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待在海滨大道的弗莱森斯小屋，那是一栋修复过的白色房子，呈现出希腊复兴式建筑风格，里面装满了老旧的家具。我选择了后方一间由马车房改造的房间，既因为它比较隐蔽，也因为前台的工作人员说院子里有两只大狗，只要有陌生人靠近，它们就会狂吠。其实，那些狗只会躲在旧喷泉的阴影下睡觉。我的房间很大，里面有一个阳台、一台黄铜吊扇、两把沉重的皮革扶手椅、一台小冰箱。我在冰箱里放了些瓶装水。
我们一到那里，伍里奇就打开了一个晨间游戏节目。我们没有说话，等着布里约过来。大约二十分钟之后，布里约才敲门，在这段时间里，节目中那个来自塔尔萨的女人已经赢得了一次前往毛伊岛的旅行。布里约是个小个子男人，衣着整洁，有些谢顶。每隔几分钟，他便用手抚摩自己的头，以此来确认上面还有头发。在他身后，两个穿着衬衫的男人用一台金属手推车笨拙地推着一套监控设备，小心翼翼地走上通往四个房间的木制室外楼梯。
“行头不错啊，布里约。”伍里奇说，“你们应该带本书看。”其中一个穿衬衫的男人从手推车底部翻出一捆杂志和一些破报纸。
“如果需要，我们要怎么找你？”布里约问。
“老样子。”伍里奇说，“我就在附近。”然后他便离开了。
我曾经跟着伍里奇去过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的一个秘密房间。那是技术室，有组织犯罪调查或反外国间谍等长期调查小组需要在那里监听相关电话。六位特工坐在一排盘式声控录音机前，只要录音机开始运作，他们便详细地记录下日期、时间以及对话内容。那个房间很安静，只能听见机器的运转声和钢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
联邦调查局很喜欢监听。1928年它还叫作“调查局”，没有“联邦”两个字，最高法院就已经赋予它几乎没有限制的监听权利。1940年，司法部部长安德鲁·杰克逊想要结束监听，但罗斯福说服了他，还把“危险分子运动”纳入了监听范围。在胡佛的理解中，“危险分子运动”范围很广泛，既包括外国人开一家洗衣房，也包括和别人的妻子上床。胡佛将监听运用到了极致。
现在，联邦探员们不需要冒着雨蹲在接线盒旁边，努力保护自己的笔记本不被淋湿。他们只需要获得司法批准，然后给电话公司打个电话，要求转接信号。如果获得了监听对象的同意，事情就更加简单了。比如这一次，布里约和他的同伴们甚至不需要坐在监听车里闻彼此的汗味。
布里约给我的手机和房间座机接线时，我离开了五分钟，告诉他我只是去主屋的厨房看看。其实，我走出了弗莱森斯小屋，穿过院子，其中一只狗蜷缩在阴影下，无聊地看了我一眼。我走到一条街区外的杂货店，给安格尔打了一通电话。他没有接，但语音信箱开着。我在留言中向他说明了情况，让他不要打我的手机。
根据规定，联邦调查局应该将监听或监视最小化。理论上，除了偶尔的抽查，如果一通私人电话显然与当前的调查无关，特工们应该按下录音机上的暂停键，不再监听。但实际上，只有傻瓜才会觉得自己可以在监听状态下保持隐私，所以我显然不该在这种情况下与一个入室抢劫犯和一个暗杀者通话。留过言后，我在杂货店买了四杯咖啡，回到了弗莱森斯小屋，看见布里约一脸担心地站在我的房间门口。
“我们可以自己点咖啡，帕克先生。”他有些不高兴地说。
“味道不一样。”我回答。
“你得试着习惯。”他一边说，一边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第一通电话是下午4点打来的。当时，我已经看了几小时糟糕的电视节目，又读了一会儿往期《大都会》杂志的问答专栏。布里约快速从床上爬起来，向两个技术人员打了个响指，其中一位已经去拽耳机。他用手指比画着数到三，示意我接起手机。
“是查理·帕克吗？”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
“请问你是？”
“我是雷切尔·乌尔夫。”
我看向联邦探员们摇了摇头。他们显然松了口气。我用手遮住话筒：“喂，你们要遵守最小化原则，对吧？”有人按了一下录音机，将它关上了。布里约重新躺在干净的床单上，手指扣在脑后，闭上了眼睛。
雷切尔似乎感觉到电话对面发生了什么。
“你方便说话吗？”
“有人和我在一起。我能不能一会儿再打回去？”
她把家里的号码告诉我，又说自己晚上7点30分才会回家，我可以到时候再打。我谢过她，挂掉了电话。
“女朋友？”布里约问。
“是我的医生。我有低耐受综合征。她希望经过几年的治疗，我就能忍受别人无聊的好奇心了。”
布里约依然闭着眼睛，重重地哼了一声。
第二通电话是下午6点打来的。外面十分潮湿，游客的声音又很嘈杂，我们只能关上阳台的窗户，于是空气中充斥着汗臭味。这一次，我很清楚打来电话的人是谁。
“欢迎来到新奥尔良，鸟哥。”合成的声音说。他的声音很阴沉，如同雾气一般。
我没有说话，朝联邦探员们点了点头。布里约已经在给伍里奇的号码拨号。阳台旁边有一台显示器，我看见上面的地图不断变化，也隐约听到旅人的声音在联邦探员们的耳机中响起。
“但我可不欢迎联邦调查局的朋友。”那个声音说，它变成了年轻女孩高亢而欢快的音调，“伍里奇特工和你在一起吗？”
我没有回答，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看着手机屏幕上“匿名来电”的提示。
“你他妈别骗我，鸟哥！”依然是那个孩子的声音，但这一次听起来有些不高兴，就像是被父母要求不能出去和朋友玩时的语气。再加上她开始骂骂咧咧，这个效果便更加明显。
“他不在。”
“给他三十分钟。”电话挂断了。
布里约耸了耸肩：“看来他知道，不想讲太久，以免留下痕迹。”他又躺在了床上，等着伍里奇过来。
伍里奇似乎很疲惫，由于睡眠不足，他的眼圈发红，呼吸带着一股臭味。他不停地挪动着双脚，仿佛鞋子已经装不下它们。他来到这里五分钟后，电话又响了起来。布里约数到三时，我接起了电话。
“喂。”
“你不要说话，听着就行。”这似乎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仿佛在向她的情人倾诉隐秘的幻想，但这份幻想是扭曲的、毫无人性的，“我要向伍里奇特工的爱人说声抱歉，但这是因为我错过了她。她也在我的计划中。我为她准备了特别的死法，不过她好像有自己的主意。”
听到这里，伍里奇使劲眨了一下眼睛，但是并没有其他的反应。
“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那个声音接着说，“也许你们会明白我的想法。就算不明白，也不要担心，还有很多机会。可怜的鸟哥。可怜的伍里奇。你们都很痛苦吧。我还会让你们多一些伙伴。”
那个声音又变了，变得深沉而凶恶。
“我不会再打电话了。窃听私人电话是很卑鄙的行为。下一次，你们会收到带血的消息。”电话挂断了。
“靠！”伍里奇说，“你们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布里约把他的耳机丢在床上，“号码一直在变。他知道我们在监控。”
联邦探员们正在把设备收进白色的福特汽车中，我离开他们，穿过法属区来到拿破仑之家酒吧，打算给乌尔夫回个电话。我不想用手机，大概是因为它被用来联系杀手，染上了晦气。另外，我被关在房间里太久，也想走动一下。
电话响了三声后，她接了起来。
“我是查理·帕克。”
“嗯……”她好像不知道要如何称呼我。
“你可以叫我鸟哥。”
“好吧。”
我们都没有说话，气氛有些尴尬，然后她开了口：“你在哪儿呢？好像很吵的样子。”
“确实。我在新奥尔良。”然后，我努力向她讲述了这里发生的事。她安静地听着，有一两次，我听见对面传来用钢笔规律地敲击电话的声音。
“这些细节对你有用吗？”我讲完所有的事情后问道。
“我也不清楚。我隐约想起了学生时代学过的一些内容，但是已经太久远，我不确定是否还能找到从前的资料。我似乎已经从你们之前的对话中得到一些信息，不过也很难确定。”她又沉默了片刻，“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把弗莱森斯小屋的号码告诉了她。她一边写，一边重复着宾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
“你还会打给我吗？”
“不会。”她说，“我会订个房间。那我挂了。”
我挂掉电话后，扫视着拿破仑之家酒吧。这里都是当地人和波希米亚风格的游客，其中有些人就住在灯光昏暗的酒吧楼上。酒吧中播放着我没听过的古典音乐，烟味很浓。
旅人说的某些话让我感到不安，虽然我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句。他打电话的时候知道我在新奥尔良，也知道我住在哪里。既然他知道我和联邦警探们在一起，就说明他对警方的办事流程很熟悉，而且正在监视调查，这和雷切尔的说法一致。
我们到达时，他应该还在犯罪现场，也许过了一会儿才离开。我理解他不愿意打电话的原因，这样会为联邦探员提供监控的机会。但是第二通电话……我回忆着当时的情境，想要弄清楚自己为什么感到不安，却一无所获。
我本该留在拿破仑之家，感受老酒吧里的生命力和快乐，却还是选择回到了弗莱森斯小屋。外面很热，我却走向落地窗，打开它们，来到了阳台上，看着上城区破旧的建筑和锻铁阳台，用力呼吸着附近餐厅烹饪食物的气味，其中还混合了烟味和尾气味。我听见爵士乐从尼科尔斯州长街上的一家酒吧传来，波旁街那些高价的店铺中充斥着叫嚷声和笑声，当地人和外地人正在一起唱歌，一切都充满了生命的气息。
我想起了雷切尔·乌尔夫，想起了她的头发落在肩膀上的样子，还有雪白的脖子上的点点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