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呢？”路易问。他总是乐意接受其他可能性的存在。
科里茨托菲雅克往屏幕上又换上了另一张照片，一张又肥又红的毛茸茸的脸，眉毛粗厚，眼珠漆黑。
“弗莱斯提尔女士对这张照片稍有迟疑。我们很可以理解，对我们来说，他们看起来都挺相似的，有时候会看花了眼。她看了不少照片，又回到这张；她还想多看几张，但她总是回到同一张。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高度可能的照片。他叫度桑·哈维克，是个塞尔维亚人。”
卡米尔抬起头。事情越来越清晰。路易已经开始在他的键盘上打下诉状：
“度桑·哈维克1997年定居法国。（他拼命翻阅着文件）一个经验老到的家伙，（路易一定是有一目十行的本事，而且他读完信息还得整合）曾被逮捕两次，指控不够有力，又被释放了。他为阿福奈尔工作不是没有可能。小流氓总是成群扎堆，而真正的专业高手总是稀少的，圈子其实很小。
“他呢，他在哪里？”
路易做了个回避的手势。这……自从一月起，再也没有任何动向，完全销声匿迹了。身上还背着个杀人案和四起入室偷盗案，他倒是很会找时机避风头。这帮人的再次出现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尤其还在同一个组织中。他们旧账还在，居然又卷土重来……简直不可思议。
回到安妮。
“她的证词可靠程度是多少？”路易问。
“和通常情况一样，层层递减。第一个是最可靠的，第二个比较可靠，还有第三个，估计已经不太靠谱了。”
卡米尔已经完全神游出去了。路易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因为他希望他的老大能重新恢复冷静，但在技术人员离开时，路易知道他的努力都白费了。
“我一定要找到这些家伙。”卡米尔双手冷静地放在桌子上，“我必须立刻找到这些家伙。”
专业的姿势。路易表示同意，心里思忖着：这股盲目而巨大的能量背后，是什么动力在支撑着他？
卡米尔看着那两张肖像。
“这个，”他指着阿福奈尔的肖像说，“我要先找到他。真正的威胁是他。我负责找他。”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中带着一种坚决，以至于曾经见识过他这种坚决的路易像是预感到了一场悲剧。
“您听我说……”他开口了。
“你，”卡米尔打断他，“你负责那些塞尔维亚人。我会去和法官和米夏尔见面，我会得到他们的允许的。与此同时，你去联系所有联系得上的人员。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儒尔丹，让他给我们派人。也见一下阿诺尔，问一下所有人，我很快会需要增派人员。”
在这一连串不明确的决定面前，路易拢了一下他的刘海，还是用左手。卡米尔看在眼里。
“照我说的做，”他声音温和，“我负责，你不用担心……”
“我不担心。只不过，我不是特别理解。”
“你已经完全理解了，路易。你还要理解什么？你希望我跟你说些什么来让你理解？”
卡米尔嗓音低沉，几乎要把耳朵凑过去才能听得清。他把他滚烫的手放在他助手的手上。“我不能有任何闪失……你明白吗？（他很受触动，但还是保持着克制）所以，这将是一次大规模追捕行动。”
路易点头表示明白：“好的，我不确定我都理解了，但我会按照您的要求去做。”
“线人，”卡米尔说，“是那些告密者、妓女，最重要的，我们要从那些非法人群着手。”
那是一些非法移民，警方知道他们的存在，也给他们编了号，但对他们的身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信息，或者是回程机票，不论哪个都是相当昂贵的。如果那个塞尔维亚人和他的团伙始终保持联系（难道会不保持吗？），那么盯上他就是一眨眼的工夫。
他二十四小时前刚刚犯了一起入室盗窃罪……如果在犯了四起入室盗窃案和一起谋杀案之后他还没有离开法国，一定是因为他有绝对的理由需要待在这里。
路易拢了拢刘海，这次用的是右手。
“你准备好随时紧急行动，”卡米尔总结说，“一旦我得到他们的许可，我就给你打电话。我半路跟你们会合，但你可以随时联系我。”
14:00
卡米尔在屏幕前。
文件：“文森特·阿福奈尔”。
六十岁。因为各项叠加的罪名，他生命中差不多十四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年轻时，他就没少尝试（入室偷盗、敲诈勒索、拉皮条），但他真正发现自己的“天赋使命”，是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1972年，他在皮托镇上持枪抢劫了一辆皮卡车。这让人有点惊讶，警察们咽了咽口水，一人受伤，判了八年监禁。他在里面蹲了五年多，然后从经历中吸取了教训：这个工作真是合他的心意。他只是过失犯罪，我们没有再把他抓回去。事实上也不是，我们还是抓了他几次，但他只受到了非常轻的判刑，这里蹲两年，那里蹲三年。总的来说，还算是一个很好的职业生涯。
而且在1985年之后，他再也没有被逮捕过。在他成熟之后，这个阿福奈尔练就了一身炉火纯青的技艺：他被怀疑参与了十一项入室盗窃，但因为缺乏证据，加上他总能搞到确凿的不在场证明和铁铮铮的证词，他从未被真正逮捕，甚至连拘留审讯都没有。简直是个艺术家。
阿福奈尔是一个大佬，一个真正的大佬。他总是消息灵通，总是准备精心充分，一旦行动，就激进奋勇。受害者们往往血流成河、严重受伤，甚至留下残疾，但他们不置人于死地。经历过阿福奈尔的人总是一瘸一拐的，更别提身上脸上的伤痕，没个好几年根本别想好。
他的方法很简单：只要随机挑选第一个到场的人，唬住他或者她，其他人紧接着立刻就会明白局势了。
而昨天，第一个到场的人，是安妮·弗莱斯提尔。
莫尼尔长廊事件，和他脱不了干系。卡米尔一边翻阅着之前案件的审讯记录，一边在他的速写本边缘速写着阿福奈尔的脸。几年来，阿福奈尔靠着他培养的十几个兄弟过活，他有什么需求，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卡米尔飞快地计算了一下，他的行动结束后，总是平均有三个人身陷囹圄，在判决前，或者某种特殊情况下。阿福奈尔却总是能非常侥幸地不受牵连。但在抢劫团伙中和在所有公司里也是一样的，最难找到的是那种稳定又有品质保障的员工。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技术而言，废物甚至更多。几年里，阿福奈尔团伙前前后后损失了至少有六个人，两个因为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两个在行动中被当场击毙了（是一对双胞胎，他们俩从生到死都是如影随形），第五个是因为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现在还在轮椅上坐着，最后一个在一场科西嘉岛上的赛斯纳飞机失事中失踪。对于阿福奈尔来说，这是一系列的惨痛回忆。不管怎么说，几个月来他的确没有犯什么事儿。大家都同意一个合理的解释：阿福奈尔应该已经有了足够的积蓄，终于可以退休了。珠宝店店员和客人们终于可以给他们的主保圣人点点蜡烛了。
因此，去年一月的四起抢劫案可以称为一个惊喜了。尤其就规模来说，它们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是十分罕见的，连环作案在抢劫案中也是少有的。正常人很难想象一起抢劫案中所需要的体力，花费的精力，更别说是以阿福奈尔那种粗暴专横的方式。而且还需要精心的组织：当你计划一天之内抢四家店铺时，你必须保证四家店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都是开门营业的，距离也是要在可操作范围内的……总之，需要一系列有利条件的结合。所以它的惨淡收场也在意料之中。
卡米尔让人不断播放着受害者照片。
首先是那天的第二起抢劫案目标。莱纳街上的珠宝店，一张二十五岁左右的年轻店员的脸，在这些专职大盗到来之后，被打得变了形……和他比起来，安妮已经算是好的了。他昏迷了四天。
第三起抢劫案中是一位客人。算是吧。与其说他是卢浮古董店的客人，更不如说他是一个被打破了喉咙的受害人。文件明确显示“伤势非常严重”。从他的头部来看，简直已经不成人形（他也和安妮一样，脸部受到多处暴击）。没有人会对结论有任何异议：伤势非常严重。
最后一个受害人，是那个在赛弗尔街上，在自己的店铺中躺在自己血泊里的珠宝商。更确切地来说，是两颗子弹正中胸膛。
这一点在阿福奈尔的职业生涯中也是罕有的。直到那天，他的作案行动从来不包括杀人。除了这一次。没有了老团队，他不得不从市场上找些人员来凑。他选择了塞尔维亚人。这不是什么太好的主意，虽然他们是很有勇气，但是性情易怒。
卡米尔看着他的簿子。中间是文森特·阿福奈尔的脸，那是他照片的复印件；在它周围，全是卡米尔的涂鸦——他的受害者们。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安妮，那是凭着他第一次进入她病房时的印象而画的。
卡米尔把这一页撕了下来，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然后他写了两个字，概括了他对形势的分析：
“紧急。”
阿福奈尔去年一月没有退休——而且还临时组了一个队伍——至今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理由。
除了需要钱，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紧急，也因为阿福奈尔不仅仅是要重出江湖，他还要利益最大化，甘愿冒着极大的风险也要作四起连环抢劫案。
紧急，更是因为在一月的重大收获之后，他突然就有了二三十万欧元的入账，而六个月后，他又回来了。阿福奈尔的复兴。如果这一次他没有虏获他期望中的数目，他还会卷土重来，牵扯到更多无辜。谨慎起见，还是应该把他早点缉拿归案。
任何人都会察觉到这种威胁。卡米尔不知道它在哪里，但它就在那里。什么东西卡在了那里。某个地方，某个事件。
卡米尔足够聪明，他知道，要逮捕像阿福奈尔这样的人太困难了。所以目前来说，最快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找到哈维克，他的同党。
希望抓到哈维克之后，可以起个头，顺藤摸瓜追捕到阿福奈尔。
为了能让安妮活下去，必须抓到哈维克。
14:15
“你觉得这……合适吗？”法官佩莱拉在电话里说道，声音充满了担忧，“您要搞的简直是一次大围捕啊！”
“不，法官先生，不是大围捕！”
卡米尔有点想笑。但他憋住了，因为法官太敏锐了，他不会掉入他的陷阱的。但他也的确太忙了，所以像卡米尔这样经验老到的警察向他提议时他一般会选择信任。
“相反，”卡米尔恳求说，“法官先生，这会是一场很有针对性的行动。我们知道哈维克的三四个亲信，他可能会在一月的谋杀之后找他们寻求帮助，我们只需要找到他们。”
“米夏尔分局长怎么说？”法官问。
“她同意了。”
卡米尔又撒了个谎。
他还没有和她说过这件事，但他确保她会同意。这是所有管理方法中最老的套路：跟一个说另一个同意，反之亦然。就像所有那些老掉牙的技术一样，它也很有用。好好用的话，可以充分展现什么叫兵不厌诈。
“那么好吧。好好干，警官。”
14:40
大个子警察沉迷于他手机里那个考验耐心的游戏，直到他要看守的人已经完全从他身边走了过去，他才反应过来。他匆忙起身，边叫唤着边追上去：“女士！”他忘了她的名字，“女士！”她不转身，只是在经过护士办公室门前时稍稍停留了一下。
“我走了。”
声音很轻，像是在说“再见”“明天见”一般。大个子警察加大脚步，提高嗓门。
“女士！”
值班的是那位打着唇环的女护士。就是那个相信自己看到了猎枪的护士，虽然最后她妥协了，说也不确定。她一言不发地追了上去，超过了大个子警察，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学校也教会了她坚定果断，不管怎么样，待在一家医院里六个月，你会变得无所不能。
她追上了安妮，抓住她的手臂，手势轻柔。安妮也早料到了一些困难，停了下来，转身。对于那个年轻姑娘来说，病人的决心把问题变得棘手，她杵在那儿像是扎了根一样。对于安妮来说，是女护士的说服力使她的决定变得艰难。她看看姑娘的唇环和她几乎剃光的脑袋，她的五官里透着一种和善、脆弱。她长着一张很普通的脸，但眼神里有种驯养动物般的温顺，是那种能把人融化的柔顺，而她也很会利用这一点。
没有正面冲突，没有谴责，没有道德绑架，直接就从另一个角度开始。
“如果您要离开，我首先得为您把针线拆了。”
安妮摸摸她的脸颊。
“不，”护士说，“不是这些，这些现在还不能拆。不，是这两个。”
她把手伸向安妮的脑袋，手指非常轻柔地放在一片区域上，很专业地看向安妮，微笑，默认她的提议算是被接受了，于是就扶着安妮往房里回去了。大个子警察退了几步，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通知他的上司。他只是跟在这两个女人背后走着。
他们半路停了下来，停在护士办公室对面，是一间小房间，用来做门诊医疗的。
“您请坐……（护士找着器材，又温柔地说了一遍）请坐……”
警察待在门外，在走廊上，腼腆地不敢往里看，像是她们俩是在女厕所一样。
“嘶……”
安妮立刻就跳了起来，然而年轻护士连指尖都还没碰上她的伤口处。
“我弄疼您了吗？”护士一脸担心，“这没有理由啊，我只是按了这里和这里来拆针线。最好还是等医生来看看吧，他可能会让您再做一个射线检查。您没有发烧吧？”她摸摸安妮的额头，“没有其他不舒服吧？”安妮意识到护士的缓兵之计，她把她带来这里，让她坐下，孤立无援，然后重新送回到她的房间。她又开始反抗。
“不，不要看医生，不要做检查，我要离开这里。”她边说着边站了起来。
大个子警察把手放在他的工作手机上，不管怎么样，他都要打电话给他上级请求指示。杀手随时可能会全副武装地出现在走廊另一头，他也要做好准备。
“这样太危险了，”女护士忧心忡忡，“如果有什么感染的话……”
安妮不明白她应该如何解读她这句话，是真有这样的危险，还是仅仅为了把她囚禁起来。
“哦，对了（护士切换了话题），您的治疗还没有完成吧？您要求什么人给您拿来您的资料信息了吗？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医生来给您做个快速的射线检查，这样您也可以尽快出院。”
她的语气非常简单随和，这使得她的提议听起来像是个又好又合理的解决方案。
安妮筋疲力尽，她说“好”，便朝着房间走去。她的脚步沉重，感觉几乎要昏倒。她体力不支，总是很容易疲劳，但她想着别的事情，刚刚从她的脑子里冒出来的事，它既不是和射线检查有关，也不是和治疗有关。她停下来，转过身：“是您看到了持猎枪的男人吗？”
“我看到一个男人，”那个女孩针锋相对，“不过没看到猎枪。”
她早就等着这个问题了，答案只是一个套路。从谈判开始，她就感觉到这个病人的叫喊是发自内心的恐惧。她不是想离开，她是想逃跑。
“如果我看到一杆猎枪，我早就说了。而且可能您也早就不在这里了。我们可不是什么乡村医院。”
年轻，却非常专业。安妮一个字都不信。
“不，”她盯着她的眼睛，说，“您只是不确定罢了，仅此而已。”
她还是回到了房间，感到头晕目眩。她高估了自己的力气，她已经精疲力竭，需要躺一躺，需要睡眠。
护士关上门，若有所思。是啊，那个访客，那个东西，雨衣底下藏匿着的，又长又僵直的……到底是什么呢？
14:45
分局长米夏尔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会议上。卡米尔询问了她的时间表，约见一个紧接着一个，会议也是接二连三。形势非常理想。卡米尔不到一小时在她手机上留了七条言。“重要”“紧急”“优先”“迫切”。他在这些消息里几乎用完了他所知道的“紧急”的同义词，把压力最大化，等待着一个有攻击性的回复。然而分局长语气特别耐心，极有分寸。她比卡米尔想象得敏感细腻多了。在电话里，她轻声细语，可能刚刚走出会议室，还在走廊上。
“法官同意您武装登陆了吗？”
“是的，”卡米尔说，“但也不是什么‘登陆’，我想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会……”
“警官，您有多少目标，确切一点来说？”
“三个。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一环套一环的，一定要趁热打铁。”
当卡米尔用上一个谚语，不管是哪个，说明他就是想结束这个话题了。
“啊，这个，‘趁热打铁’……”分局长在心里权衡着利弊。
“我需要一些人手。”
总是回到同样的问题上——资源。米夏尔长舒了一口气。但往往是你手头最紧的时候，别人最急着向你索要。
“不需要很久，”卡米尔恳求，“三四个小时。”
“针对三个目标？”
“不，针对……”
“我知道，趁热打铁……但老实说，警官，您就不担心适得其反吗？”
米夏尔非常了解这规律。趁热打铁往往打草惊蛇，目标人物溜之大吉，你越是追捕，概率越是微渺。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需要人手。”
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事实上，关于范霍文要搞的那一场大围捕，分局长完全是不当回事的。她所有的举措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出相当的抵抗，以便于到时候能说“我早就和你说了”。
“既然法官同意了……”她终于松口，“那就和您的同事商量商量吧，如果您可以办到的话。”
抢劫的职业看起来和电影演员有点像，你花大量的时间等待，然后只需几分钟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
所以我等着，计算着，预计着，在已有的经验中搜索着可以借鉴的信息。
如果她的健康允许，警察们应该已经让她指认了凶手。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会给她看照片，如果她是个好公民，也有着良好的记忆力，他们应该很快会发动搜捕。目前对他们来说最简单的应该就是追捕哈维克。如果我是他们我就这么干，因为这个行动是最安全也最简单的。我会在走廊上放上捕鼠器，然后在大门口埋伏，准备狠狠一击。我会制造点骚动，搞点威胁，这简直和当警察一样老掉牙。
最好的瞭望台当数卢卡家了。唐吉尔街，塞尔维亚社区的高层聚集地。他们就像是黑社会的大佬们，花大把的时间在那里玩牌、飙车、疯狂抽烟，就像得了荨麻疹而休养的养蜂人。他们喜欢让自己消息灵通，一旦有什么重要事件，就立刻会有电话通知他们。
15:15
范霍文决定行动。所有人都蓄势待发，人数好像还有点过剩了。
根据分局长的指令，卡米尔扩大了调动范围，几乎把所有当下能征集的人员全都征集过来了。他在路易焦虑的眼皮底下打了几通电话，他向朋友们进行了求助，他们给他派来了人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一开始只是小工程，但最后队伍发展得越来越壮大。没有人知道卡米尔是以什么身份在那里的，但大家也不问。卡米尔用一种权威的口吻给出指令，不得不说的是，这感觉很滑稽。大家把旋闪灯挂上车顶，火速穿过马路，他们要招摇过市，震撼大街小巷，吓唬吓唬那些毒贩子、扒手、旅店老板和拉皮条的。妈的，他们之所以做警察，也是因为想圆自己的牛仔梦。卡米尔说，行动最多就几个小时，整点儿大动静，然后就回家。
总有些同事持着怀疑态度，卡米尔也很紧张。他给出了千万个理由，但却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他所准备的不完全是大家之前理解的。他们以为只是同时对三个目标人物下手，没别的了，没想到卡米尔组织了这么大一场追捕行动。他总是要更多的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找了多少人。大家都忧心忡忡。
“如果我们找到那些人，”卡米尔解释说，“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上级也会以我们为荣，我们会把奖牌分发给每个队伍的头儿。然后嘛，呃，这也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如果我们工作得当，在上头问你们在哪个酒馆喝小酒之前，你们已经回到了办公室。”
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他的同伴们都已经向他屈服，并且给他增派了人手。警察们上了车，卡米尔打头阵，路易守着电话。
说到小心谨慎，卡米尔不是一个好的典范。而这恰恰就是他的目的。
一小时之后，在巴黎，就连一个出生在萨格勒布和莫斯塔尔之间的小混混都会知道这场疯狂追捕哈维克的行动。他躲在某个地方。警方已经搜寻了所有走廊、所有隧道，问了所有妓女，总之警方搜寻了所有非法移民喜欢的藏身之所。
这是休克疗法。
警笛呼啸着，旋闪灯的灯光扫过建筑物外墙，在两头封锁住了在巴黎十八区的某条街道。三个男人企图逃跑，又被抓了回来。卡米尔站在一辆车子边，一边看着这一幕，一边和另一个团队在电话上接洽，他们正在包围一家二十区的破酒店。
卡米尔要是仔细想想，可能还会感到一丝惆怅。
以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它为范霍文缉查队的“大部队”时代——阿尔芒总是把自己锁在资料室里，从相关案件里找出几百个名字，把它们一一列在大大的方格纸上，而两天之后，你会看见只剩两个有可能的名字。那段时间，一旦路易转过身去，马勒瓦勒就到处插科打诨，挑逗姑娘，但当你正要呵斥他的时候，他又会展现出他极高的办事效率，并且给你递上一份最终证词，让你可以少忙活三天。
卡米尔试着不去回想，他要集中精力在当下的任务上。
他在警员们的帮助下手脚并用地在那里爬着宾馆破破烂烂的楼梯。警员们已经从走道进入宾馆，撵走那些羞愧难当的有妇之夫，叫起那些躺在下面的妓女，他们要找度桑·哈维克，他、他的家人，都可以，哪怕是一个表兄弟也都是好的。然而都没有，他们根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警察们在那里一一问询着，客人们匆忙间套上自己的裤子，想偷偷摸摸地溜出宾馆，生怕自己被牵连进去。那些姑娘裸着身子，她们的胸脯都很小，简直像是没有发育好，髋骨也明显地凸起。她们完全没听过哈维克这个名字。度桑？其中一个姑娘又问了一遍，好像是连这个名字都听不懂似的。尽管如此，看得出来，她们还是很害怕。卡米尔说：“把她们带走吧。”他想吓唬吓唬她们，不需要太多时间，两小时，三小时吧，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更远一点，城北一栋郊区小房子前，四名警察正在电话里跟路易确认一个地址，接着他们就门也不敲地进去了，手里拿着武器，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们找到了两百克大麻。没有人认识度桑·哈维克。他们把全家人都带走了，只留下了几个老人，尽管如此，带走的人也算多的了。
警车呼啸而过，开车的是个好手，一直用着四挡飞驰，卡米尔坐在车里，一直在和路易保持通话。由于不断地在给各个分队下指令和施压，卡米尔把他的焦躁传递给了每个人。
他们把三个科索沃年轻人带到了十四区的警察局，他们表示不知道度桑·哈维克。那就走着瞧。等待的时候，看来要稍稍动一动他们，直到他们把消息放出去：警察在找哈维克。
卡米尔被通知说两个从波扎雷瓦茨来的扒手已经被抓进了十五区的警察局。他问路易，路易在查看塞尔维亚的地图。波扎雷瓦茨是塞尔维亚东北部的一个城市，哈维克来自艾莱米尔，在最北部，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具体有没有关系。卡米尔做了个手势，开始行动。先吓唬一下他们，震慑住他们。
电话里，路易回答大家，异常平静。他的大脑里呈现出巴黎地图，区域划分清晰，可以提供信息的可疑人群也等级分明。
有人问了卡米尔一个问题，提了个大概的想法，他思考了四分之一秒，回答说是的，于是他们又拘留了地铁上的手风琴手。他们被直接叫上列车，然后又被踢下车。警察们在他们的口袋里塞了小布袋子，里面夹着一点零钱。度桑·哈维克？手风琴手们眼神呆滞。一个小警员随手抓了一个手风琴手的袖子，那家伙摇摇头。卡米尔眯着眼睛：“给我把他送回去。”说完，他往地铁站外走去，因为在下面手机没有信号，他想知道进展如何。他神情焦虑地看看手表，什么都没说。他在想还有多久分局长米夏尔会找上他来。
警察们毫无预警地到达了卢卡家，已经一小时过去了。他们只把三个男人中的一个带上了车，也不知道是按什么标准来筛选的，可能警察自己也不是很清楚。总之，目的在于制造恐怖。但这只是个开始。我的计算还算精准，不到一小时，整个塞尔维亚人社区就会像个袜子一样被翻个底朝天，老鼠们会开始四处乱窜，寻找出路。
我，只要一只，度桑·哈维克。
现在行动已经开始，没时间浪费了。是时候穿过巴黎了，我准备好了。
十三区的一条小路，在查尔匹耶街和费迪南-康赛耶街之间，是一条小巷子。有一栋楼，一楼的窗户都被封上了，原来是门的部分被烧焦了，看上去已经年代久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被雨水侵蚀的胶合板，没有锁，没有门把手，整日整夜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直到有人把它固定住。有人进入时，它又开始没完没了地发出声响。这里的人络绎不绝，瘾君子，毒贩，临时工，还有一些拖家带口的无业游民。我守在这里，度过一个又一个白天（还有不少夜晚）却一无所获，我对这条街已经熟悉得跟自己的口袋一样。我对它恨之入骨，我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它彻头彻尾地炸了。
就是我把哈维克带回到这儿的，这个大个子度桑，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在我准备那场历史性大抢劫的时候。来到这栋房子面前时，他对我笑，咧开他那肥厚的红嘴唇。
“等我有个马子的时候，我就带她来这里。”
马子……天哪。法国人都不敢这么说话，他真是个塞尔维亚人。
“一个马子……”我说，“什么马子？”
这么问着，我扫视了一下这个地方，立刻就想象出他会带怎样的姑娘来这种地方，她会从哪里来，她会在这里做什么。应该是和哈维克一模一样。
“不是‘一个’马子。”哈维克说。
他看起来很乐意被看成一个花花公子，还对能说出很多细节而自得。所以需要理解的也很简单：这个来自巴尔干群岛的白痴在这栋废弃的、被私自占用的楼房里占了一个窝，就是为了招一些他能负担得起的廉价妓女来搞。
他的性生活最近看起来并没有增长多少，因为哈维克已经很久都没回过这里了——我很好地躲了起来暗中观察——他可能也不想回来。没有人会为了简单的肉体享受回到这种地方的，先不说他的马子什么的，只有当他走投无路才会回来。就是因为这样，如果我有点运气，如果警察们工作布置得当，他不该有别的出路。
如果他们部署得全面，哈维克可能会犹豫回不回来，但他很快会意识到，除了这个肮脏的藏身处，他去哪里都会被人盯上。
我拧开消音器，在隔层里把我的华瑟枪p99上了膛。现在我可以去喝几杯咖啡，但半小时内，我就要确保自己进入战斗状态。我必须回到这里，因为这个哈维克如果来了，我希望我是第一个迎接他的人。
这是我最后欠他的。
在警察局的一间房间里坐着一个大块头，他的证件显示他来自布亚诺瓦茨，路易确认了一下，是在塞尔维亚的最南部。度桑·哈维克，是他兄弟，他亲戚？我们并不那么挑。任何可以帮我们找到他的人，我们都欢迎。这个大块头甚至都不知道我们问了他什么，我们也不介意。一个警察往他嘴里塞了一块面包。度桑·哈维克？这次他明白一点了，他做手势表示他不认识这个人，于是又被塞了一块面包，卡米尔说算了算了，他什么都不知道。十五分钟后来了三个人，其中两个是他的姐妹。这简直让人难过：她们都还没到十七岁，没有任何证件身份，还在当妓女，如果付双倍的钱，甚至可以接受不用安全套。她们身材瘦小，皮包骨头。度桑·哈维克？她们也说不认识。没关系，卡米尔决定跟她们解释，他会关押她们法律允许的最长时间。她们抿着嘴唇，知道她们的皮条客会给她们被拘留相应时间的停工，她们不会跟钱过不去，钱是一定要有的。她们开始颤抖。度桑·哈维克？她们依然表示不认识，于是她们跟着警察走到警车前……在她们背后，卡米尔暗暗给他的同事做了个手势：放了她们。
警察局的走廊里都是喊叫、抱怨，那些会说一点法语的人威胁说要打电话给领事馆，好吧，随你们说，没人在意。还可以打电话给教皇呢，如果他是塞尔维亚人的话。
路易一直在打电话，分配命令，通知范霍文，调动队伍。他调动了一些人去城北和东北部。路易收集着情报，打听信息，做着调度。卡米尔又回到车里。目前还没有哈维克的踪迹。
那些女孩，她们都那么瘦吗？不，不完全是。住在一栋十一区拆除中的建筑里的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体形丰硕的。孩子们在哭，总共至少八个；孩子们的父亲穿着件汗衫，瘦得跟豆芽一样，不算高大，但还是足以俯瞰卡米尔。他留着一撮胡子。他们都留着胡子。他去翻五斗橱找证件，全家人都来自普罗库普列。电话里，路易说这个城市在塞尔维亚中部。度桑·哈维克？男人没说话，还在继续找着。不，千真万确。他们把他塞上了车，孩子们还扒着他的脚后跟。他们的生活就是这么戏剧化，一小时后，他们就会去到街上，在圣马丁教堂和布拉维耶尔街之间乞讨，举着一张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毡笔写着法语，还带着拼写错误。
那些玩牌的人倒是消息非常灵通。他们的女人们在那里辛勤劳作，年轻一点的在外面拉客，还有一些在看孩子，而他们，在那里打牌聊天。卡米尔和三个警察一起找到他们，他们把牌往桌上一扔，一副懒洋洋的模样，这已经是一个月里他们第四次被打扰了。但这一次，有个小矮子，紧紧裹在他的大衣里，脑袋上戴着一顶大帽子，他一个一个盯着他们的眼睛看过去，像是要钻透他们的视网膜一般，神情粗野又坚定，看得出来，他是铁了心地要找到他。“哈维克？是的，我们认识，但也不熟，”他们面面相觑，“你呢，你见到过他吗？”“没有，”配上遗憾的表情，“我们也想帮忙的。”“是啊。”卡米尔说。他把最年轻的那个拉到一边，一个大高个，感觉卡米尔选他只是因为他个子高，的确如此，因为他只要一伸手就能捏到他的裆部。大个子屈着膝盖拼命乱叫，卡米尔在边上四处张望。哈维克？“他要是不说，那就是真的不知道，要么他的命根子早就完蛋了。”一个同伙冒险说道。大家哄笑，但卡米尔没有。他从楼里走出来，所有人都被警察带走了。
一小时以后，警察们低着脑袋下楼梯，去往地窖的通道的天花板太低了。下面大得像个货仓，但高度只有一米六。二十四台缝纫机，二十四个非法移民。里面大概有三十摄氏度，他们都赤裸着上半身在那里工作，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岁。那些纸箱子里堆放着几百件打上鳄鱼标志的马球衫。老板想解释一下，被打断了。度桑·哈维克？这个当地手工艺作坊是被允许的，警方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老板经常提供很多信息。这一次，他眯起眼睛，像是在那里寻找着什么。等了半天，一个警察说他最好还是打电话给范霍文警官。
卡米尔到达前，警察们已经推倒了所有的纸箱，抓来几个有身份的，在给路易拼他们的姓名。那些年轻的工人贴着墙壁站着，像是马上就要融进墙壁里一样。警察到来的二十分钟后，地窖里面实在是太热了，他们被赶上楼，现在排成一排在街上，一脸受惊了、任人摆布的模样。
卡米尔几分钟后也赶到了。他是唯一一个不用低头下楼梯的。老板来自兹雷尼亚宁，离哈维克的城市艾莱米尔不远。哈维克？“不认识。”他说。“你确定？”卡米尔问。
能感觉到，这让他很不舒服。
16:15
我没有离开太久，以免错过朋友的到来。我也习惯躲起来抽抽烟，或者开窗让驾驶室透透气，但如果这个大个子哈维克想躲在这里，他最好快一点，因为他的老朋友快在这里累死了。
警察们正在上天入地地找他，应该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来了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看那街角出现的是谁？我的朋友度桑的身影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认出来，像烟囱一样大，连脖子都没有，双脚外八字，像个小丑。
我把车停在了离入口三十多米的地方，离他刚刚出来的地方五十多米远。他走路的时候，我可以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他有点驼背。我不知道他的窝里有没有母鸡，但这只公鸡，看起来倒是有点忧心忡忡。
毫无英雄凯旋的神情。
从他的衣服（他穿的那件粗呢大衣看起来整整穿了有十年了）和他的破鞋子来看，不用说也知道，他是真的身无分文。
这真不是一个好征兆。
因为正常来说，一月的抢劫之后，他应该有钱去置办一身新行头。我完全可以想象他拿着一沓现金，去买下三套锃亮的成套西装、夏威夷衬衫，还有蜥蜴皮皮鞋。发现他还穿着流浪汉的衣服，着实让人担心。
一起谋杀案、四起抢劫案之后要寻得藏身之所，这里也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他的马子更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权宜之计。要在这种地方避难，那绝对是山穷水尽了。
很明显，他被人骗了。就跟我一样。这完全是可以预测的，但也着实让人沮丧。我只能将计就计。
毫不犹豫，哈维克推开那扇胶合板门，门又大力地弹了回来。这家伙手脚很重，甚至有点冲动暴躁。
也正是因为他的冲动暴躁，我们才会到这个地步。如果他去年一月没有往那个珠宝商的胸口打上两颗九毫米的子弹……
我小心翼翼地下了车，在他进门后的几秒钟到了入口处。我听到他沉重的脚步声在房子右边的某处响起。天花板上没有顶灯，关不紧房门的房间里透出灯光，把走廊照得昏昏沉沉。我跟着他上楼，踮着脚，走过一楼，二楼，三楼。这个地方的陈腐味闻起来真是可怕，尿味，汉堡味，还有粪便的气味。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我待在楼下的楼梯转角。我不敢相信这里居然还会有其他人。看来这场会面可能会更加复杂一点。
楼上，一扇门打开，又合上，我上了楼，这扇门上倒是真的装了一把锁，但是那种老式锁，很容易就能撬开。在这之前，我先把耳朵凑了上去。我听到了哈维克的声音。因为抽烟，他的声音非常嘶哑。再一次听到这个声音，我感觉很奇妙。要找到他，让他离开他的窝，可是要花不少功夫的。
哈维克，相反，听上去很不满意。在他的房间里有一些骚动。终于，出现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很年轻，说话很轻柔，有点抱怨的样子，但也不是真的抱怨，只是有点嘟嘟囔囔。
我等在那里。又是哈维克的声音。我想确认屋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于是又在那里待了几分钟。我只听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当差不多可以肯定里面只有两个人时，我戴上帽子，理好露在外面的头发，戴上一副橡胶手套，拿出华瑟枪武装起来。我左手拿着枪，右手试图撬开门锁，当我听到插销那一声滑动的声响时，我立马把枪换到了右手。推开门，看到他们俩是背对着我，靠在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上。当意识到背后有人时，他们立刻跳了起来，转过身。女孩子大概有二十五岁的样子，很丑，黑不溜秋的。
而且，死了。因为我立刻就正对着她的脑门开了一枪。她瞪大了眼睛，看上去相当地气愤，好像有人刚刚向她提出一个很低的价位，或者她刚刚看到圣诞老人穿着内裤进了门。
这个大个子哈维克慌忙用手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我先向他左脚踝开了一枪，他先是跳了起来，单脚蹦来蹦去好像是站在一块烧热的铁板上，最后他一边号叫着一边倒在地上。
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庆祝过这场重逢了，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了。
房子只有一间卧室，但还是挺大的，角落有一个灶台，一间浴室，但一切都看上去破败不堪，尤其是，里面极度肮脏。
“所以，我的大块头，你的马子不是很爱干净嘛。”
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张桌子，上面放着注射器、勺子、铝箔纸……我希望哈维克没有把钱都用在海洛因上。
吃了一颗九毫米的子弹，女孩就直直地躺在直接放在地上的床垫上。她露出干瘪的胳膊，血管上有针孔。我不得不抬起她的双腿，让她好好地躺在灵床上。她身下是一堆衣服和床单，像是拼贴画，很有创意。她依然睁着双眼，但她刚才那愤怒的神情倒是平息了下来，看起来已经瞑目了。
哈维克还在那边号叫。他坐在地上，撅着半边屁股，同侧腿伸直了，伸长了手臂抱着他血肉模糊的脚踝，脚踝还在喷着血，他吼着：“啊，妈的，啊，妈的……”在这里，没有人会在意噪声，家家开着电视，有夫妻吵架，有孩子大叫，甚至还有一些受了生活打击的年轻人在凌晨三点敲鼓……但这样还是没法讨论，最好还是让这个我最喜欢的塞尔维亚人集中一点精力。
为了帮助他集中精力于我们的谈话，我拿着华瑟枪柄对着他的嘴巴就是一击，他终于安静了一点，闭上了嘴，但他依然抓着自己的腿发出一些呻吟。他在进步。然而我已经不确定是不是可以指靠他和他的屈服了：这不是个天性克制的人，他爱大吼大叫。为了让他彻底安静下来，我卷起一件破t恤，往他嘴里一塞，把他一只手绑在背上。他的另一只手总是试图捏住正在渗血的脚踝，他手臂太短了，只能把他的腿蜷曲起来。不用多说，他是真的很痛，脚踝本就是很敏感的部位，由很多块小骨头组成，而且它们各自方向不一，本身就已经非常脆弱。想象一下，在一个台阶上崴了脚就已经够你受的，要是被一颗九毫米的子弹打穿，它和腿的连接就只靠着几根韧带、一小块肌肉和一点点碎成泥了的骨头，这真是太残暴了。几乎就是残疾了。当我对着他这个血肉模糊的脚踝又打了一枪的时候，我看到他痛得直流口水，这不是装出来的。
“所以，幸好你马子死得早，不然看到你这个样子她会心疼的吧。”
但是哈维克，天知道为什么，他看起来完全置身事外，他似乎一点都不把他马子放在心上。他只想着他自己。屋里的气氛已经变得让人呼吸困难，一股血腥味混杂着火药味。我要去开一点窗。我希望不会惹出麻烦，对面是一堵墙。
我回来了，俯身看向他，这个塞尔维亚人已经汗流浃背。他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拼命乱扭着身子，把手压在自己的腿上。浑身上下都是血。尽管嘴里塞着东西，他的嘴角还是流着口水。我抓着他的头发，只能这样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听好了，我的大块头，我不会在这里过夜的。我会给你机会解释清楚，我建议你现在就配合一点，我不是个有耐心的人。我已经两天没睡觉了，如果你对我好一点，你应该尽快回答我所有问题，这样大家都能早点睡觉，你马子、你、我，所有人，怎么样？”
哈维克法语不太好，他说话总是带着各种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和他说话总是要不断给他解释，要用简单的词，明确的手势。比如，说着上面这些话，我就往他血肉模糊的脚踝插了一刀，刀锋穿过了一切，直直插入了他脚下的地板，地板上立刻就多了一个洞。他退房的时候可能要从他的押金里扣除，不过无所谓了。就算嘴里塞着东西，他还是叫了起来，四处乱扭，像条蠕虫，他那只没被我折在背后的手像蝴蝶翅膀一样在空中乱挥。
现在，我想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给他一点时间理理思路，看清一下局势。然后我解释说：“在我看来，这只是个开始，你和阿福奈尔一块儿来坑我。你也一样，你可能觉得三个人太多了，最好是两个人。是的，这样是能多赚不少，这是肯定的。”
哈维克泪眼蒙眬地看着我，不是因为忧郁，而是他痛得不行。但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但是你怎么像个蠢货一样……啊，不，度桑！你就是个蠢货！你以为阿福奈尔他为什么选你？还不是因为你傻！啊，现在明白啦！”
他表情扭曲，看得出来这个脚踝的问题真的非常困扰他。
“所以，你帮着阿福奈尔坑我……现在轮到你自食其果了。让我再重复一遍吧：你是个十足的大蠢货！”
看起来他并没有太为自己的智商担忧，哈维克这个时候最担心的还是他的身体。他检查着自己的伤口。他这样做也不是没有理由，因为说着说着，我感觉自己开始暴躁了。
“我觉得你没有追踪阿福奈尔吧。这家伙太危险了，你不是他的对手，你知道的。而且你身上还背着一条人命，你最好还是躲起来为妙。但是我需要阿福奈尔，所以你一定要尽你所能帮我找到他。你们之间有什么契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怎么样？”
我的提议听上去还挺不错。我拿走他嘴里的t恤，但是他火山爆发一般的性格立马又回来了，他吼了一些什么我听不懂。他用他那只没被绑起来的手抓住我的衣领，这个蠢货的拳头跟拳击手一样有力，他太有劲儿了，但我奇迹般地躲过了。这就是默契。
他朝我吐了一口口水。
了解前因后果的人会理解他这种举动，但这还是不太友好。总之，我想表现得有教养一点，但是这个哈维克太粗鲁了，你的礼貌优雅他是不会领情的。他太痛了，也不能真正做出什么反抗，他意志太过薄弱，我冲着他脑袋踢了两脚，他就被放倒在地上了。他试图用小刀划开捆绑他的绳子，而我只是在找我需要的东西。
他马子躺在上面。算了，我抓起被子（忍着恶心）狠狠一拉，女孩滚了几圈停住了，俯身趴在那儿。她的裙子掀起一半，露出她纤细洁白的双腿。她的膝盖后面也有针孔。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注定活不了多久的。
我转身，我的哈维克终于把钉住他脚踝的小刀抽了出来。这个家伙力大如牛。
我冲他膝盖打了一枪，他整个人就像炸开了一样，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从地上跳起来，大吼大叫，但在他恢复理智之前，我把他又按倒在地，我用被子把他盖住，坐在上面。我调整着姿势，不希望把他闷坏了，我留着他还有用，但我要他集中精神回答我的问题，还要他别再叫了。
我拉着他的胳膊朝我这儿挪了挪。坐在他身上的感觉很奇怪，晃晃悠悠的，像是在坐游乐园的海盗船。我抓起小刀，把他的手平放在地板上，他还在挣扎。这头困兽，我感觉自己像是钓了一条两百斤的大鱼。
我先切下了他的小指。切到第二个关节。本来应该要花一点时间去骨的，但对于哈维克，这些太过精细的活儿还是省了吧。我只是粗暴地切着，这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是很艰难的。
我敢打赌，不到一刻钟，我的哈维克就会把什么都给我招了。我现在拷问他都只是个形式，因为他根本没法集中精力，更别说他被我蒙着被子压着，脚踝膝盖流着血，还要他用法语说清楚，这实在太难了。
我继续我的杂活儿，开始切割他的食指。他还在动，这简直不可思议，我觉得我要去医院了。
如果我的直觉没有错，过不了多久，我的塞尔维亚人就会告诉我糟糕的消息了。
所以，要想处理好，就还是得靠那个姑娘。看起来得硬着头皮上了。现在情理上来说，她应该会表现得很配合。
但愿她能配合。
17:00
“范霍文？”
她甚至连“警官”都没加，也许是太累赘了。也没有无用的开场白、礼貌语。分局长米夏尔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要说的太多了。所以，老花样：“您应该交报告了……”
体制里的人总是这样，想象力匮乏。
“您跟法官说这是一场‘有明确目标的行动’，您告诉我的是‘三个目标’，然后您的行动覆盖了五个区，您当我是白痴吗？”
卡米尔刚张开嘴。分局长看到了，立刻打断了他：“不管怎么样，您可以停止您的武装活动了，警官，这显然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失败。卡米尔闭上眼睛。他已经全力冲刺，但就在他离终点几米之遥的地方，他被人出卖了。
路易在边上咬着嘴唇四处张望。他也明白了。卡米尔动了下手指，意思是跟他确认，事情已经泡汤了，他又摆了摆手，让他解散队伍，路易立刻就拿出手机输入号码。范霍文警官的脸色已经足以说明一切。就在他身边，他的同事们低下头，假装非常失望。尽管一会儿就得挨骂，但大家都还有说有笑，有几个人朝车子那儿走的时候还向卡米尔做了个含义相当复杂的手势，卡米尔回了一个无奈的手势。
分局长米夏尔给了他时间消化这个信息，但这种沉默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沉默，背后充满着丰富的内涵。
护士进门的时候，安妮又是站在镜子前。进来的是更年长的那个护士，佛罗伦丝。好吧，更年长……但也比安妮年轻，不到四十岁，但她更希望自己看起来像是二十多岁。
“一切都还好吗？”
她们的目光在镜子里交会。护士一边记下时间，一边朝她微笑。“即便是像她那样完好的嘴唇，我都不会再有那样的微笑了。”安妮对自己说。
一切都还好吗？
什么破问题！她不想说话，尤其不想和她说话。她也不该向另一个年轻一点的护士让步。她感觉在这里不安全，还是得离开。同时她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她觉得还是离开的好。
然后，还有卡米尔。
一想到他，她就开始颤抖。他只有一个人，力不从心，是不可能保护得了她的。就算他能破案，那也肯定为时过晚了。
让比尔路四十五号，分局长说她很快就到。十三区，卡米尔十五分钟内也会赶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围捕总是会带来一些结果，虽然不一定是好的。为了重拾往昔的安稳，塞尔维亚人的社区动员了起来，他们需要不惹人关注，以便更好地繁衍壮大，更好地生活，或者更确切来说，只是为了生存下去。他们联合起来，隔离了哈维克，像是个小孩子的游戏。一个匿名电话报告了他的尸体。在让比尔路。卡米尔以为他能找到活着的哈维克，然而失败了。
一听说有警察到来，整栋楼转眼之间就清空了，连只猫都没有，没有人可以问询，一个证人都没有，没有人来证明看到或者听到了什么。完全无法审讯。他们只留下了孩子们，对他们来说没什么可怕的，他们随便说些什么都可以。现在穿着制服的警察把他们带到远处的一片空地，孩子们在嬉笑吵闹，对于不用去上学的他们来说，一起关于谋杀案的审问差不多就等于他们的娱乐活动了。
在公寓的门槛上，分局长高高地站在那里，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是在做弥撒一样。她等着身份鉴定科的技术人员赶来现场，其间，她只让范霍文进入。没有平时必要的谨慎，因为也没有什么作用：从脚印和不同的毛发看来，至少有五十多人来过这个死去的女孩的屋子，但就这样吧，出于对于协议的尊重。
卡米尔到来的时候，分局长甚至看都不看他，也不转身，她只是在房间里踱着步，迈着一种有节制的、小心翼翼的步伐，卡米尔也跟着走起来。他们沉默不语，各自做着分析，在心里列着证据。那姑娘——有毒瘾的妓女——是先死的。看着她匍匐在地上，肚子着地，不难猜测那块盖在哈维克身上的被单应该是从她身下抽出，随手一扔的。这具惨白的尸体带着一种僵硬，被反复查看了千百次也没什么特别的，死因总是剂量过多或者被谋杀，尸体的姿势也差不多，即便有另一具尸体，也是一回事。
分局长小步前行，远远地避开凝结在镶木地板上的血渍。死者脚踝处的那些骨头嵌在腿里，还多亏了外层的那些要掉不掉的皮才能不彻底断裂。脚踝这儿是被剪开了？还是被挖下来过？卡米尔拿出眼镜，蹲下身子，仔细排查，在地上一点一点搜索。他暂且把子弹的影响抛在一边不予考虑，又回去看死者的脚踝，在骨头上能看到一些刀痕，用的应该是把匕首。他又往下俯了俯身子，那样子就像个在窥探仇敌的印度人，他在地板上找到了一道明显的匕首尖的划痕，站起身的时候，他在脑子里正努力地做着情景重现。按顺序，先是脚踝，再是手指。分局长做着清点工作。五根手指，个数没错，但是顺序是混乱的，这里是食指，那里是大拇指，小拇指更远一点，每根都沿着第二个指节切下。死者整个手沿着床悬在那里，因为失血过多而苍白干枯。被单上沾满了黑血。分局长用她的笔尖把被单提了起来。哈维克的脸露了出来，一脸的苦大仇深。
脖子上的那颗子弹是致命因素。
“所以呢，所以呢？”分局长问。
几乎是以一种愉悦的口吻，她像在等着听好消息。
“在我看来，”卡米尔说，“这些家伙闯进来……”
“警官，别说这些我不想听的，明眼人都看得出发生了什么！不，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您在做什么，您！”
“卡米尔在做什么？”安妮问自己。
护士走了。她们就讲了三句话，安妮很具有攻击性，另一个护士则装作好像没感觉到安妮的强势。
“您没什么需要的吗？”
不，没有。她只是轻轻摇摇头。安妮心思已经飘走，因为每一次她往镜子里看自己，总会让她心情沮丧，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她回到床上，睡下，又起身。现在，她已经有了检查报告、扫描报告，她不用再坐以待毙，这个房间让她窒息，让她抑郁。
逃跑，就这么决定了。
她重拾了她小女孩般的本能力量，她要逃跑，要躲起来。她为自己变成现在的样子而羞愧，她刚才在镜子里也看到了自己的羞愧。
“卡米尔在做什么？”她问自己。
分局长米夏尔退后了几步，想离开这个房间，她又退回到了她先前进门的地方。像是一出安排精妙的芭蕾舞剧，他们刚刚出门，技术人员就赶来了。分局长撅着屁股一路像螃蟹似的大摇大摆地走到了走廊尽头，终于在楼梯口站定。她转向卡米尔，抱着手臂在那里微笑：“说吧。”
“去年一月的四起抢劫案是文森特·阿福奈尔组织的一帮劫匪干的，哈维克也参与了。”
他用拇指指了指那间房间，房间里放射出强烈的探照灯光，那是用来鉴定身份的探照灯。分局长点点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请继续。”
“这帮人又重新开始活动了，昨天在莫尼尔长廊珠宝店作案的也是他们。作案相当顺利，但有一个问题，一个客人目睹了这一切，她就是安妮·弗莱斯提尔女士。我不知道除了他们的脸，她究竟看到了什么。一旦她的情况允许，我们会继续审讯她，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不管怎么样，这非常重要，阿福奈尔应该已经找了她好多次，试图灭口。据我所知，他已经找去了医院！（他激动得举起双手。）我就是能确定！即便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来过！”
“法官有没有要求模拟案发现场？”
自从卡米尔到莫尼尔长廊，他没有跟法官有过任何相关的汇报。他要对他说的可能一次也说不完，但他需要一鼓作气。
“还没有，”他以一种坚定的口吻说，“但鉴于形势的发展，一旦证人可以进行模拟……”
“这里？你们来这里是想没收哈维克的赃物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来让他说话的。赃物，也有可能吧……”
“这个案子还有许多疑点，范霍文警官，但至少，它的疑点没有您的个人态度来得多。”
卡米尔试图挤出一丝微笑，他已经竭尽全力。
“我可能有点急……”
“有点急？您不顾一切规矩，声称要搞一次小规模行动，而事实上，您没跟任何人报备，就把十三区、十八区、十九区和半个十五区都掀了个底朝天。”
她克制着自己的态度。
“您显然僭越了法官的权威。”
这是必不可免的，但似乎为时太早。
“还僭越了您上级的权威。我还在等着您的报告，您现在散漫得就像个自由电子。您以为自己是谁，范霍文警长？”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什么工作？”
“保护和服务。保——护！”
卡米尔往后撤了三步，他简直想跳上去掐住她的喉咙。他继续说：“您低估了局势，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被龌龊地打成重伤。那些强盗是惯犯，他们已经在一月的四次行动中打死一个人了。他们的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是个不折不扣的恶棍，他身边也都是些粗枝大叶的塞尔维亚人。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阿福奈尔想杀死这个女人，尽管您不想听，但我相信他确实拿着猎枪去了医院。如果我们的证人被人弄死，我们立刻就该知道原因，您是第一个就该知道的人！”
“好吧，这个女人是个无可比拟的重要战略，为了排除一个您无法证明它是否确实存在过的危险，您扫荡了整个巴黎所有出生在贝尔格莱德和萨拉热窝之间那些地方的人。”
“萨拉热窝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不在塞尔维亚。”
“什么？”
卡米尔闭上眼睛。
“好吧，”他让步，“是我缺乏方式，我的报告，我会……”
“我们没在说这个，警官。”
范霍文皱起眉，内心的警报灯在疯狂地闪烁。他非常清楚分局长会怎么说。她指指那间躺着哈维克尸体的房间。
“是您的大搜捕把他逼出洞的，警长。事实上，是您给这起谋杀提供了方便。”
“你没有任何证据。”
“的确，但这么说也是合理的。至少，这样一次针对外来人口的大搜捕行动，还没有得到上级的审批，僭越了法官的权力，这样的行为，是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的，警官。”
说真的，分局长这一招，卡米尔没有料到，他脸色惨白。
“这叫作——种族主义暴力运动。”
他闭上眼睛。这一切太糟糕了。
“卡米尔在干什么？”安妮没有吃饭，女护士，一个马提尼克人，把它原样拿走了。必须吃点什么，不能自暴自弃。安妮感到自己对任何人都咄咄逼人。刚刚那个护士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您看……”“我已经看透了！”安妮回答。
那个女护士很真诚，她是真的想帮忙，这样打消她真心实意想帮人的积极性实在不太好。但是安妮经历了这一切，已经丧失了全部的耐心，她回答说：“您被人暴打过吗？有人试图举着猎枪追杀过您吗？有人经常对着您开枪吗？来啊，给我讲讲，我觉得这倒是能帮我不少……”
佛罗伦丝出去的时候，安妮哭着叫她，她说：“抱歉，请您原谅我。”护士做了个手势，没关系。
这些女人总能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什么都能跟她们说。
“您主动问我要的这个案子，声称有一个线人在里面，而您现在又没法给出一个说法。另外，您是如何听说这件抢劫案的，警官？”
“盖兰。”
他就这么脱口而出。这是他脑海中第一个闪现出来的朋友的名字。他没找到别的方法，就像个神谕一样，但这个神谕就像是一个安慰剂，如果不顺着它来……结果将会是个悲剧。盖兰，他不得不打他电话，但他不会冒风险帮助卡米尔的。分局长陷入了沉思。
“盖兰，他怎么知道的？”
她又说道：“我想说，为什么他要跟你说？”
情况步步紧逼，范霍文不得不继续他从头到尾都在干的事。
“他……就是跟我说了……”
他完全没了主意。分局长很显然对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兴趣了，他可能会被剥夺证件，也可能更糟。他完全有可能被告上法庭，被检察院审讯。
有那么一瞬间，五根手指被切断的画面介入了分局长和他之间，这是安妮的手指，他再熟悉不过了。杀手就在路上。
分局长米夏尔把她的大屁股靠在墙上，任由卡米尔沉溺在自己的沉思里。
他和她想的一样：他不能排除是自己帮助杀手找到了哈维克，但如果他想早点破案，他别无选择。阿福奈尔想除掉所有证人和参与莫尼尔长廊抢劫案的相关人员：哈维克、安妮，可能很快还有最后一个无关紧要的存在，司机……
总之，他是问题的关键，所有案件的幕后黑手。
“总检察院，分局长，法官，我们走着瞧吧。”卡米尔心想。对他来说，最要紧的，是保护安妮。
他想起在驾校教她学车，如果你错过一个转弯口，有两个解决方法：糟糕的方法是立刻急刹车，但你很有可能直接飞出去；相反，加速行驶却是更有效的一个方式，但要达到这个效果，你必须和你那想及时止损的保护本能抗争。
卡米尔决定加速。
这是唯一一个脱离弯道困境的方法。他不愿去想，往往也正是加速，才让人坠入深渊。
但这是他唯一的方式……
18:00
他每次看到他，卡米尔都对自己说，这个穆禄·法拉乌衣可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穆禄·法拉乌衣。从他的姓氏还能看出他是摩洛哥裔的，而就外形看来，经过三代人的时间，经过效果显著的随机结合，他的摩洛哥血统已经被弱化太多了。这个男人的脸上刻着他的过去：淡栗色的头发几乎是金黄色了，长鼻子，方下巴，划过一道伤疤，看起来应该伤得不轻，这道疤再加上他冰冷的蓝绿色眼睛，让他看起来更有了一种邪恶的气质。他大概是三十几岁，很难说。为了了解他的情况，不得不读一下他的文件，里面还有他服兵役的记录，这就更加解释了他那种罕见的早熟。事实上，他三十七岁。
他很平静，几乎是冷淡，手势和语言都非常克制。他坐在卡米尔面前盯着他的眼睛，神经紧绷着，像是在等待警官拔出他的手枪。他非常没有安全感，至少没有足够的安全感。他本该好好待在家里的，但他却在中央监狱的会客室里：他本来差点被判二十年，后来他被判了十年，他还有七年，他已经在这里两年多了。虽说他爱摆架子，但亲眼见到他，卡米尔还是不禁觉得十年太长了。
面对警察毫无预兆的来访，法拉乌衣的不信任达到了极点。他直直地坐着，抱着双臂。两个男人进来了，他始终没有说话，但这两个人之间已经交换了相当多的信息。
范霍文警官的到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了。
监狱里没有不透风的墙，犯人进入会客室的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座监狱。一个刑事重案组的警员为什么会找这个拉皮条的法拉乌衣，这已经很让人好奇了。说到底，不管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流言马上就会传遍监狱，大家根据各自的利益纷纷做出假设和推测，从最理性的到最疯狂的，像弹子一般，在一个巨大的电动弹子台里互相撞击，似乎这样谜团就会自动解开。
这就是为什么卡米尔会去那里，坐在接待室，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这么看着法拉乌衣。没别的。事情已经办完，他连小指头都不需要动一下。
但当下的沉默还是让人喘不过气来。
法拉乌衣，他就这么一直坐在那里，等待着，窥伺着，一言不发。卡米尔也一动不动，他想着这个浑蛋的名字怎么会在今天分局长问他的时候一下子跑进他的脑袋。他的潜意识已经知道他该怎么办了，而卡米尔直到后来才醒悟过来：这是找到文森特·阿福奈尔最快的方式。
为了走完他刚刚为自己选的路，卡米尔不得不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刻。焦虑像洪水一样向他袭来，他不想被法拉乌衣感觉出来，他起身，打开窗户。本来走进这座监狱，就已经很艰难了。
深呼吸，再一次深呼吸。他不得不回来……
他甚至想起来他当时宣称说“涉及三方面”。他脑子转得快，往往都是自己做了决定之后才明白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现在，他明白了。
时钟嘀嘀嗒嗒地走着，在这密闭的会客室的空间里，沉默迅速蔓延开来。
法拉乌衣起先搞错了状况，他觉得这是一场沉默的考验，每个人都等着别人先讲话，像是掰手劲时的消极抵抗，一种相当低劣的技巧，他也相当惊讶，他久仰范霍文警官的大名，他不是那种会降低身价亲自做这种具体小事的警察，所以，一定还有别的事情。卡米尔看到他低下了头，拼命想着什么。法拉乌衣很聪明，于是很快得到了唯一可能的结论，他准备起身。
卡米尔料到了，他不去看他。法拉乌衣对自己的利益有着一种卓越不凡的敏锐，所以决定玩这个游戏。时间继续流逝。
等待，十分钟，然后是十五分钟，二十分钟。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他松开交叉的双手。
“好吧，不是我觉得无聊……”
他起身。法拉乌衣还是坐在那里，带着一丝几乎很难被察觉的审慎的微笑，他甚至还往后靠在椅背上，像是要躺下一样。
“你觉得是因为我？”
卡米尔在门边。他用手掌敲门，想要有人来开门让他出去，他转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的。”
“关我什么事？”
卡米尔一脸震惊。
“但是……你已经使你的国家的司法保持了公正！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件小事！妈的！”
门开了，门卫向两边散开好让卡米尔出来。卡米尔在门口待了一会儿。
“对了，告诉我，穆禄……那个暴打你的家伙，他叫什么来着？妈的，我一下说不上来他的名字……”
法拉乌衣不知道谁暴揍了自己，他已经竭尽所能，但还是没能知道，什么都没找到，所有人都知道他为此要坐四年牢。没有人能真正想象法拉乌衣真的找到这个人时会对他做些什么。
他笑笑，摇摇头。好吧。
这是卡米尔的第一条信息。
去见法拉乌衣，回来他就能告诉别人：我又向杀手迈进了一步。
如果我告诉他那个暴揍他的人的名字，他绝对不会拒绝我任何要求的。
只要我知道这个名字，我可以把这个名字的主人直接扔在你的脚后跟，还没等你喘过气来，他就会出现在你背后了。
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开始倒数计时了。
19:30
卡米尔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同事们路过，跟他打招呼。大家都听说了他的事情，他总是自然而然地成为议论的中心。不算那些参加了“种族主义暴力运动”的同事，他们并不担心，但是流言到处传播——分局长开始了她的暗中破坏，真脏。但卡米尔能做什么呢？没有人知道。即便是路易，卡米尔也没有对他说什么，所以流言就一直传着。对于这个级别的警察，可以说他有点咎由自取，有些人觉得很惊喜，另一些觉得惊讶，分局长则很愤怒，但对法官来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可以直接召见所有人。从这个下午起，总检察官勒冈也特别谨慎，人们经过他办公室的时候，总会看见范霍文在那里陈述报告，平静得像个刚刚受洗的圣徒一般，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或者可以说，这起抢劫案是他的私事一样。“我一点都弄不明白，你呢？”“我也是。太奇怪了。但我们不会停下的，我们已经有了别的计划，我们听到那里已经有各种流言蜚语了，走廊上到处都是窃窃私语。我们在这里日夜工作，根本没休息过。”
卡米尔要好好准备这个报告，努力控制着这个已经蓄势待发的灾难。他只需要一点时间，一点点就好，如果他的策略有成效，他很快就会找到阿福奈尔。
一天，最多两天。
这就是他写报告的目的，多赚上两天时间。
一旦阿福奈尔被发现，被逮捕，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迷雾就会散开，卡米尔就能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了。他收到检察院传来的挂号警告信，他大概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升职了，或许还要接受调岗。无所谓了，只要阿福奈尔身陷囹圄，安妮得到庇护，别的……
就在他逼迫自己开始写那些精妙的语句时（那些报告，已经够他……），他想起下午早些时候被他扔进垃圾桶的那页簿子。他站起来，把它掏出来。文森特·阿福奈尔的脸，还有安妮在医院床上的脸。他一边把那页被他弄得皱巴巴的纸铺平在桌上，一边打电话给盖兰，给他留个信息。这已经是一天中的第三个了。如果盖兰没有很快回复他，只能是因为他不想。相反，总检察长勒冈已经找了卡米尔好几个小时了。总有谁在找着谁。四条消息接二连三地发来：“你在搞什么鬼，卡米尔！快回我电话！”他已经打了几百通电话，他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卡米尔几乎还没写完报告的头两行，电话又开始振动了。是勒冈。这一次他接起电话，闭上眼睛，等着电话那头的爆发。
相反，勒冈声音低沉，很冷静。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见一面吗，卡米尔？”
卡米尔不置可否。勒冈是一个朋友，唯一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还剩下的朋友，也是唯一一个能够改变他轨迹的人。但卡米尔什么都没说。
他感觉自己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或许可以救人一命，又或许他做不到。于是他选择闭嘴。
不要以为他会突然变成受虐狂或者想自杀。相反，他感觉自己很清醒。他在本子的空白角落里，三两笔勾勒出了安妮的肖像。
在伊琳娜遇害时，他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只要有一秒钟闲下来，就开始画她，这类似于别人咬指甲。
勒冈试图保持理智。他用他最具说服力、最干脆的声音说：
“你整个下午搅得大家不得安宁，所有人都在问你是不是在找国际恐怖分子，你打破了所有的平衡。线人说我们背信弃义，你让所有同事对这些人所做的一年的工作都白费了。三小时之内，你毁了他们一年的工作。关于这个塞尔维亚人被杀的案子，那个哈维克，这件事已经变得极其复杂。现在，你必须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卡米尔没有参与对话，他只是看着他的素描。这也可能是另一个女人，他自言自语，但是，这就是她。安妮，是他平日生活中见到的安妮，也是那天在莫尼尔长廊前的安妮。为什么是她，而不是另一个人？很难说。
在画着安妮的嘴唇的时候，卡米尔几乎可以感觉到它们是如此柔软。他又在下颌处加了几笔，让他感觉就像真的见到了安妮。
“卡米尔，你在听吗？”勒冈问。
“是的，让。我在听。”
“我不确定我这次还救不救得了你，你知道吗？我现在没法安抚法官。他是个聪明人，正因为如此，你不该把他当个傻瓜。虽说我接到任务还不到一小时，但我想我们还是可以将损失减到最小。”
卡米尔放下铅笔，歪着脑袋，想更正一些什么，却把整个肖像都毁了。总是这样，绘图一定要一气呵成，如果开始修修补补，那通常都会毁了。
卡米尔突然被一个新的想法抓住，一个全新的想法，准确来说，应该是个问题，实质比听起来可能更令人震惊。他还没有问过自己：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想要什么？有时候就像两个聋子在对话一般，尽管他们不去听，更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但往往两个人会得到同样的结论。
“这是件私事吗，卡米尔？”让问，“你认识这个女人？私下就认识？”
“当然不是，让，你在想什么……”
勒冈不打破这种痛苦的沉默。然后他耸耸肩膀。
“如果有损失，我会想办法……”
卡米尔突然明白了，这一切可能不仅仅是因为爱情，这可能是另一回事。他开始走进一条幽暗崎岖的道路，他不知道这条路会带他走向哪里，但他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安妮的盲目的爱情。
是别的什么东西推动着他继续，不论要付出什么代价。
说到底，对于他的人生，他也做着他在调查时一直做的事：他总是为了刨根问底而一条道走到黑。
“如果你不立刻解释清楚，”勒冈继续说道，“如果你现在不说，米夏尔分局长会传唤检察官的，卡米尔。到时候你就不可避免地会被内部审讯……”
“但是……内部审讯，要问什么呢？”
勒冈又一次耸耸肩。
“好吧，随你。”
20:15
卡米尔轻轻地敲门，没有回应。他打开门，安妮躺在那里，两眼盯着天花板。他坐到她身边。
他们不说话。他只是轻轻握着她的手。她就让他握着，她看起来已经完全自暴自弃。然而，几分钟后，就像个普通的陈述：“我要出去……”
她慢慢从床上坐起来，双肘支撑着身子。
“他们没有对你进行治疗，”卡米尔说，“你应该很快可以回家的，也就是一两天的事。”
“不，卡米尔。（她说得很慢。）我立马就想出院，现在。”
他皱起眉头。安妮左右摇头，又重复了一遍：“现在。”
“我们不能大晚上就这样出去啊。何况，还得有医嘱，药方，而且……”
“不！我要出去，卡米尔，你听到了吗？”
卡米尔起身，必须让她冷静下来，她太激动了。但她抢在了他前面，她把双腿从床上挪到地下，站了起来。
“我不想待在这里，没有人能强迫我！”
“没有人想强迫你……”
她高估了自己的力气，一阵眩晕，她扶住卡米尔，坐到床上，低下头。
“我确定他来过了，卡米尔，他想杀了我，他不会就此罢手的，我知道，我感觉到了。”
“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什么都没感觉到！”卡米尔说。
跟她硬争不是个好策略，因为，控制着安妮的是一种强烈的恐惧，任何理智和强势都不能改变它。她又开始颤抖。
“门口有一个守卫，你不会有事的……”
“够了，卡米尔！他不是在上厕所，就是在玩手机游戏！当我跑出房间，他根本都没发现……”
“我去要求换人。晚上……”
“晚上什么？”
她试图擤鼻涕，但是她的鼻子太痛了。
“你明白……晚上人总是会什么都怕，但我跟你保证……”
“不，你什么都不能跟我保证。正是因为这样……”
话说到这里，两个人双双陷入了痛苦。她想离开，正是因为他不能保证她的安全。都是他的错。她发疯似的把餐巾纸扔在地上，“让我走！”她说她要靠自己一个人摆脱困境……
“什么叫‘一个人’？”
“让我走，就现在，卡米尔，我不需要你了。”
但她说完这些就又躺了回去，一直站着对她来说太累了，他给她盖上被子。“放开我。”
他放开她，坐回去，试图握住她的手，但她的手冰冷，疲软无力。
她在床上躺着，像是一具尸体。
“你可以走了……”她说。
她的脸朝向窗户，不再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