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好，伯尼。”
“你也不坏。”
“真希望……”
她让这个念头不了了之。“如果愿望是马的话，”我说，“贼就会骑上去。只可惜它们不是，所以我们不骑。今天下午是天赐的礼物，多尔。”
“我知道。”
她住的七十八街的楼房是幢意大利式的棕石建筑，与其说在第二大道附近还不如说离第一大道更近些。她走向台阶时说：“到了。要不要上来坐一会儿？里面很乱，不过如果你受得了的话，我也可以。”
走到门廊处，她在皮包里摸索着找钥匙，我看了一眼那一排门铃。5r门铃边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g．库珀。多尔把钥匙插进锁孔，一边问我想不想掏出工具展示一下本领。
“我连工具都用不着，”我说，“这玩意儿拿根冰棒棍就可以打开。”我从皮夹里掏出一张塑料日历卡——是一个名叫迈克尔·古德肖的人送我的新年礼物，他活在我终将从他手里买下寿险的美梦当中。这个塑料卡比大多数信用卡更有弹性，而且就算弄坏了也无妨。
不过我没弄坏。我开门的速度至少跟多尔用钥匙开锁一样快。“太马虎了，”我说，“这门锁牢是牢，不过得装上钢条才真管用，否则连三岁小孩都能刷卡进来。随便哪个锁匠都能帮你装。不用费事找房东。自己雇个人就行。”
如果你住在五层的无电梯公寓，那么你会习惯走楼梯。不过我不住五楼也没这习惯，而且今天可是从早忙到晚。在楼梯转角处我没停下喘口气——虽然很想。
她家的门装了三道锁，其中一把是狐狸牌警察锁。看来够安全，可我们俩都没心情测试。她将三道锁全打开，让我进屋。里面有两个房间，其中一间是厨房兼餐厅，放着一张锡板桌和两把藤椅，另一间是英国人称之为坐床室的地方，我想意思是指或坐或卧都行，随你喜欢。我觉得应该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甩猫，只不过会缩手缩脚。
“坐，”她说，“我来煮咖啡。还是你想喝杯酒？”
我告诉她这主意不错。今天该偷的东西我已经偷了，喝点酒又有何妨？她从厨房捧来两杯红色的液体，一杯递给我。“干杯，”我说，“我看小精灵登门造访过。希望他们上我的公寓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你的住处乱七八糟。依我看来，好像精灵进来打扫过一样。”
“哦，”她说，“呃，其实这儿再乱也只是这样。我习惯整洁。”
“早先我就注意到了，”我说，“在西端大道那儿。”
“那是我故意想把那里弄乱的，”她说，“他拿走马丁的卡让我很生气。”
“我们出门的时候你更生气。”
“我知道。真该把他的药和毒品都冲进马桶。”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墙上乱画一气不是更痛快？或者放火把床烧掉岂不更好？”
“哟，我怎么没想到呢。”她说。
她打开电视，我们肩并肩坐在小床上看起来。（也许英国人把这称为坐床室的原因就在于此，床在那里，而且你就坐在上头。）我们看了《六十分钟》的结尾，然后转到一个公共电视频道看了一部由约翰·嘉德纳的间谍小说改编的英国迷你剧集。里面的人物全穿着虫蛀过的毛衣开衫住在坐床室里，让你知道英美文化的差别。
剧集终于结束了，然后她又换台。电视上面带着招牌微笑的女主播正说着“上西区裸尸身份认定。十一点播报”时，她正走到厨房去拿酒。
多尔捧着酒回来问道：“刚才说什么？提到什么裸尸吗？”
“上空酒吧无头尸，”我引用众人热爱的邮报头条说道，“十一点要播。现在几点，九点吗？”我看看我的表。“十点？已经十点了吗？”
“我的表是这么说的。”
“难道刚才那个节目演了两个小时？我还以为那个小时过得特别长呢。哦，见鬼。”
“怎么了？”
“我迟到了。见鬼。”
“什么事迟到？”
“我在下东区有个诗歌朗诵会，”我说，“十点开始。”
“听起来不像胡编的借口，”她说，“谁也不会这样编。别忘了你的书。”
“哦，对。谢谢。”
“不客气。对了伯尼，我今天玩得很高兴。”
“我也是，多尔。”
她伸出一只手，捏了捏我的手。我们之中的一个人本可以说点什么的。可谁都没有。
我起身离开，抵达四楼楼梯转角时听到她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查巴（zabar’s），纽约著名的美食城。
汉克·阿伦（hankaaron，1934—），美国棒球运动员，绰号“铁槌”，是全垒打与击球跑垒得分纪录的保持者。
这三个诺曼代表的风景各有特色。诺曼·梅勒的小说描写现代社会的色情与暴力；诺曼·贝兹是希区柯克电影《惊魂记》中精神分裂的男主角，影片基调诡异玄怪；画家诺曼·洛克维的画作呈现的是浪漫理想化了的美国风情。
诺曼·施瓦兹科普夫是二次大战时一位美国将领；诺曼·李尔于二十世纪七○年代带头开始写作讨论暴力及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电视剧，因而声名大噪。
美国有句俗话说，如果愿望是马，猪就会骑上去。意思是说许愿和达成愿望是两回事，要不然猪都可以骑马四处游逛而不用自己走路了。
原文为“bed-sitter”，指兼做起居室和卧室的房间。
英语中常用“roomtoswingacat”来形容空间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