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感激涕零。我几乎要以为，他把我带到这儿只是为了背诗给我听。不过，至少咖啡还不错。
接着他说：“自由联盟解散后，吉卜林历经了一段极为艰难的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不佳，得了胃炎，他当时还以为那是癌症。最后变成了十二指肠溃疡，他渐渐变得抑郁，而这也影响到了他的思想。
“他开始执着于一种奇特的想法，认为大英帝国正被一群猥琐的国际犹太资本家以及犹太中产阶级威胁着。这两股莫须有的力量试图离间帝国在海外的属地，让他们脱离大英帝国，以便摧毁基督教。吉卜林不是那种没有道德的人，对那种人来说，反犹太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反犹太并不是他长久以来的信念，也不曾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到他的作品。
“不过他的确写过一篇以反犹太为主题的、相当怪异的著作。那是一篇叙事诗，有点像民歌，大约有三千两百行，诗名是《拯救巴克罗堡》。字里行间写的是勇敢的英军如何拯救印度，让他们免于被犹太煽动者挑起的革命所迫害。而且很显然，拯救巴克罗堡不仅仅在这场战争中是关键性的一役，在吉卜林的心目中，它也是有如圣经中末世大决战一般重要。善与恶的力量彼此对抗，决定人类未来的命运。
“你记得《三个士兵》吗？奥瑟瑞斯、利罗伊德和马尔瓦尼？吉卜林让他们成为巴克罗堡一役中的英雄，护教成功并拯救了英王乔治。哦，书中有一些相当刺激的战争场面，有一个‘两个勇者面对面站着’的画面，令人想起《东方与西方之歌》，不过可怜的吉卜林在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似乎大大地乱了章法。设定荒诞，结构脆弱，不时有可怕且相当失败的自嘲诗句。他常常游走在自嘲诗的边缘，不过这回他失足了。
“也许他自己也发现了这一点，也许他的犹太阴谋论风靡了出版界。不过，他并没有让伦敦的出版商出版《拯救巴克罗堡》。也许他终究有一天会那么做，不过当时他决定只小规模地私人出版这首诗作，以保护他的著作权。”
“啊。”
“真叫人吃惊啊，先生。吉卜林在坦布里奇威尔斯找了一家叫作史密斯维克父子的出版商。我从没听过史密斯维克在这之前出版过任何书。不过他们却出版了这一本，只印了一百五十册。那不是什么精美的版本，因为史密斯维克的能力有限。不过他们完成了任务，而这书也因此变得珍贵起来。”
“一定的，才一百五十本……”
威尔金咧嘴笑了：“那只是印制的数目，你想会有多少本存留至今呢？”
“我不知道，《拯救巴克罗堡》？我从没听过这样的书名。”
“我并不惊讶。”
“五十本？七十五本？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保留下来。”
咖啡壶空了。威尔金皱起眉头按了墙上的服务铃。在侍者一跛一跛地拿着一壶新鲜的咖啡到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
然后他继续刚才的话题：“吉卜林一九二三年写了这首诗。他原本希望在那一年的圣诞节将诗分赠给好友，不过当史密斯维克印好准备寄送的时候，假期早已经过了。所以吉卜林决定把书保留到下一年的圣诞节。不过在这一年当中，他突然体悟到，这首诗不过是以犹太人为对象的谩骂，是毫无文学价值的狗屁文章。
“根据他的习惯，他会给他的妻子嘉莉一本自己签过名、题过字的书。他把它要了回来。在那年初春的时候，他还给了他萨里郡的邻居，隆斯代尔先生一本作为生日礼物，他也想办法把它要了回来，并答应以他的其他几本书作为交换。这两本以及其他还捆绑得好好的书，加上作者原来的手稿和付印前史密斯维克排好的铅字稿，全部都化成了烟，从贝特曼的烟囱冉冉升空而去。”
“贝特曼？”
“贝特曼是吉卜林房子的名字。有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是吉卜林写给伦敦友人的，写信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二四年的夏末秋初。信中吉卜林表示，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犹太教徒却错把儿子献祭给了回教的神。‘不过这是个丑笨的孩子，这是我生出的坏儿子，当我将他丢入火中时，我还有一丝的快感。’”威尔金满意地叹了口气，啜了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上。“而那，”他说，“就是《拯救巴克罗堡》的下场。”
“除了那本没被销毁的。”
“没错，罗登巴尔先生。莱德·哈格德的那一本还在。吉卜林，当然，在他从史密斯维克那儿收到书之后，立刻就拿了一本给他最好的朋友。是他在回收书的时候忘了这一本吗？我不认为。
“哈格德健康状况不佳。吉卜林将这本书献给哈格德，还在给哈格德的那一本上加了个人题字，那是一段将近一百字的短文，文中推崇哈格德与作者有着相近的灵魂，对犹太人引起的大屠杀所带来的危险有着相同的看法，大概是这一类的文字。我相信得州大学的收藏里会有一封哈格德写给吉卜林的信，表示自己收到了这项赠礼，并赞赏了那首诗。于是，吉卜林也许觉得不好意思把书要回来了。总之，那本书一直在哈格德那里，直到他几年后逝世为止。”
“然后那本书又如何了呢？”
“它和哈格德其他的书一起被卖掉，看起来没人立刻注意到这本书。世上根本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所以毫无疑问，它和吉卜林的其他著作一起被卖掉了，而且没卖几个钱，这我可以确定。直到吉卜林死后——大家都不知道有那本书，只知道吉卜林曾经写过一首反犹的诗。在英德爆发战争时，英国法西斯联盟想要传播这首诗，据传当时尤妮蒂·米特福德小姐已经将哈格德手上的那一本弄到手了。
“然后就全无消息，直到战争结束，哈格德的那一本出现在一位男爵手上，他私下把它给卖了。在这本书以庞桑比勋爵十二世为出售者的名义，列入清单出现在特拉比松拍卖会上之前，应该已经转过几手了。”
“你说它被列在目录里？”
他很快地点了点头：“列入清单，编进目录，然后又退出拍卖。六个星期前我搭乘弗雷迪·雷克斯的专机直飞伦敦，就是要竞标这本书。我知道竞争会相当激烈。有一位吉卜林的收藏者是相当疯狂的，你知道吗，而且据传他也志在必得。得州大学有一所财源丰沛的图书馆，他们的吉卜林收藏也相当可观。我想其他机构也会有人想买这本书。”
“你觉得你能击败他们吗？”
“我希望一试。我不知道我自己准备出多少钱，当然，我也无从得知叫价会高到什么程度。一到伦敦，我就听说有一名阿拉伯人也想要，还有传闻说有一位印度王子或亲王之类的，派出代表要出天价买下这本吉卜林的巨著。我能拼得过那些人吗？我不知道。《拯救巴克罗堡》的确有趣而且独特，但它的印刷数量不足以让公众觉得它重要，真的，而作品本身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也相当低劣。”他皱起眉头，两道眉毛微微颤动，“不过，我仍然愿意在公开拍卖中奋力一搏。”
“然而它却退出拍卖了。”
“拥有者在拍卖前突然退出。特拉比松的那位绅士对大家深感抱歉，他个人的愤怒也可以理解。毕竟，他和拥有者的协议是不允许私下交易的。但他又能怎么办？买方拿到了书，而卖方拿到了钱，事情就是这样了。”
“为什么私下交易？”
“税，罗登巴尔先生。税——遗产税、国内税等，税法把大家都要榨干了，不是吗？一大笔没有记录的钱岂不是很美妙？手拿现金在台面下交易，卖主还可以发誓说书还在他家里被奉为传家之宝，或在一次淹水中损毁，随便他怎么讲。没人会相信，但那又怎样？”
“谁买了那本书？”
“特拉比松的老好人们不知道，当然。卖方不会说的——他们的公开说法就是书根本就没卖。”他把胳膊肘撑在桌上，双手的指尖互相轻触，“我自己做了一些调查，《拯救巴克罗堡》卖给了杰西·亚克莱特，一位从事国际贸易的狡猾的艺术玩家。”
“也是个收藏家吧？我想。”
“一个买家，先生，不是收藏家。一个粗鄙、丑陋的人，故意要让自己的周围布满精致的东西，好多少遮掩他内在的丑陋。他有一个大书房，罗登巴尔先生，因为这么做可以符合他希望呈现出来的形象。他有很多书，其中有些颇负盛名，只因为书是书房应该有的东西。但他并不能算是一个收藏家，而且他根本就没在收藏吉卜林。”
“那为什么——”
“为什么他要那本书？因为我想要它，罗登巴尔先生，就是这么简单。”
“哦。”
“你记得旋转珍妮吗？”
“那是一种流行舞步？对不对？”
他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那是一种机器，”他说，“第一部可以制造棉线的机器。理查德·亚克莱特爵士在一七六九年取得专利，并开始了英国的纺织工业。”
“哦，是的，”我说，“工业革命什么的。”
“工业革命，”他同意，“杰西·亚克莱特宣称他是理查德爵士的后人。对此我表示怀疑，他姓氏的意思是方舟制造者，所以也许他下次会雇一名族谱学者，把他们家自诺亚以来的族谱都写清楚。”
“他买那本书是为了不让你拥有它？”
“我有一次买了他想要的东西。这回看来是他要对我报复。”
“他不会卖？”
“当然不会。”
“而世上也没有另外一本。”
“半个世纪以来从没出现过第二本。”
“而你现在还想要那本书？”
“想得要命。”
“你今早突然出现在巴尼嘉书店还真是幸运啊。”
他瞪着我。
“你直呼我的名字，在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的时候。你到店里来找的是我而非利泽尔先生。不是因为我卖二手书，而是因为我以前是小偷。你认为我现在仍然是个小偷。”
“我——”
“你不相信人会变。你跟警察一样坏。‘一日为贼，终身为贼’——那就是你的想法，对不对？”
“我错了。”他说着垂下了双眼。
“不，”我说，“你是对的。”
理查德·斯塔克是donalde.westlake（1933—2008）的别名，美国犯罪小说作家，曾三次获得爱伦·坡奖。
托马斯·胡德（thomashood，1799—1845），英国幽默作家、诗人。
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algernoncharles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
威廉·麦克沃斯·布列德（williammackworthpraed，1802—1839），英国幽默诗人。
奥斯汀·道布森（austindobson，1840—1921），英国诗人、随笔作家。
亨利·莱德·哈格德（henryriderhaggard，1856—1925），英国小说家。
j.k.斯蒂芬（jameskennethstephen，1859—1892），英国诗人。
尤妮蒂·米特福德（unitymitford，1914—1948），著名的米特福德姐妹之一，她是纳粹和希特勒的重要资助者。
旋转珍妮（spinningjenny），正确的译法应为“珍妮纺织机”，此处直译为突出伯尼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