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廷得到川中张咏支持，财力极为充裕，而宋廷往年岁收入折算成银绢，大约有几千万，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皇帝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道：“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
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辽圣宗生母萧太后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双方撤兵，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大宋立国之初，赵匡胤曾豪夺川中财富，并专建封椿库，放大言道：“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然倾一生，也未能在与辽国争战中占到任何便宜。到了其侄宋真宗手中，更是发展到了以银帛进贡敌人以屈辱求和的地步。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赵恒询问谈判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勉强安慰自己道：“三百万就三百万吧。”
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乡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
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城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辽在新城、朔州，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时人评论道：“辽与朝廷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对于宋廷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燕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宋辽结盟的消息传到成都后，张咏感叹道：“使寇公治蜀，未必如张咏；至如澶渊一掷，张咏不敢为也。”对寇准迫使宋真宗御驾亲征的胆识魄力钦佩不已。然对寇准而言，却是个人悲剧的开始。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宋真宗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但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方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道：“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强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改任寇准同科进士王旦做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寇准罢相的邸报送到成都时，张咏正在吃饭，边吃边读，读完便伏案恸哭许久，哭止又弹指许久，弹完又继续大骂王钦若。他与寇准是至交好友，又有重名在朝，料想寇准一倒，必然会牵连自己，必须得设法自保。
当晚，张咏邀请当地多名大富户到官署赌博。他从袖子中抛出骰子，神技惊人，赢了在座所有人，用所得巨款大买田宅。之后多有此类自污行为，王钦若一党听闻后，由此放过了张咏。然张咏在陈州任上病重后，仍于病中上疏，称王钦若与另一权臣丁谓是贼臣，不诛死二贼，无以谢罪于天下百姓。
与大宋周旋多年的党项人李继迁终于死去。他不听心腹谋士张浦劝阻，在与吐蕃六谷部酋长潘罗支争夺河西之地时，遭受伏兵袭击，大败而归。李继迁本人的左眼球被箭射破，败退回灵州后不久，便与他的老对手宋太宗赵光义一样，因箭伤发作死去，时年四十一岁。
临终时，李继迁一再嘱咐儿子李德明主动上表归顺大宋，并且叮嘱道：“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这自然是卧薪尝胆、韬光养晦之计，因为此时党项的实力实在无法与宋朝进行长期对抗，之前连年的战争，已经使人畜大量减少，又缺乏必要的生活物资，党项军民已完全陷入了困境。
李德明遵从了父亲的遗言，数次派使者到宋朝朝贡，表示愿意归顺，但却开出了种种条件。宋真宗一味求和，一律批准，于是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享内地节度使俸禄，并赐袭衣、金带、金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茶二万斤。而李德明非但拒绝了送子弟到宋朝为人质的要求，也没有任何承诺，仅仅写了一张誓表，表示臣服宋朝。
李继迁死的这一年，他的孙子李元昊还不满周岁，这一年也刚好是宋廷与辽国签订澶州之盟的年头。这个一开始以党项的民族英雄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令宋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死后，对宋朝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伴随着李德明、李元昊的崛起，党项逐渐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这是后话。
虽则最早发行交子的王昌懿受挫后离开了成都，但交子的故事还在继续。张咏第二次知蜀时，已萌生将十六家发行的私交子收归国有的想法，然由于寇准意外被贬出朝，他本人亦失去朝廷支持，不久即调离成都，官交子一事遂不了了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薛田任益州路转运使，到任了解民间私交子的发行状况后，即上书朝廷，请求将交子发行权收归国有，但这一建议很长时间都未申报到朝廷。
这一年，刚好是张咏去世之年。蜀民闻之，皆罢市号坳。又将张咏遗像置于天庆观仙游阁，建大斋会，事之如生。
天禧四年（1020年），寇瑊任成都知府。因私交子所产生的民间诉讼激增，寇瑊不堪忍受，上书请求朝廷取缔并禁止私交子发行。因不久后宋真宗去世，奏疏耽搁了下来。宋仁宗即位后，太后刘娥听政，命薛田代寇瑊知益州，并与益州转运使张若谷共度交子利害。薛田报道：“废交子不复用，则贸易非便。但请官为置务，禁民私造。”认为如果废除交子，对蜀地的商业贸易极为不利，但私交子问题很多，建议由朝廷设置交子务，禁止民众私印交子。
宋廷接报后，经过讨论，最终予以批准。薛田于是派兵查封了十六家交子铺，销毁了印版及印章，私交子正式宣告倒闭。
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十一月，宋廷正式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由京朝官一二人担任监官主持交子发行。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严格其印制过程，这便是中国最早由政府正式发行的纸币——“官交子”。
官交子发行初期，形制流程完全仿照成都十六家所发行的私交子，面额依然是临时填写，加盖本州州印，后来才改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首届官交子以本钱三十六万贯为准备金，发行一百二十六万贯。规定分界发行，每界三年，实足二年，界满兑换新交子。交子由此堂而皇之地成为川陕四路的法定货币，与铁钱相权而行。
交子的出现和流通开辟了货币史的新纪元，对后世的货币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到南宋时，纸币会子已成为币制的中心，与金属货币同时在全国流通。北方金国也仿照南宋会子，设机构经营制造纸币。
历史仿佛一棵大树，树冠上开满了光鲜亮丽的花朵，好比那些显赫于时代的帝王将相。然真正滋养大树的，却是泥土下的树根，恰如那些不被瞩目的平凡民众。
发明交子的并不是“宋初三大名臣”之一的张咏，也不是宋廷中任何一位能臣干吏，而是普普通通的民众。历史即使未能记全他们的名字，但从来没有忘记过——交子的光芒诞生于巴蜀，这块生生不息的土地。王昌懿等人所创造的交子，带来的不仅是交易上的便利，其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全文完）
————————————————————
澶州：今河南濮阳。澶州西有湖名澶渊，因而澶州也称澶渊郡。
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多有因此而致死者。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是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萧挞凛：萧太后族兄弟，辽国名将，曾擒获宋名将杨业，杨业绝食自杀而死。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高纪录之一。
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河北徐水。广信军：今河北徐水东。朔州：今山西朔县。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朝与西夏正处于交战时期，辽国辽兴宗想乘机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到宋朝，明目张胆地索取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夺回的领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锐骑兵云集在幽、蓟（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一带，声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兴师南下。当时赵宋“守内虚外”的积习已深，加上宋军与西夏交战屡战屡败，宋仁宗早已经厌倦，一心想找机会和解，如今契丹乘机索要关南之地，宋仁宗更是应接不暇。朝议时，宰相吕夷简认为辽国名为要地，不过是想多要岁币而已，提议主动增加岁币，来换取契丹关南之地的条件。于是生性软弱的宋仁宗不顾耻辱，屈服于契丹讹诈，派使者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每岁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辽双方“通好如故”。辽国此后不再提归还关南十县之地的要求，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宋朝有些大臣计较“纳”字是否妥当，但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一个“纳”字，彻底意味着宋朝丧失了与辽国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还不仅仅是多纳了二十万缯金那么简单，“当时不深计之，其后费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认为当时契丹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吕夷简“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纸币在流通中的购买力受流通量的限制，如果流通的纸币数量大于商品交换中的实际需要量，纸币就会贬值，因而所以发行量是纸币的关键。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以划分为两种：一种是随时可兑换的纸币，如之前的私交子；另一种是不兑换的纸币，如宋徽宗时的钱引。这种纸币是国家强制流通的，有国家信用支持。前一种纸币因为有金属货币的准备量，发生贬值的可能性较小。但后一种由于没有准备金，国家靠信用发行，不受金属货币准备量的限制，在流通中仅仅是个介质，因而容易贬值。宋代纸币发行，经历了可兑换纸币和不兑换纸币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