阮瑀曾在曹操手下为官，又与曹丕私交甚好，按照东汉以来士大夫入仕的道德标准，阮瑀是曹氏的门生故吏，在政治上属于曹魏集团。阮瑀身故后，曹丕念及旧情，亦对身为故友之子的阮籍多方照顾，关爱有加。兼之阮籍妻子是刘桢之女，刘桢与阮籍生父阮瑀同列“建安七子”中。当年刘桢因爱慕曹丕妻子甄宓美色，触怒曹操，本该以“大不敬”罪名被处死，全靠曹丕倾力营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因而即使阮籍无心仕途，按道义而言，他应该站在曹魏一方，至少要做个姿态，如荀勖、辛敞等人一般。但出人意料的是，高平陵事变发生后不到一个月，一向千方百计逃避当官的阮籍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负责起草重要文书，成为七贤中最先走出竹林的名士。其投靠速度之快，连与司马懿有亲戚关系的山涛也比不上。
这当然并非阮籍热衷名利，自从多年前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起，他就已经下定了绝仕之心。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七贤中唯一有过被迫出仕体验的人，那种无路可逃的绝望、无可奈何的哀凉，至今还萦绕在他心田。“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大概正因为知道最终的结局总是一样，所以不如自己主动献身，这是阮籍看透世事的识度，是他所做出的艰难选择。
但阮籍始终是以不情愿的姿态出现在官场，又时时痛恨自己不能像嵇康那样豪放刚直，由此成为七贤中最痛苦、最沉郁的人，饱受情感折磨。他一系列的咏史兴怀诗正是在这样的处境和心情下所作，“反复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充满了那种不为人所知，又不能对人倾诉的格调，被人称为“黄初之后，惟阮籍咏怀之作，极为高古，有建安风骨”，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咏怀诗是中国诗歌史上格调最高的作品。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长夜难寐，起床独自弹琴；薄帷飘飘，映照着明月的清影；习习清风，吹动人的衣襟；耳中隐隐传来声音，似乎是野外的孤鸿在悲号、树林的翔鸟在飞鸣；弹琴依旧无法消愁，释琴徘徊于宁静的月色中；一身落寞，只能仰天长叹，暗自忧思伤怀。清凉的月色与诗人的愁绪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表现了他难以抑制的不安。也正是这一系列诗歌，使得阮籍赢得了时人及后世的极大同情，没有像山涛、王戎那样饱受非议。
紧步阮籍后尘的是山涛。他本就追慕权势，当司马氏击败曹魏掌握大权后，他经过一番观望，决意投靠司马氏。可是当他拜见司马师时，却受到了嘲笑。司马师对这位与自己母亲沾亲带故的同辈兄弟一点都不给面子，很不客气地奚落说：“吕望（即姜子牙）欲仕邪？”不过看在死去的母亲份上，司马师还是命司隶举秀才，除郎中。
山涛再次步入仕途后，充分表现出左右逢源、工于心计的一面。当时鬲令袁毅为求前途，奔走贿赂大臣，山涛也收到丝百斤。因为官吏均接受了贿赂，山涛也不想突出，收下了丝，却将丝封藏到库中。日后袁毅事败，受贿官员都受到牵连，唯独山涛将丝取出，积年尘土，封印如初，根本就没有打开过，他因此免于问罪。又有钟会与裴秀争权，互不相让，山涛却能与二人均保持了亲密的关系。这种圆滑的性格，使得山涛上下讨好，加上办事稳妥精明，最终成为司马氏的亲信，平步青云。再次步入仕途后的山涛，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用在了官场上，自然再难以重新回到昔日“竹林之游”的心境。从道义上来说，他和阮籍一样，已经背叛了“竹林七贤”这一名士集团。
王戎出身世家大族，门第显赫，成年后自然入仕，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从此也跟山涛一样，官运亨通。
到此为止，阮籍、山涛、王戎均主动投靠了司马氏，虽然嵇康、向秀、刘伶、阮咸犹在竹林，但“竹林七贤”已经名存实亡。从此，那七个神仙般的人物携手同游竹林的情形，便只能永存于世人的想象中。“竹林七贤”与“竹林之游”的称谓，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魏晋南北朝名士效法的典型。
司马氏针对曹爽一党的杀戮进行之时，嵇康依旧滞留在京师洛阳附近，他的女儿刚刚出生不久，还不满周岁。天伦之乐与初为人父的喜悦并没有冲淡政局所带来的忧思，即使对时事再无动于衷，何晏、桓范等人的无情被杀还是震撼了他。
尤其是何晏之死，令嵇康无比动容。说起来，何晏既是嵇康姻亲上的长辈，也是玄学上的前辈。起初嵇康从山阳来到洛阳，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仰慕何晏所主持的正始清谈。来到洛阳后，他也曾经有过与何晏同游竹林的日子，他一度以为何晏是真正大隐隐于朝的人，就连权势也掩盖不了他名士的风范。然而，这样的人终究还是为权势的旋涡的所湮没。何晏的死，使得嵇康对政治的态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他曾经向往无为而治的社会，推崇三皇五帝之道，然而现实却给了他重重一击，将他由不着边际的玄思重新拉回了眼前。当政治的阴影笼罩了竹林，玄学便不再是毫无内容的空谈。尽管他依旧与好友吕安、向秀一道悠游山水，“极游浪之势”，但其实已经不再冷漠，而是开始关注时事、窥测风云。毕竟，他无法真正置身事外，他有着自己的立场。
何晏死后，嵇康也一度感同身受，体会到了“忧祸一旦并”的恐惧。与几年前初结识何晏时相比，他的性格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之前的“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变得“轻肆直言，遇事便发”。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受何晏影响服食丹药，即他在《游仙诗》中所写的“服食改姿容”；另一方面则是遽变的局势将他从优游容与的玄思妙想中拉回了现实世界。
到此时为止，嵇康已经从叔丈何晏的结局看到了自己的危机，他甚至已经能听到更大的风暴即将降临前的隐隐惊雷。令他震撼的事件接踵而来，他的竹林挚友阮籍、山涛、王戎先后选择了出仕，无论是心甘情愿，还是迫不得已，已经是态度鲜明地站在了司马氏一方。此时的嵇康，深切感受到了“何意世多艰”的险峻：
《五言赠秀才诗》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维。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翩独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必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
两只鸾鸟在太山过着逍遥自得的生活，自以为与世无争，便不会有什么灾害。不料虞人张下罗网，逼迫雄雌鸾鸟分离。这首《五言赠秀才诗》是一首赠别诗，是嵇康为兄长嵇喜而作。作为“竹林七贤”中最显赫的人物，嵇康也受到了司马氏的招抚和罗织。他的兄长嵇喜也应司马氏招揽，准备入朝任职。罗网张开了，兄弟被迫分离，嵇康自己也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必须表明立场。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刚肠疾恶”的刚强性格与凛然风骨，不肯屈服，依旧坚守在自己的竹林中。
这一抉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也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
阮籍选择出仕后是痛苦的心情，他的痛苦在于无法无愧地直视自己的良心；嵇康做出选择后是痛快的心情，他的痛快在于勇于面对自我价值的需求。阮籍有一双洞彻世事的眼睛，却没有一颗勇敢的心灵，而嵇康之所以能以不朽的英姿傲然于青史，正是他那敢于抗争和坚持的勇气，即使在风雨如晦中、戾气弥漫时，他内心依旧强烈地执着于自己的人生信念，始终以一种高洁雅致的梦想支撑自己。
由于距离政治中心较远，祸端暂时未能很快延及与何晏同样为曹魏驸马的嵇康身上。但他自己也从竹林走入了现实，坚决不肯与司马氏同流合污，投身到批判司马昭岳父王肃的太学辩难活动当中，成为当时士人反抗司马氏的一面旗帜。于是，他所做出的选择，将导致他与叔丈何晏不但有相似的情感体验，还将有一样的悲凉结局。
正始十年（249年）四月初八，魏少帝曹芳改年号“正始”为“嘉平”，因而这一年也称为嘉平元年。此时，距离高平陵事变已经有两月之久。
“嘉”的字义同“懿”，均是美好的意思，古人常常用“嘉言懿行”来形容有益的言论和高尚的行为。“平”字则是安定的意思。嘉平，一个美好而安定的时代，听起来非常动人，事实果真如此吗？
嘉平元年，最志得意满的风光人物当然是司马懿父子。司马懿此时已经是七十一岁高龄，年老体衰，且真的患上了重病——非之前的一再装病——因无法上朝，天子曹芳每遇大事，都要亲自到司马府中去征询意见。孱弱的曹芳甘愿成为司马氏的傀儡，引来曹氏宗室的极大不满。曹爽虽然失败，但曹氏皇族仍有不少在朝，尤其是皇亲国戚中犹有不少干才，为了扭转局面，重新夺回朝政大权，他们开始了武力反抗司马氏的脚步。
最先发难的是太尉王凌。王凌出身山西名门望族，为东汉末年谋诛董卓的司徒王允之侄，建安年间得到曹操赏识，当上了他的丞相掾属。后来长期负责对东吴的军事，掌握兵权。高平陵事变后，王凌感念当年曹操的知遇之恩，痛恨魏少帝曹芳沦为司马氏的木偶，决意起兵讨伐司马懿。王凌外甥兖州刺史令狐愚也手握重兵，参与了舅父的计划。
当时魏国东部有谣言流传说：“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曹操之子楚王曹彪曾封白马王，又字硃虎，王凌和令狐愚认为天命将应在曹彪身上，决意事成后立曹彪为帝。令狐愚派人告知曹彪道：“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曹彪亦有窥测大宝之心，对此心领神会。
人算不如天算的是，起兵计划还未能付诸行动，令狐愚突然病死。王凌失去了最可靠的强援，不得不暂缓行动。调兵遣将这样的事难以掩人耳目，而曹彪这样的宗室也被司马氏严密监视着。大概司马懿多少听到了一些风声，令狐愚死后一个月，王凌被升为太尉，且有假节钺之权。
司马懿的刻意拉拢并没有笼络住王凌的心，到了嘉平三年（251年）四月，王凌借口东吴在涂塘有军事行动，加紧整顿各路军队，打算正式起兵，并派将军扬弘将计划通知了新一任的兖州刺史黄华，请他从旁协助。不料所托非人，扬弘和黄华联名告发了王凌，司马懿不顾年老体病，亲自率大军前去镇压。
大军未到达前，老奸巨猾的司马懿又玩起了高平陵事变时玩过的老花招，派王凌之子王广送信给王凌，表示只要他投降，就赦免他的死罪。王凌接信后犹豫不已，迟疑间，司马懿大军已经赶到。
此时，王凌已经是八十岁高龄，既已经失去了先机，便幻想能投降保命，于是决定放弃抵抗，独自乘船迎接司马懿，并送上印绶、节钺。司马懿派人将王凌押送回洛阳。
半路上，王凌担心自己的命运，有意向司马懿索要棺材上的钉子，想试探一下。司马懿立即如他所愿，派人送来了钉子。王凌知道自己必定被杀，于是绝望地服毒而死，死前还愤怒地痛斥司马懿的背信弃义，说：“卿负我！”司马懿竟然义正词严地回答说：“我宁负卿，不负国家。”这“国家”，当然是他司马氏的国家了。
这场“胎死腹中”的王凌兵变导致了另一场大屠杀：凡相关之人均被诛灭三族，就连帮助司马懿劝说父亲投降的王凌之子王广也不例外；死去的王凌和令狐愚也被开棺暴尸三日，然后裸埋于土中；楚王曹彪被杀；其余所有的曹魏宗王全部被拘捕，迁居于邺城内，不得自由进出，不得相互往来，已形若囚徒。
昔日相士朱建平为楚王曹彪算命，告道：“您居于自己的封国，到五十七岁时当遭兵灾，要好好提防此事。”曹彪被杀之时，刚好五十七岁。
虽然王凌之变解决相当圆满，但经此折腾的司马懿也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一回到洛阳便彻底病倒了，梦中每每梦见王凌披头散发地作怪，可见他内心深处对谎言欺骗王凌一事难以自安。当年八月，司马懿病死，时年七十三岁，仅比王凌晚死了两个月。
司马懿死后安葬在洛阳城东的首阳山。首阳山因“日出之初，光必先及”而得名，风光秀美旖旎。
即便是到了最后一口气，司马懿仍不忘为巩固权力而费心竭力，临终前交代后世子孙不得祭陵扫墓。之前，曹丕临终前也曾经规定子孙不准谒陵扫墓，大将军曹爽陪同少帝曹芳前去高平陵实际上是违背了祖训，而司马懿刚好是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高平陵事变，窃取了曹魏大权。大概有鉴于此，司马懿遗言一再严申后世子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谒陵，而且陵墓不起坟、不植树，后去世的眷属也不得合葬。
司马懿死后，其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掌管了军政大权。司马氏权势日益巩固，大将军府成了真正的政治中心，而曹魏朝廷形同虚设，与当初曹操丞相府和汉献帝朝廷的政治格局一模一样。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
反对司马氏的政变活动并没有就此停止。嘉平六年（254年），中书令李丰与光禄大夫张缉密谋以夏侯玄代替司马师为大将军。
李丰字安国，出身世家大族，少年时就有清名，史称“海内翕然称之”。甚至他父亲卫尉李义也觉得儿子实在太出名了，下令他闭门谢客，不得与人往来。李丰善于品鉴人物，后成为一代名士。魏明帝曹叡曾经问东吴投降过来的人：“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回答说：“闻有李安国者也。”由此可见李丰名气之大，甚至连东吴也视其为中国名士。
正始年间，李丰为尚书仆射，积极参加了何宴、夏侯玄主持的正始清谈。时人评议李丰、夏侯玄风度道：“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
李丰之子李韬娶魏明帝曹叡之女，爱女李婉则嫁给了司马氏心腹贾充。因与曹魏及司马一方皆有姻亲关系，且李丰本人与夏侯玄和司马师均交情很深，在曹爽、司马懿双方争权夺利时，李丰保持了中立的政治态度。时人有议论说：“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如游光。”说的就是李丰两面都不得罪，因而高平陵事变后也未受到任何牵连，继续留任原职。
等到司马懿病死，司马师执政，立即对昔日好友李丰加以信用，任命他为中书令，视作心腹，命他暗中监视魏帝曹芳。但李丰深受儒家熏陶，忠君的思想很深，尤其他相当欣赏正始名士夏侯玄。高平陵事变发生时，与曹爽亲厚的夏侯玄因在外带兵，逃过一劫，但后来被司马懿召回洛阳软禁。李丰对夏侯玄的欣赏，已经到了狂热崇拜的地步，为了能改变夏侯玄的囚徒命运，他甚至不惜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孤注一掷。
发动政变首先需要树一面能号令四方的旗帜，如王凌选择了楚王曹彪，但当时所有的曹魏宗室均已经被软禁在邺城，有专人监视，难以联络，李丰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早已经为司马氏所控制的魏少帝曹芳。曹芳自八岁登基，便已经沦为权臣的玩物，胸无大志，只知道游幸玩乐。李丰刚好与曹芳皇后张氏同乡，他便先想方设法地接近张皇后生父光禄大夫张缉，游说张缉成功后，又通过张缉来影响曹芳。李丰最初的计划，是打算利用皇帝下达诏书，命自己的弟弟兖州刺史李翼带兵入朝，直接发动政变，但曹芳一听就吓坏了，坚决不肯同意。
李丰又与张缉商议，打算趁司马师入宫时伏击。本来计划得相当周密，李丰饶有才智，甚至利用手中掌握的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人的把柄，取得了宫中宦官势力的支持。
但司马师亦非等闲之辈，李丰与张缉频繁出入皇宫，秘密与魏少帝曹芳交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派人召来李丰当面询问实情，李丰拒不吐露，并当面大骂司马“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司马师勃然大怒，令勇士不断用刀镮——即刀把上的铁环——捶打李丰腰部，当场将其残忍杀死，并将尸体送交廷尉，以大逆不道罪夷灭三族。张缉等所有参与人员均被处斩。
李丰与何晏类似，政治上一无所成，但在玄学上的造诣很深，在才性论辩中持“才性异”的观点，认为才能与德行的关系既一致，又不一致，一切皆因人而异。他治家甚严，从不许儿子利用驸马之位谋取私利，有司抄没其家时，发现根本就没有多少财物，这在当时的名士高官中极为难得。
而另一关键人物夏侯玄由于被软禁，事先并不知情，但也被前妹夫司马师下令拘捕审讯。夏侯玄素有重名，是众人仰视的人物，时人能与其结交者，莫不感到荣幸。这样的风流人物被逮捕下狱，非同小可。甚至连已经成为司马氏心腹的钟会也因为之前与其没有太多机会亲近，赶来监狱与夏侯玄套近乎。夏侯玄却道：“我虽然是罪人，也还不敢遵命。”面对各种严刑拷打，始终不发一言。
廷尉钟毓亲自出面审讯，夏侯玄道：“我有什么可说的？你既然身为令史，负责处理此事，就请你代我作供词吧！”
钟毓深为其清高志节感动，但又知道夏侯玄非死不可，便自己代写了供词，交给夏侯玄看。夏侯玄只略略一扫，便微笑点头。钟毓也是名重一时的名士，此刻却要为杀死另一名士而凭空罗织罪名，不由得当场流下了眼泪。
司马昭仰慕夏侯玄声名，又因岳母亦是出自夏侯一氏，便出面向兄长司马师请求赦免夏侯玄。司马师森然道：“你忘了当年赵司空葬礼的情形了吗？”司马昭听了默然不语。
司马师所言，是指当年司空赵俨葬礼举行之时，宾客、名流如云，当夏侯玄到来之时，已经就座的数百宾客立即起立，越席而迎。当时司马师兄弟也在场，对此一幕印象极为深刻。夏侯玄声望如此显赫，司马师当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了。
次日，夏侯玄被押赴洛阳东市斩首，脸不变色，举动自若，尽显当世名士之风范，令无数人涕然。
当初夏侯玄堂叔夏侯霸避祸蜀汉时，曾经力邀夏侯玄一起逃亡，但被拒绝。他回到洛阳后，一直被司马懿软禁，生命悬于一线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掉了脑袋。以他在士林中的声名，许多人为他牵挂担心。等到司马懿死后，另一名士许允长舒了一口气，告诉夏侯玄道：“你以后不用再忧虑了。”夏侯玄叹息道：“并非如此。司马懿毕竟还是能把我作为世代交好的少年来对待，而司马师、司马昭就一定不会容我了。”事实果然如此。
自何晏被杀，夏侯玄便是众望所归的名士领袖，名倾四海，声震天下，他的被杀极大地震撼了士林。在夏侯玄之前，只有曹操杀孔融之时才造成了如此强烈的震动。一时间，士人无论在朝在野，人人自危，恐惧难安，正所谓“识者虑有危机”。就连大挥屠刀者司马师都注意到这一点，还假惺惺地装作不明白，问道：“我只是搜捕李丰等人，不知士大夫何为匆匆？”
司马师并没有就此罢休，逼迫少帝曹芳废掉了皇后张氏。曹芳一直庸庸碌碌，从来没有反抗的意图，即使默许了李丰的行动，但也并未寄予太大希望。然而，甘心被摆布是一回事，身边的女人被强行夺走则是另外一回事，他终于开始愤愤不平起来。与李丰、夏侯玄交好的许允时任中领军，手握禁军兵权，为司马师所忌。刚好镇北将军刘静病卒，司马师便以许允接替刘静，令其负责都督河北诸军事。许允离开京师赴任前，曹芳特意召开宴会，亲自将许允拉到身边秘密交谈。许允离开时，泪流满面，唏嘘哀叹，不忍离去。
这一幕，被皇帝身边的人紧急报告给了司马师。许允还没有来得及收拾行囊，便被以随意散发官用物品的罪名逮捕，流放乐浪郡，并如司马师所愿，“病死”在半路。
许允妻子阮姝为卫尉阮共之女，名士阮侃之妹，与阮籍同族。其人相貌奇丑，成亲当日，许允只是看了她一眼，就不搭理她了。众人正为阮姝担心之时，有客人来访。阮姝派婢女去打听客人是谁，婢女回报道：“是大名士桓范。”阮姝当即笑道：“大家不用担心了，桓范一定会劝夫君进来的。”
桓范果然劝许允说：“阮家是陈留大族，既然嫁个丑女给你，必有原因。你应该体察明白。”
许允一听有理，便回到新房，但一看见新娘的面容，忍不住又要往外走。阮姝一把拽住他，请他留下。许允很是愤愤，问道：“妇女应该有四种美德，你有其中的哪几种？”阮姝坦然回答：“我所缺少的只是容貌罢了。可是读书人应该有各种好品行，你有几种？”许允不无骄傲地答道：“样样都有。”阮姝正色道：“百行以德为首，你好色不好德，怎么能说样样都有？”许允面露愧色，从此敬重妻子。
后来许允担任吏部郎，魏明帝发现他所任用的郡守等地方官吏都是他的同乡，认为他有任人唯亲之嫌，派虎贲武士将他抓了起来。阮姝告诫丈夫道：“明君可以用道理去说服，不能求情。”
许允被抓走后，家人号哭不已，阮姝却神态自若，告道：“不要担心，他很快就会回来。”
魏明帝亲自审讯许允，许允想起妻子的嘱咐，回答说：“为国选才，一定要了解他们。臣的同乡是臣了解的人，陛下可以考察他们是否称职，如果不称职，臣愿领罪。”考察的结果，许允的同乡个个称职。许允遂无罪开释。他回家时，阮姝正煮好小米粥等着他。
李丰、夏侯玄被杀后，司马师忌惮许允掌握禁军兵权，将其调任为镇北将军。许允还自以为能够离开京师这个是非之地，高兴地对妻子道：“这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阮姝叹息道：“也许祸事正从这里开始，怎么可以说无忧呢？”
果如阮姝所料，许允尚未离开京师就职，便被有司上奏擅以厨钱谷乞诸俳及其官属，竟由此被判死刑，舆论大哗。司马师见人情汹汹，便赦免了许允死刑，改判徙边，但许允最终还是未能逃过一劫，于流放途中神秘死去。
许允门生赶到许府报信，告知许允是遭人暗算，被刺客所杀，刺客多半是司马师所派。阮姝当时正在织布，面色不改地道：“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了。”
门生担心司马师斩草除根，要将许允两个儿子许奇、许猛带走藏起来。阮姝道：“不关孩子们的事。”非但不肯逃走，还带着许奇、许猛搬到许允墓地居住。
司马师果然有杀死许允子嗣的意思，派心腹钟会前来查看，只要许奇、许猛才干比得上他们的父亲，就预备立即处死。许奇、许猛问母亲该如何应付，阮姝道：“你们本来就才具不足，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过不要太哀伤，钟会不说话，你们也不要说，不要问太多朝中的事。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
许奇、许猛便遵照母亲吩咐去做。钟会将情况回报给司马师后，司马师感到许允之子不足为虑，终于没有再下杀手。
许允事件令司马师感到少帝曹芳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主意，是个不小的威胁。他决定清除这个隐患，借口“帝荒淫无度，亵近倡优”，以郭太后诏书的名义废除曹芳皇帝位，改封为齐王。
曹芳并不是一个好皇帝，在位时宠幸亲近小人，常在后园游乐饮宴。劝谏的大臣不计其数，曹芳从不听从，时人有云：“曹芳暗劣，而政在私门，彼之民臣，固有离心。”因为身世来历不明，曹芳对养父魏明帝曹叡有怀恨之心，跟郭太后的关系也不大好。但他并不是一个糊涂人，这一点，在他被废时表现得异常明显——
当司马师使者来到皇宫时，郭太后正与曹芳对坐闲谈。使者郭芝是郭太后从父，上前便说：“大将军欲废陛下。”郭太后早已知悉内情，且她本人素与曹芳不和，对此并不惊讶。曹芳则二话不说，当即站起来，神色镇定地离去。
二十三岁的曹芳终于等来了奇迹，离开了他一直想要逃走的皇宫。当然，他的人生并没有就此好转，等待他的是另一轮被软禁监视的命运。
曹芳曾于正始六年（245年）铸剑一柄，时常佩带，后无故自失，但有空匣如故。寻为司马氏所废，兆或始于此。
此时司马师虽然大权在握，还是不敢贸然代魏自立，提出立彭城王曹据为帝。曹据是曹操之子，环夫人所生，是著名神童曹冲的同母弟弟。但郭太后却不同意——因为曹据在辈分上是魏明帝曹叡的叔叔，立曹据则魏明帝无人奉祀，意味着曹叡断子绝孙，于礼不通。而她自己一旦成为新帝侄媳，亦会有造成身份尴尬，有诸多不便。郭太后提出立魏明帝弟弟东海王曹霖之子曹髦为帝。由于郭太后地位尊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司马师废黜曹芳均是以她的名义，司马师在许多重大事件上还要继续借助她的名望，因而不得不遵从郭太后的意思，同意立曹髦为帝。曹髦时年十四岁，遂以高贵乡公的身份入继大统，成为魏国第四任皇帝。
王凌和李丰的谋变均是未能发动便已经被平定，并由此引来了两场牵连极广的大屠杀，高平陵事变中幸存下来的正始名士势力也在这两场清算中被铲除殆尽。虽然血雨腥风的杀戮一度吓住了天下人，但司马氏玩弄皇帝于股掌之间，甚至随意废立魏国皇帝，还是激起了更多有志之士的愤慨。反抗还在继续，不过后面的反抗，开始变成了真刀实枪的反抗，甚至连蜀汉和东吴也卷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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猇亭：今湖北宜都西北。永安：今四川奉节东。
清河崔氏：中国汉朝至隋唐时期的北方著名大族。崔姓本出姜姓，春秋时，崔氏乃齐国公卿之一，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齐丁公仅嫡子季子让国叔乙，食采于崔，遂为崔氏。”至西汉时，崔氏居住在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东汉以后成为山东望族，声名极为显赫，世家大族均以能与崔氏联姻为荣。西晋时讲究士族门第，崔氏被列为一等大姓“崔卢王谢”之首。清河崔氏后长仕北朝，其中崔浩历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帝三朝，官至司徒，参与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了积极作用，被颂为“南北朝第一流军事谋略家”。北魏时，清河崔氏一度与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并称为“四大族”。唐代，崔氏仍然显赫，有23人做过宰相。唐初官员修订《氏族志》，列崔氏为第一。唐太宗知后大怒道：“崔氏早已衰微，既无显官，又无人才，凭什么列为第一？难道我李氏贵为天子，还比不上崔氏吗？”下令改以李氏第一，皇后氏族长孙氏第二，崔氏列第三。虽然如此，崔氏仍为士族高门。清河崔氏曾分出一支为博陵崔氏，也为隋唐著名士族之一。
华阴：今陕西华阴。
清河长公主：曹操与刘夫人之女。刘夫人生子曹昂及女清河公主后早死，兄妹二人由丁夫人（曹操发妻）抚养，感情很深。后曹昂战死，丁夫人迁怒于曹操，不再理睬丈夫，曹操不得已与其离异，扶侍妾卞氏为正室，卞氏即为曹丕、曹植生母。清河公主成人后，曹操初欲嫁与丁仪，曹丕以丁仪有眼病为理由，劝其嫁与夏侯楙（夏侯惇子）。丁仪因此恨曹丕入骨，支持立曹植为太子。曹丕即位后，丁仪被满门抄斩。但清河公主并不幸福，夏侯楙好蓄伎妾。夏侯楙诸弟跟兄长不和，遂联合公主构陷夏侯楙。清河公主亲自上书揭发丈夫，时魏明帝曹叡在位，欲杀夏侯楙，幸亏长水校尉段默提醒，推敲求实后，才知是诬陷。
安阳：今河南正阳西南。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其远祖郑国（字子徒）为孔子弟子。他自小一心向学，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后因受名士杜密的赏识与提携，被视为党人卷入“党锢之祸”，遭禁锢终身，永远不许为官。此后郑玄大门不出，遍注儒家经典。郑玄之前，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各守门户，相互攻击。而郑玄的注经（称“郑学”）集古文经学之大成，使古文今文熔为一炉，成为“天下所宗”的儒学。郑学被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长期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教材。郑玄在当时名气很大，他晚年时黄巾军起义爆发，他在回高密家乡的路上遇到大批黄巾军，黄巾军听说是郑玄后，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
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西南。
嵇康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曲目方面，作有《风入松》，另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作“嵇氏四弄”。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嵇氏四弄”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隋朝时，隋炀帝曾将弹奏“九弄”作为取仕条件。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俱已失佚。
魏晋时人们以父亡为孤露，“露”为无遮盖、无庇护意。
刘伶、阮咸、向秀三人父亲生卒年月不详。史书只记载刘伶生父为曹操心腹，早亡；阮咸长期跟随叔父阮籍走动交游；向秀也是任性怪诞。可见三人父亲要么早逝，要么对儿子疏于管教，是以“竹林七贤”中只有出身琅琊王氏的王戎的情况较为特殊。
司马懿晚年宠爱柏夫人（司马伦之母），疏远原配夫人张春华，张春华很少能见到司马懿。一次司马懿生病，张春华去探望。司马懿竟然道：“老物可憎，何烦出也！”张春华非常生气，声称要绝食自尽，其子司马师、司马昭也要跟母亲一起绝食。司马懿急忙亲自向张春华道歉，张春华挽回了面子，遂停止绝食。事后，司马懿告诉柏夫人道：“老物不足惜，我担心的是我那群好儿子啊！”
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
尚书郎：东汉始置，选拔孝廉中有才能者入尚书台，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初从尚书台令史中选拔，后从孝廉中选取。初入台称“守尚书郎中”，满一年称“尚书郎”，三年称“侍郎”。魏晋以后，尚书省分曹，各朝有侍郎、郎中等官，综理政务，通称为尚书郎。魏晋时为清要（谓地位显贵、职司重要，但政务不繁的官职）之职，号为大臣之副。
东汉中央及地方官制介绍参见同系列小说《江东二乔》，因篇幅有限，本书不再系统讲述。另外，《江东二乔》与《竹林七贤》均涉及一些典故，如洛阳周遭地形、平乐观、鸿胪寺、白马寺等著名建筑布局及起源等，已在《江东二乔》涉及的，《竹林七贤》不再赘述。
曹芳：魏国第三任皇帝，魏明帝曹叡（曹丕长子，母文昭皇后甄氏）养子，生父不详，《魏氏春秋》称其为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楷为曹操之孙，曹彰（曹操正妻卞氏所生，卞氏生曹丕、曹植、曹彰、曹熊四子）之子，母亲则是东吴大将孙贲（孙策、孙权堂兄）之女。曹操、卞氏、孙策、孙贲等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江东二乔》。曹芳幼年为曹叡抱养，即位时因年幼，由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懿辅政。
王默：字处静，王泽（东汉时历任代郡太守、雁门太守、安东将军等职）之孙，王机（曹魏东郡太守）子，王昶（初为曹丕文学侍从，历任司空、征南大将军等职）侄。由于王机早死，王默及弟弟王沈（史学家，与荀、阮籍同撰《魏书》44卷）为叔父王昶抚养长大。王昶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谦实，以见其意，故兄子默字处静，沈字处道，其子浑字玄冲，深字道冲。
“风骨”一词原本是用来品评人物，意思是指人的内在风神，如《宋书·武帝纪》云“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特”。后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将其引用到文学评论中。他在其名著《文心雕龙》论述道：“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故练于骨者，析辞必精；深乎风者，达情必显……若能确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则风清骨峻，偏体光华。”大意是说“风”是文章的艺术风格，有清、显之特征；“骨”则指语言文辞，有峻、精的特征。曾经有人把“建安风骨”总结为四个方面：俯仰宇宙的哲理思索、出入历史的人生慨叹、直面现实的批判意识、壮志难酬的悲愤情怀。正是这些具体内涵构成了建安文学的“风骨”。
建安文学被后来人尊为典范，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就是以“建安风骨”为号召文学革新，从而形成一股潮流，将唐朝诗歌创作推向了巅峰。
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
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
此女为曹操与杜夫人所生之女，沛王曹林之同母姊妹，后封为金乡公主。
五石散：一种丹药，传闻经常服食可以羽化升仙。其药方托始于汉人，由何晏首先服用，因而何晏被称为“吃药的祖师”（鲁迅语）。关于“五石”，葛洪所述为“丹砂、雄黄、白矾、曾青、慈石也”，隋代名医巢元方则认为是“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均为矿物成分，古代称“石药”。尽管“五石”配方各不相同，但其药性皆燥热绘烈，服此药后，必须冷食、饮温酒、冷浴、散步、穿薄垢旧衣，如不散发，则须用药发之，因而又称“寒食散”。这种丹药其实是一种慢性毒药，使人全身发热，并产生一种迷惑人心的短期效应，许多长期服食者都因中毒而丧命，因而唐代名医孙思邈呼吁世人“遇此方，即须焚之，勿久留也”。
王弼，山阳高平（治所在今山东金乡）人，出身东汉名士之家，为荆州刘表外曾孙。其家中藏书颇丰，他自小博览群书，“幼而察慧”，十余岁便已经是享有高名的名士。其人谈吐不凡，口才极好，总能在清谈中力挫群雄，以辩论取胜，就连风流自赏、不可一世的何晏都对他深为叹服，叹称道：“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有一次何晏举办了一次清谈，辩论已经决出了胜负，王弼姗姗来迟，一到场就将胜者的观点驳倒。正当众人赞叹之时，王弼又将自己的论点再次驳倒，并自设矛盾双方互相诘难。一时间，论辩异峰突起，妙不可言。当年王弼才十八岁，不过他为人高傲，“颇以所长笑人，故时为士君子所疾”。
曹操子嗣众多，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子为正妻卞氏所生。诸子中，以曹植最得宠信，被认为“最可定大事”。但后来曹操仍然立长子曹丕为太子，并有意识地限制其他诸子的权力，尤其是曹植。曹植妻子崔氏出自清河崔氏（中国历史上极为显赫的山东望族，一向被列为一等大姓“崔卢王谢”之首）。崔氏叔父崔琰是当世名士，本为袁绍下属，后成为曹操的首席文官，雅望非常，经常代替曹操接见四方使者。后曹操忌惮他权力太大，找理由将他下狱，逼他自杀。崔琰虽死，崔家实力不减，为了清除障碍，曹操又借口说崔氏衣饰过于华丽，逼她自杀。
夏侯玄：夏侯尚与德阳乡主（曹操族子曹真之女，曹爽姑）之子。魏文帝曹丕时世袭其父爵位，魏明帝曹叡时任散骑黄门侍郎，因与外戚毛曾（魏明帝曹叡第一任皇后毛氏弟，毛氏后因失宠被赐死）同座时面露不悦，而被魏明帝贬为羽林监。魏少帝曹芳即位后，拜夏侯玄为散骑常侍、中护军，任征西将军。夏侯玄少时有名望，仪表出众，时人目之以为“朗朗如日月之入怀”。他博学多识，才华出众，尤其精通玄学，与何晏等人开创了魏晋玄学的先河，是早期的玄学领袖。其妹夏侯徽为司马师（司马懿长子）原配夫人。
曹林：曹操第十子，与中山王曹衮、金乡公主同为杜夫人所生。一说长乐亭主为曹林孙女，据曹林兄妹及嵇康年龄推算，当为曹林女、曹操孙女。又，杜夫人原为吕布手下部将秦谊之妻，姿容绝代，后嫁吕布，吕布败后，又被曹操所纳。杜氏与秦谊所生子秦朗亦成为曹操养子。秦谊本人则另有一番奇遇，此段故事详见同系列小说《江东二乔》。
西汉时，皇帝的女儿称公主，诸侯王的女儿称翁主，也称王主。关于公主、翁主称号的来历，据颜师古《汉书注》：“天子不得亲主婚，故谓之公主。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父也，言父主其婚。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东汉无公主、翁主区别，一律称为公主，但级别不同：皇帝的女儿皆封县公主，仪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号长公主，仪服同藩王。诸侯王的女儿皆封乡、亭公主，仪服同乡、亭侯，视中二千石。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袭母封为列侯，皆传国于后。乡、亭之封，则不传袭。魏晋延续了东汉制度，因而长乐亭主实际的称号是长乐亭公主。
阮咸死后，用心爱的乐器殉葬。唐代时，有人发掘阮咸墓，从中出土铜制乐器一件。结构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依样仿制，因与西域龟兹传来的曲项长颈琵琶（即为当今的琵琶）不同，便取名为“阮咸”，简称“阮”。当年王昭君出塞，弹的其实是阮咸，而不是真正的琵琶。因乐器以阮咸的名字命名，他也由此成为音乐史上名垂不朽的人物。阮咸不仅擅长演奏，也精于作曲，传闻唐代流行的琴曲《三峡流泉》是他所作。唐代女诗人李冶（即李季兰，幼时住在三峡，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大唐游侠》）在同名诗中有“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的诗句。195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出土持阮咸弹奏的阮咸画像，其人神情专注。又，唐时琵琶是军中传令之器，故王翰（其人事迹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有“欲饮琵琶马上催”的诗句。阮咸在唐时流传日本，至今在日本古都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中，还珍藏着一张唐代传去的螺钿紫檀阮咸。
此鲜卑婢女即阮咸之子阮孚生母。阮孚字遥集，其姑取王延寿《鲁灵光殿赋》曰“胡人遥集于上楹”而以字焉。
琅琊：今山东临沂北。
亭侯：爵位名。秦、两汉、魏、晋置，以二十等爵赏有功者，其最高级叫彻侯。后因避汉武帝刘彻名讳，改为通侯。后又改列侯。《后汉书·百官志五》：“列侯……功大者食县，小者食乡、亭。”其意为在列侯中食禄于乡、亭者称为乡侯、亭侯。如《楚汉春秋》载高祖封许负为鸣雌亭侯，又如汉末汉灵帝以解渎亭侯入继，曹腾、曹操封费亭侯，关羽封汉寿亭侯，刘备封宜城亭侯。嵇康妻子长乐亭公主之“亭”字，亦为爵名，亭公主仪服与亭侯相同。
沛国：今安徽宿州。
参军：全称为“参谋军事”，为诸王及将帅幕僚。建威非地名，而是指武官名衔建威将军。
中国有一副非常著名的嵌人名的对联，上联：贾岛醉来非假倒，下联：刘伶饮处不留零。其绝妙之处在于上联和下联的最后两个字正好与前面的人名同音，更为令人拍案叫绝的是，这两副对联虽然嵌进了人名，却一点儿也没有牵强的感觉。
正因为种种怪异之处，关于竹林七贤“贤”也不“贤”的问题，世人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贤”的本意是有道德的、有才能的，而古人因竹子虚怀亮节、坚贞不移的品德，习惯以其比作贤者，可“竹林七贤”在品格上屡遭物议，这恰恰是这个群体时代的、风气的、群体的和个体的存在特点。
高平陵：今河南洛阳东南。
曹宇：曹操与环夫人之子，与神童曹冲为同母兄弟。曹冲留有“曹冲称象”的典故，曹操几次对群臣夸耀他，有让他继嗣之意，只是曹冲还未成年就病逝，年仅十三岁。
秦朗任骁骑将军时，曾与给事中马钧（著名能工巧匠，其人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江东二乔》）在朝堂上争论，谈及指南车一物。秦朗认为自古没有指南车，都是记载者的虚妄之言。而马钧则认为指南车自古有之，只是现在人们不去研究，在自己看来制造指南车并不是什么难事。秦朗嘲笑说，现在连指南车的具体构造轻重都不知道如何能做。马钧则认为与其去争论这些，不如现在试制一下便有分晓。于是秦朗将此事禀告给魏明帝曹叡，曹叡令马钧制造指南车，后果然造了出来，于是天下佩服马钧的巧工。
中领军：禁军最高统帅，有直属营兵，负责统领中护军、五校尉以及武卫、中垒、骁骑、中坚、游击等新禁军。魏时多以宗室亲信为之。
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庄浪东。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
辽东：今辽宁辽阳一带。带方：今朝鲜黄海南道、黄海北道一带。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平安北道及黄海北道各部分。玄菟：今辽宁东部至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汲县：今河南卫辉。
许负为秦末汉初著名女相士，其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大汉公主》。华佗事迹参见同系列小说《江东二乔》。
樊城：今属湖北。许都：今河南许昌。
名教：以汉代儒家伦理纲常构建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和行为准则，如《后汉纪·献帝纪》：“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自然：道家崇尚的万物本源。
骆口：今陕西周至西南。
兴势：今陕西洋县。三岭：今陕西终南山沈岭、衙岭、分水岭。
乐浪郡：汉武帝在公元前108年设置的朝鲜四郡之一，治所在今朝鲜平壤大同江南岸。
青州泰山：今山东新泰。
羊、蔡二族世为婚姻，蔡邕叔父蔡质与羊氏有姻亲关系，早年蔡邕因祸逃亡时，亦栖身于羊氏之处。羊衜先娶孔融之女，蔡邕侄女为其续弦。蔡氏生子羊承、羊祜及女儿羊徽瑜，羊承早夭，羊徽瑜为大将军司马师（晋景帝）妻，后来被尊为景献羊皇后，羊祜后官至太傅。
涂塘：今江苏六合瓦梁堰。
令狐愚未发迹之时，胸怀高远之志，众人都认为他前程远大，必能兴盛令狐氏家族。只有族父令狐邵说：“令狐愚生性豪爽倜傥，志向大却不修德，将来我令狐一宗必因他灭族。”令狐愚听了很是愤愤不平，后来声名鹊起，当了大官后，有意问令狐邵说：“以前你总说我不能光大宗族，今天你怎么说？”令狐邵只是久久地凝视他，并不回答，神色甚是诡异。回去后，才暗地对妻子说：“令狐愚的性情器量仍跟以前一样。他将来终究会牵连败灭家族，我也许活不到那一天，不过你们一定会赶上的。”令狐邵死后十余年，令狐愚家族被诛灭。
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与洛阳、长安、许昌、谯并列为曹魏五都，曹操曾刻意经营，建安文学就诞生在这里。
由于司马氏严格遵守了司马懿这条遗训，因而西晋皇帝的陵墓一直未被发现，遂成为千古之谜。
曹芳原配皇后为甄氏（魏明帝曹叡之生母甄宓的侄孙女），高平陵事变后病死，曹芳想立王贵人为后，郭太后却不同意，坚持立张氏为皇后。曹芳心中不满，在郭太后母丧之时不去安慰，郭太后亲至北宫，将曹芳宠幸的张美人、禺婉杀死。曹芳伤心不已，时常前往北宫吊哭，说：“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
李丰之女李婉嫁司马师心腹贾充为妻，也受到牵连，被流放辽东。司马炎（司马昭长子）称帝后，赦免被杀名士的后人，李婉回到洛阳，贾充已经另娶郭槐（贾南风生母）为妻。而李婉与贾充所生之女贾褒嫁给了司马炎同母弟齐王司马攸（司马师无子，其弟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兄长为嗣，司马攸因而有长房长孙的名分，家族地位比兄长司马炎还高）为正妃，当然不肯见到母亲无名无分，不断居中施加压力。为了解决婚姻矛盾，司马炎特意下诏书，批准贾充可以拥有二位正妻，但李婉、郭槐均表示拒绝。李婉另居别宅，不与贾充往来。贾充母亲柳氏病重，贾充问母亲可有遗言，柳氏怒道：“我教你迎李婉，新妇（指郭槐）尚不肯，安问他事？”郭槐遂决定去看望李婉。贾充道：“李婉刚介有才气，卿往不如不去。”郭槐很不服气，于是盛威仪，多带侍婢。入户后，李婉起迎，郭槐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贾充后来还幸灾乐祸地道：“语卿道何物？”意思是，跟你说过什么来着。李婉著有《女训》，流行于世。有意思的是，贾充死后，贾褒和贾南风（晋惠帝司马衷皇后）都想让父亲与自己的生母合葬，争执多年，不能解决。贾后遭废黜被以金屑酒赐死后，李婉得以与贾充合葬，事情才算了结。
才性之辩是玄学中经常争论的重要命题。所谓才，是指人的才能；所谓性，是指人的道德品质。才、性之辩，就是讨论“德”和“才”关系的问题。由于才性涉及选拔人才，因而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比较著名的名士观点有：李丰主张“才性异”；嵇康主张“才性离”；傅嘏（西汉名臣傅介子后人）主张“才性同”；钟会主张“才性合”。
夏侯玄精玄理，善清谈，为正始时期玄学领袖之一。他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其文辞旨通远，在当时流传深远。著作《乐毅论》后来为“书圣”王羲之书写，成为小楷名作，传于天下。《乐毅论》讲述的是战国人乐毅的故事，乐毅率五国之兵伐齐，却为谗言所中，燕惠王改用骑劫为帅，以致失国。乐毅故事参见同系列小说《和氏璧》。据说王羲之感慨东晋时局和自己的命运，失意之下，才书写了这篇《乐毅论》，因而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说“情多怫郁”。
曹芳被废后，先是封齐王。司马炎代魏称帝后，改封曹芳为邵陵县公。公元274年，距其被废后二十年，曹芳病逝，时年四十三岁，谥号为厉公。同样得以善终的还有汉献帝刘协，公元220年，曹操病死，刘协被迫禅让于曹丕。曹丕登基称帝后，封刘协为山阳公，允许他在其封地奉汉正朔和服色，建汉宗庙以奉汉祀。公元234年，刘协寿终正寝，享年五十四岁。魏明帝曹叡率群臣亲自哭祭。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北小风村），谥号为孝献皇帝。
剑创始于轩辕黄帝时代，号称古之圣品，至尊至贵，人神咸崇。佩剑习俗在中国历代流行，秦汉时文武百姓皆佩剑，此风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到宋、明时，男子佩剑之习俗犹存。佩剑除表明身份、地位外，还具有礼治和修身养德方面的意义，表现了剑除有与戈、矛等古代兵器共有的兵器属性之外，还有其特有的非兵器属性。古人往往认为佩剑得失即代表一定征兆。据《古今刀剑录》记载：汉光武刘秀未发迹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书，刘秀常服之，后果然一手开创了东汉王朝。曹操曾于幽谷得一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曹操字孟德），故常服之。又，建宁三年（170年），汉灵帝曾经铸“中兴”剑，后剑无故自失。汉灵帝死后，天下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