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吵醒了我。我奋力爬出梦乡，就像潜泳者浮上水面换气。我坐起来，使劲眨眼，努力控制住呼吸。电话铃还在响，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制造该死的噪声。然后我反应了过来，接起电话。
是钱斯。“刚看见报纸，”他说，“你怎么看？还是杀死金的那个男人？”
“给我一分钟。”我说。
“你在睡觉？”
“已经醒了。”
“所以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又发生了一起凶案，这次在皇后区，一个变性站街女被切成肉块。”
“我知道。”
“你不是在睡觉吗，怎么会知道？”
“昨晚我去过那儿。”
“去过皇后区？”
他听上去吃了一惊。“我去了皇后大道，”我对他说，“和两个警察在一起。就是同一个凶手。”
“你确定？”
“我去的时候法医学证据还没整理出来，不过我很确定，就是他。”
他思考片刻。“所以金只是不走运，”他说，“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也许。”
“只是也许？”
我从床头柜上拿起手表，都快中午了。
“有些地方对不上，”我说，“至少在我看来对不上。昨晚有个警察说我的问题是太固执，我只有一个案子，所以不愿意放手。”
“所以？”
“他或许说得对，但有些地方还是对不上。金的戒指去哪儿了？”
“什么戒指？”
“她有一枚镶祖母绿的戒指。”
“戒指，”他说，想了一会儿，“金有这么一枚戒指吗？好像确实有。”
“去哪儿了？”
“不在她的珠宝盒里？”
“珠宝盒里只有她的毕业戒指，来自她家乡的高中。”
“嗯，对。我记得你说的那枚戒指，很大的祖母绿，是生日宝石戒指，诸如此类的。”
“从哪儿来的？”
“我猜是糖果盒子里的赠品。她好像说过是她自己买的。哥们儿，那东西不值钱。一块绿玻璃而已。”
摔碎酒瓶在她脚下。
“不是祖母绿？”
“开什么玩笑，哥们儿？你知道祖母绿有多值钱吗？”
“不知道。”
“比钻石还贵。那枚戒指有什么重要的？”
“也许并不重要。”
“你接下来做什么？”
“不知道，”我说，“假如杀死金的是个随机挑选受害者的变态狂，那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事情是我能比警察做得更好的。但另一方面，有人不想让我查这个案子，一个酒店前台被恐吓得离开了纽约，再加上一枚失踪的戒指。”
“也许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
“桑妮的遗书里好像说到戒指把什么人的手指染成了绿色？也许那是个便宜货，染绿了金的手指，她随手就扔掉了。”
“我不认为桑妮是这个意思。”
“那她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深吸一口气，“我想把小饼干布鲁和金·达吉南联系在一起，”我说，“我希望能做到这个。假如我能成功，应该就能找到杀死她们两个人的凶手了。”
“也许吧。你明天去参加桑妮的追悼会吗？”
“我会去的。”
“那就到时候见吧，结束后咱们可以谈一谈。”
“好。”
“是啊，”他说，“金和小饼干，她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金不是也站过一段时间的街吗？她在长岛市当街拉客被抓过一次，对吧？”
“几年前了。”
“她有过一个叫达菲的皮条客，对吧？小饼干有皮条客吗？”
“可能有，有些站街女有。但据我所知，大多数没有。也许我可以打听一下。”
“最好打听一下。”
“我几个月没见过达菲了，好像听说他死了。我也可以打听一下，但我很难想象，金这样的姑娘和一个长岛来的犹太皇后能有什么共同之处。”
一个犹太皇后和一个奶品皇后，我心想，随即想到唐娜。
“也许她们是姐妹。”我说。
“姐妹？”
“骨子里。”
我想吃早饭，但等我走到街上，首先买的却是一份报纸，我立刻发现这东西不太适合配培根和煎蛋吃。《酒店开膛手出现第二名受害者》，头版头条欢快地宣布道。底下用黑体大字印着，变性妓女在皇后区被大卸八块。
我叠起报纸，夹在胳膊底下。我不知道我该先干什么，读报还是吃东西，但我的脚替我做出决定——两条路都不是首要选择。我走了两个街区，才意识到我在去西六十三街的青年会的路上，等我走到那儿，刚好能赶上十二点半的那场聚会。
去他妈的，我心想。他们的咖啡和其他地方的一样好。
一小时后我离开青年会，在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一家希腊小馆子吃早饭。我边吃东西边读报。这会儿用报纸配早饭对我来说好像没什么大不了了。
报道里没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文章称受害者住在东村，而我不知为何觉得她住在河对岸的皇后区。加菲因提到过花卉公园，那儿就在城界外的拿骚县，是她的故乡。《邮报》称她父母几年前死于空难。马克/萨拉/小饼干唯一在世的亲属是兄长艾德里安·布劳施泰因，他是一名珠宝批发商，家住皇后区的森林山，办公室开在西四十七街上。他目前不在国内，尚未得知他弟弟的死讯。
他弟弟的死讯？还是他妹妹的？一名亲属会如何描述变性的亲人？一位备受尊重的商人会如何看待变成妹妹的弟弟，而这个妹妹又在陌生人的车里满足嫖客的性欲？小饼干布鲁的死亡对艾德里安·布劳施泰因来说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每个人的死亡都在减损我，因为我和全人类息息相关。每个男人的死亡，每个女人的死亡，两者之间的任何死亡。但死亡减损了我吗？我真的和他们息息相关吗？
我还能感觉到点三二的扳机在我手指底下颤抖。
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开始看另一篇报道，说一名年轻士兵休假回家，在布朗克斯的一片空地上和一伙人打棒球。一把枪不小心滑出一名观众的口袋，掉在地上走火，流弹打中年轻士兵，他当场身亡。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坐在那儿边看边摇头。
又是一种死法。我的天，死法还真有八百万种，你说对不对？
晚上八点四十，苏活区王子街，我走进一所教堂的地下室。我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找座位的时候，我扫视房间，看简在不在。她在右手边靠近前排的地方。我坐在后排，靠近咖啡壶。
说话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酗酒十年，最后三年在包厘街度过，靠乞讨和擦车窗搞点小钱买酒喝。“哪怕在包厘街，”她说，“也有人知道怎么照顾自己。有些男人总是随身携带剃刀和肥皂，我却直接落向了另一头，成了不刮脸不洗澡不换衣服的那种人。我的脑袋里有个微弱的声音在说：‘丽塔，你就应该待在这种地方。’”
休息时间，简走向咖啡壶，我和她打招呼。她似乎很高兴见到我。“我刚好在附近，”我解释道，“也刚好到了聚会时间，我就觉得说不定会在这儿见到你。”
“对，这是我最常来的地方，”她说，“散会后咱们去喝杯咖啡？”
“好的。”
西百老汇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十几个人围坐在两张桌子四周。我没有认真地参与交谈，也没怎么认真听。最后侍者算出每个人该付多少。简付她那份，我付我那份，我和她走向下城区她的住处。
我说：“我不是刚好来这附近的。”
“我真是大吃一惊。”
“我想找你谈谈。不知道你有没有读今天的报纸——”
“皇后区的杀人案？我读了。”
“我就在现场。我非常难受，我觉得需要找个人谈一谈。”
我们上楼来到她的公寓里，她煮了一壶咖啡。我坐下，面前摆着一杯咖啡，等我说完停下，拿起来喝了一口，发现咖啡已经凉了。我把到目前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她，包括金的毛皮夹克，包括喝醉酒的年轻人和摔碎的酒瓶，包括我去皇后区的那一趟和我们发现了什么。我还告诉她今天下午我做了什么，我搭地铁过河，在长岛市兜了一圈，回来后我去了东村，在小饼干布鲁住的公寓楼里敲门问话，然后去曼哈顿岛，在克里斯托弗街和西街前前后后的同性恋酒吧问话。
后来我看着时间差不多了，就给乔·德金打了个电话，打听实验室查出的结果。
“就是同一个凶手，”我对简说，“使用了相同的凶器。他个子比较高，右利手，很有力气，大砍刀——或者是他使用的天晓得什么凶器——磨得非常锋利。”
电话打到阿肯色州却一无所获。不出所料，史密斯堡的地址是假的，车牌号码属于一辆橙色大众轿车，车主是费耶特维尔市的一名卫校教师。
“而且她只在星期天开车。”简说。
“诸如此类的。阿肯色州的这些东西全是他捏造的，和印第安纳州韦恩堡一样。但车牌号码是真的，或者说离真的只差一点。有人想到去查失窃车辆目录，小饼干被杀前仅仅几个小时，杰克逊高地有一辆海军蓝的雪佛兰黑斑羚被盗。车牌号码和他用来登记的几乎相同，只颠倒了两位数字，当然了，那是个纽约车牌，而不是阿肯色州的。
“这辆车符合汽车旅馆人员的描述。小饼干被勾搭走的时候，附近还有几个站街的妓女，车也符合她们的描述。她们说有这么一辆轿车慢悠悠地兜了好一阵，最后车里的男人终于下定决心，搭上了小饼干。”
“车还没找到，但不等于车依然在他手上。失窃车辆被扔下后有可能会过了很久才出现。有时候偷车贼把车留在禁止停车的区域，结果被交警拖到扣车场去了。这种事不该发生，经办人员应该根据失窃车辆目录对比要拖的车，但应该做和实际上是两码事。反正也不重要。最后警察会发现凶手杀完小饼干后二十分钟就扔掉了那辆车，顺便擦干净了所有指纹。”
“马特，你就不能放手吗？”
“放手什么？这整件事？”
她点点头：“接下来完全是警务程序了，对吧？筛查证据，核实所有细节。”
“应该是吧。”
“他们不太可能把这起案子塞进箱子里再也不管，现在的情况和只有金一个死者的时候不一样了。就算他们想把案子塞进箱子里，报纸也不会答应的。”
“这倒是真的。”
“所以你还有什么理由非要往里挤吗？你已经很对得起委托人付你的钱了。”
“是吗？”
“不是吗？我觉得那点钱让你费的力气比他多得多。”
“你说得有道理。”
“所以你为什么不放手？有什么事情是你能做而整个警队做不到的？”
我努力思考这个问题。过了好一会儿，我说：“肯定有什么联系。”
“什么联系？”
“金和小饼干之间。真该死，否则就说不通了。变态杀人狂作案永远有规律，哪怕这个规律只存在于他的脑袋里。金和小饼干长得不像，过着不同的生活。老天在上，两个人连性别都不一样。金靠公寓里的电话联系工作，有皮条客罩着。小饼干是个变性站街女，在嫖客的车里满足他们，她不受任何保护。钱斯正在仔细核查，看她有没有一个无人知晓的皮条客，但看起来不像有。”
我喝了一口冷咖啡。“凶手选择小饼干的时候，”我继续说，“他不慌不忙，他在街上来回兜圈，他要确定他找到的是小饼干，而不是其他什么人。联系在哪儿？不是形象的问题。小饼干和金的外在形象完全不同。”
“是她私人生活中的某种因素？”
“有可能。她的私人生活很难查证。她住在东村，去长岛市卖身，我在西区的同性恋酒吧里找不到认识她的人。她没有皮条客，也没有情人。她在东第五街的邻居根本不知道她是妓女，怀疑她不是女人的人寥寥无几。她唯一的家人是哥哥，而他甚至不知道她死了。”
我继续说下去。里科内不是一个意大利单词，就算是名字，也相当不寻常。我查过曼哈顿和皇后区的电话号码簿，只找到一个姓里科内的。
我的咖啡喝完了，她又为我们煮了一壶，我们静悄悄地坐了几分钟，谁也不说话。然后我说：“谢谢。”
“谢什么，咖啡？”
“谢谢你肯听我说，现在我觉得好些了。我必须说出来，否则就会钻牛角尖。”
“交谈总是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