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当然知道这些，”雷说，“你就是律师，所以知道你的权利，还有任何在电视机前看过十五分钟以上电视的人也是知道的。但是，由于这次仅仅是家庭成员和朋友，以及其他对此案感兴趣的各位的非官方聚会，所以我不会给你念诵权利，不是今晚。”
“非官方的，”杰克逊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承认我想听听你接下来要说的，罗登巴尔。我在这个房间里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听起来好像你在指责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人谋杀了我们的母亲。”
“是他们三个，”我说，“这其实是一次集体努力。梅雷迪思，你去了a大道的一家诊所开了张肾上腺素注射笔的药方，就是你母亲随身携带的那种。然后你又在下个街区的一家药店拿到了装着肾上腺素的注射笔。诊所给了你一张收据，药店也给了，而你把它们都保留了下来。”
“太好了。”尼尔斯说。
“不过有没有收据都无所谓，”我说，“现在一切都记录在案。就现在来看，你对两个地方的拜访都有安全摄像头的摄像。无论如何，你买了笔，把它交给你的兄弟博伊德。”
博伊德翻了翻眼睛。“毫无疑问，你可以找出安全摄像机镜头，上面显示着梅雷迪思把笔拿给我。”
我摇摇头。“在这件事上我可以指出的，”我说，“是一瓶六盎司的‘大自然最棒的冷榨花生油’，上面的标签保证瓶里只装有机种植的花生，而且里面含有细微的花生颗粒以确保在最大限度上保留花生的原味。虽然瓶子上的标签原话不完全是这样写的，但是意思差不多，因为那样的措辞往往会留在人的脑海里。”
“我是一个厨师和一名餐饮筹备人。”他说，“我的厨房里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但这一瓶没有和其他的油存在一起，不是吗？它被藏在另一个橱柜里。而且，从瓶子上印的最佳食用期来看，它应该是最近刚刚购买的。”
“那你也不能证明那瓶油就是在注射器里发现的油。”
“事实上，”雷说，“我们大概是可以证明这点的。你的这个产品这么特别，好吧，花生油不会有dna，但也可以找到几乎类似的证明。你把几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放在这上面，他们肯定可以做好的。”
“你把梅雷迪思给你的注射笔里的肾上腺素倒出去，”我告诉博伊德，“然后往里面灌了花生油。接着你把它交给了与母亲吃午饭的梅雷迪思，”我转向梅雷迪思，“你们两个人在天天汤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拿到了你母亲的钱包，把里面的笔调了包。你给她留下了一支装有花生油的笔，拿走了那支含有肾上腺素的。你把换下来的那支怎么样了？”
“我不会回答你的。”
“我希望你回答一下，”博伊德说，“如果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不会听着这些话。”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梅雷迪思，你不是应该把那支装肾上腺素的笔拿给你妹妹吗？这样迪尔德丽可以在她发现你母亲的尸体后再把笔换回来。”
梅雷迪思张了嘴巴愣在那里，找不出话说。尼尔斯把手放在她的手臂上。“只是假设，”他说，“好吧？”
“可以，请讲。”
“假设，我们没有人告诉梅雷迪思，在她换了笔之后该怎么办。让我们假设她对刚刚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难过，所以她无法忍受把笔留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回家的路上，她把笔扔进了地铁的垃圾桶里。”
“实际上是扔进了下水道里，亲爱的。”
“我还是在假设中。”
“这是一个很好的假设，”我说，“博伊德，你还有一个任务要完成。你在搅拌机中粉碎了几盎司的花生，并将它们拿去给了迪尔德丽。迪尔德丽，你把它们包裹在礼盒的包装薄纸中，然后把它们装进一个礼盒里，并用丝带把它绑好。你母亲离开家不久之后，你自己开门进去，把盒子放在咖啡桌上，这样当你母亲回家进门时，那将会是她看到的第一样东西。”
“然后你就回家了。你知道歌剧大约会什么时候结束，还有你母亲应该到家的时间。你等到那个时候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如果她接了电话你又会怎么办呢？”
“她怎么可能接呢？”
“哦，谁说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呢？也许花生的气味不足以产生过敏反应呢？那样的话她就没有理由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她的状态很好，然后接起电话。”
“但是你不能通过电话听出她的声音来判断该怎么办。也许你不得不问她几个问题，‘妈妈，你看到咖啡桌上的蓝色礼盒了吗？你把它打开了吗？’”
“如果她没有打开，那么你可以做出选择。你会选择告诉她什么呢？是去立即打开礼盒？还是告诉她不要打开？”
“哦，上帝，”迪尔德丽说，“她没有接电话，她没法接电话，她已经——”
“死了，”我说，“我给你出了一个真正的美人还是老虎的问题，不是吗？当然，你不能完全肯定她已经死了，你是不会知道的，除非你亲自过去，在那里发现她的尸体，所以在此之前你一定要等待足够的时间。你等了等，再打电话给你母亲的朋友，她们告诉你她早些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使你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更有可能是成功了，但你仍然不得不花时间，再拨打母亲的电话号码几次。然后，你回到早些时候你去放礼盒的房子里。
“那里有你的母亲，躺在地板上，她的额头摸起来已经冰凉。注射笔还在她的腿上吗？”
“在她旁边的地毯上。”
“如果梅雷迪思把原来的笔拿给了你，”我说，“你可以把它们对换掉。但她没有，所以你不得不对现场做些手脚，因为注射笔里的物质有很大概率会被人检查。而花生油仍然是半满的，因为注射笔注射一次只能分配出一小点儿剂量。”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把这支笔和原来那支一样也送到城市的下水道系统？不，她习惯随身带着一支注射笔，它的消失会引起怀疑。所以你把它带到厨房或洗手间里，拔掉柱塞，把里面的物质一剂一剂地注入水槽或者马桶里。”
“所以到底还是把它扔进了下水道，”史蒂芬·凯恩斯说，然后把手捂到嘴上。“对不起，”他说，“我就是把脑子里想的说出来了。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有这种令人讨厌的习惯，我有对着演出说话的习惯。”
“然后你回到客厅，”我对迪尔德丽说，“把空的注射笔放回你找到的地方。然后你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没有注射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她给了自己一针，谁又能知道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呢？特别是如果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场景。例如一场入室抢劫。”
“但是盗贼确实去了那里，”杰克逊说，“奥尔顿·阿尔顿·史密斯偷了一幅画。你刚刚在几分钟前就确定了这个事实。”
“是的，”我说，“但是你妹妹怎么会知道呢？”
“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更像是被龙卷风席卷过的拖车营地。”雷说。
“确实如此，”我说，“任何人都会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盗贼导致现场这么混乱。当我们知道盗贼的身份时，事情就变得更加难以理解。史密斯有一把钥匙，他可以进出这栋房子而不必留下任何证据，而现场有一具女人的尸体，这就让他有更多的理由要对此次到访保密。那么他为什么会把客厅的东西四处分散在整个地方呢？”
“嗯，他不会，他也没有。但是，迪尔德丽却灵光一现，想到做出一场入室抢劫的假象刚好是对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完美的伪装，而一个盗贼则是完美的凶手。当她倒下去的时候，妈妈不会在地板上撞到她的头吗？这不也可能是盗贼袭击她的结果吗？”
“所以她开始布置。她把粉碎的花生冲掉，把空盒子和里面的包装纸扔在地板上，这样让它们成为混乱的现场的一部分。她把一沓卡片撒向空中，让它们在房间里自由落下。她从桌面上和抽屉里拿出许多小件物品，散在地上。”
“她把空的注射笔放回母亲的钱包里，因为如果没有花生也没有花生油，母亲就没有机会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虽然笔里可能会含有花生油的痕迹，但谁会去费力测这个呢？”
“我们没有去测，”雷说，“直到有人向我提议去这么做。”
“而且，”我说，“还因为空气里的味道不大对劲儿。”
“你闻到了花生味。”卡洛琳说。
“我闻到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一下子认出来。不过，我确实感觉事有蹊跷，因为我知道现场的情景不是盗贼所为。它看起来更像是有人故意摆出来的。”
“摆出来的？”
“你想把整个房间都弄得乱七八糟，”我告诉迪尔德丽，“只不过你并没做到，那些脆弱的小物件都在地板上，没有任何破碎。连小瓷狗都没有一点磕碰。一切就好像是什么人非常有条不紊地摆放的，即使所有小物件都不在它们原本的地方。”
他们都在看着迪尔德丽。
“那都是她的东西，”她说，“你们都知道母亲对她那些东西的感情。我不能把它们都扔到地上去，不能摔破。”她收紧了下巴，“我就是做不到。”她说。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权利，也就是犯罪嫌疑人在被指控时保持沉默的权利。源自一九六三年的一起强暴案。案中嫌疑人未被阐述任何权利而签下招供书。
一八八二年刊登在美国《世纪》杂志上的一个小故事。有位残忍的国王，喜欢把罪犯带到两扇门前，一个后面是老虎，一个后面是美人。犯人要选。选老虎会被吃掉，选美人可以马上圆房。国王的女儿爱恋的人因各种机缘成了罪犯，门后的美人是国王的女儿一直忌恨的对象。当小伙儿要去选的时候，公主给了他开门的暗示。但是故事没有讲明暗示的是哪扇门。比喻没有结果，两边都有可能，不知怎么办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