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过一月份的时候，死了个人？”
路易查看了一下他的笔记。
“这一天，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十五区的一家珠宝店，准备在早晨开门的时候行动。他们十分钟内就搞定了这一笔，可以说是当天最干净利落的一笔了。然后，当他们十点半左右冲进另一家位于莱纳街的珠宝店又离开时，他们留了个活口，一位店员因迟迟不肯打开后备仓的保险柜，头部被打成了重伤，躺在地上。四天的昏迷之后，小伙子醒了过来，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他和政府周旋了很久，拿上了部分残疾抚恤金。
卡米尔神经紧绷地听着。这就是安妮奇迹般脱逃了的事情。他心烦意乱，不得不做几个深呼吸，逼着自己放松肌肉，要怎么弄呢，“胸肌……小腿……”啊，去他妈的。
“下午两点左右，”路易继续说，在下午重新开门营业的时候，这伙劫匪闯进了第三家珠宝店——在卢浮宫后面的“卢浮古董店”。他们是个相当成熟的队伍，不打劫小店小铺。十几分钟之后，他们离开商店，把一位“手举得过高了点”的顾客丢在了身后的人行道上……该顾客的情况比上午的那位店员好一些，但还是被诊断为“情况恶劣”。
“这群人简直是无法无天。”卡米尔顺着他说。
“是，也不是，”路易回答，“这些家伙还是很冷静，他们只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
“真是硕果累累的一天啊……”
“可不是嘛。”
即便是对这样训练有素、准备充分又有着雄心壮志的队伍来说，六小时内四场抢劫，也是难得的好收成。但没过多久，可想而知，疲惫就会席卷而来。抢劫这种事，就像滑雪，意外总是在最后发生。带来最大损失的是最后一案。
“赛弗尔街，”路易又说，“珠宝店店主想抵抗。就在劫匪们要离开的时候，店主以为自己能拖住他们，他抓住那个卷走珠宝的劫匪的袖子，试图让他跌倒。当那个掩护的劫匪用莫斯伯格枪指着他的时候，另一个进行了反抗，最后那个店主吃了两颗九毫米的子弹，正中胸膛。”
没有人知道那天他们的计划是真的完成了，还是由于珠宝商的死亡，他们不得不逃逸。
如果不说被劫店铺的数量，他们的作案方式还是相当成熟的。新晋专业人士，年轻人，叫嚣着，做着手势，对空开枪，跳过柜台。他们选的武器也像是角色扮演游戏里所用的，大得夸张，让人感觉他们其实怕得要死。这帮劫匪都太果决，太有组织了，而且毫不动摇。要不是对于英雄主义的渴望，他们最多在离开时留下一点附带性的损失，不至于杀人。
“一月的战利品呢？”卡米尔问。
“六十八万欧元。”路易清晰明了地宣布。
卡米尔抬起一条眉毛。倒不是因为他惊讶，珠宝商从来不会悉数全报他们的损失数目，他们总是会瞒下一大笔账，不，卡米尔要的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真相：
“显然是超过一百万欧元。转手倒卖，六十万。或者六十五万。收益颇丰。”
“倒卖给谁呢？”
像这样一笔赃物，价值高昂，货源分散，转卖会损失不少，而且在小巴黎地区没有太有实力的窝藏主。
“我们猜测货物是从诺伊地区被运走的……但好吧……”
显然，这是最好的选择。他窃窃私语说这个窝藏主是个还俗的神甫。卡米尔从来没有证实过，但他也没有感到惊讶，这两种职位看起来也颇为相似。
“你派人去那儿转转。”
路易记下这个指令。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他分配任务。
说着佩莱拉法官就到了。蓝眼睛，长鼻子，耳朵像狗。他忧心忡忡，步履匆忙，一边走一边抓住卡米尔的手。“您好，警官。”在他身后，他的书记员，一个三十岁的尤物，脖子以下全是胸脯，她的高跟鞋踏在水泥地上当当作响，应该有人去告诉她这有点过了。法官也知道她发出的噪声有点过头。尽管她跟在他身后三步远处，但毫不夸张地说，掌握着步伐的依然是她。如果她乐意，她甚至可以一边悠闲地逛逛长廊，一边用她的口香糖吹吹泡泡。卡米尔发现洛丽塔到了三十岁，就真的是个惹人厌烦的女人。
大家都聚集了起来，卡米尔、路易，还有队伍里另外两名刚刚赶到现场的同事。会议由路易主持。言简意赅，条理清晰，消息灵通。（最近他通过了国立行政学院的考试，虽然他更喜欢巴黎政治学院。）法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说话带着东部口音。他们让人想到塞尔维亚人或者波斯尼亚人，那些粗暴的人，他们开枪从来没有人能躲过。至于老大文森特·阿福奈尔，他的战绩可谓硕果累累。”法官点点头。“阿福奈尔和波斯尼亚人，可怕的组合，居然没有更大的损失，简直令人震惊。这群家伙生来就是坏坯。”法官说道。他说得没错。
接下来他关心起目击者们。通常情况下，珠宝店开门时，主管、实习生和另一名员工一般都会在店里，但那天早晨她迟到了。她差不多在这场斗争结束时才到，只听到最后一声枪声。只要有员工奇迹般逃过了发生在他工作店铺或者银行的抢劫案，警察们总是第一时间产生怀疑。
“我们已经把她找来了，”一名警察说（他似乎不太有说服力），“我们会继续盘问她，但她似乎和这事没什么关系。”
那位女书记员已经厌倦透了。她转动着她的高跟鞋，扭来扭去，肆无忌惮地看着出口处。她涂了一层暗红色的指甲油，胸脯被一件开了最上头两颗纽扣的长袖衬衫紧裹着，像是要被撑破了一般，展露出一条深得难以置信的白色沟壑，让人忍不住紧张地盯着剩下的纽扣看，纽扣周围的衣料紧绷着，像是露出了猥琐的笑容。卡米尔看着她，在心里画着她的速写，她的确可以吸引人的眼球，但也只是总体印象。从细节上来说，又是另一回事：大脚丫子，短鼻梁，五官并不算精致，臀部虽然很有弹性，但位置有点太高——一个登山运动员的屁股。她喷了香水，有点……呛人。让人感觉像是站在一堆牡蛎边聊天。
“很好，”法官说着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分局长女士跟我说，您有一个线人……”
他说“女士”的时候用了一种强调的语气，好像他在努力适应这种新称谓。那个女书记员讨厌这种私密谈话。她发出一声不耐烦的长叹。
“是的，”卡米尔肯定道，“我明天会得到更多信息的。”
“那就不要拖拖拉拉的了。”
“应该不会……”
法官很满意。他不是分局长，但他还是喜欢越多越好的数据。他想走了。他严肃地看了一眼女书记：“女士？”
声音里透着权威，掷地有声。
看看洛丽塔的表情，就知道法官一会儿有的好受。
16:00
女理发师的证词不错。她不断重复着她所说的，低垂着眼皮，像是个害羞的新娘。这是所有证词中最细节的了。甚至有点太过细节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人，我才需要戴个大风帽。鉴于外面的骚动，我要尽可能远离露台，靠近吧台。我点了杯咖啡。
那个女孩没死，当时边上停着的一辆车子把她救了起来。她被急救医疗队带走了。
在她出院之前，或者在我把她转移地方之前，她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躺着。
但首先，上满膛，莫斯伯格里装着七颗子弹。
“焰火”表演就要开始了。
我们外面再见。
18:00
尽管很紧张，卡米尔控制着自己不用手指敲击方向盘。在他的车里，所有的控制仪器都是放低的，没有别的办法，谁让他坐在座位上连脚都踩不着地，手臂也太短呢。在一辆为残疾人专配的车里，一切都要小心，也许一个不恰当的手势，车子就飞出路边了。尤其是对于卡米尔来说，在他所有的缺陷中，他的双手尤其不够灵活，除了画画之外可以说他就是个笨手笨脚的家伙。
他停了车，穿过医院的停车场，一边重复着要对医生说的话，那种精心琢磨过的句子，能让你在十五分钟内显得温和有礼，但也是那种一到现场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句子。这天早上，接待处挤满了人，他直接上楼进入安妮的病房。这一次，他停了下来，柜台到他眼睛这么高（卡米尔估计一米四的样子，在这件事情上，卡米尔从来不会误判一两厘米以上）。他绕了一圈，一脸权威地推开边上的小门进去了，门上分明贴了“禁止入内”。
“所以呢，”接待员大喊，“您看不懂法语吗？”
卡米尔出示了一下他的证件。
“是您？”
接待员开始大笑，竖起大拇指点了个赞。
“很好！”
她是真心说好。她瘦瘦黑黑的，目光炯炯有神，胸脯平坦，肩膀瘦得只剩骨头，四十岁左右，安的列斯岛人，胸牌上写着“奥菲利亚”。她穿着一件花边衬衫，丑得让人惊叹，一副白边框蝴蝶形眼镜，好莱坞般的夸张样式，一身烟草味。她朝着卡米尔张开掌心，让他等一等，她接了个电话，又草草挂了，然后转向卡米尔端详起来。
“您真矮啊！对于一个警察来说，我想说……难道招收警察没有一个最低身高要求吗？”
卡米尔没心思在这儿闲扯，但听了她的话他还是微笑了一下。
“我有豁免。”卡米尔说。
“啊哈！有关系啊！”
再这么聊下去，不出五分钟，这种率真就会发展成放肆。不管是不是警察，她都要来拍你肩膀了。卡米尔打断对话，要求和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主治医生说几句。
“这个时间点上，他正在巡视病房呢。”
卡米尔做手势表示他懂了，然后朝电梯走去。又折回来。
“她收到过任何来电吗？”
“据我所知没有……”
“确定吗？”
“您要相信我。尤其是这里，病人很少有能接电话的。”
卡米尔走了。
“喂喂喂！”
远远地，她挥动着一本黄页，像是发现了比她厉害的人一般。卡米尔又折回去。她用一种诱惑的眼神看着他。
“一张有用的小单子……”她轻声说。
这是张治疗单。卡米尔把单子塞在口袋里上了楼，询问了医生，还是得等着。
急诊室外面，停车场停满了车。这是个理想的藏身之所，一辆车子停在这里，只要不是待在原地太久，没有人会发现的：只要保持警惕、低调，保持移动。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棘手的问题主要在于运输，要找准出口，而那出口非常狭窄。的确可以杀死门卫来突破防线，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门卫的条例，但这毕竟不是最方便的办法。
别的解决方案：从防线后方奇袭，车上有个小窗户可以射击。因为离开医院时，救护车必须右转，然后在四十米开外等到绿灯亮起才能前行。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卸下笨重的担架和病人之后，回去时反倒是轻轻松松的。一旦救护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名整装待发的杀手就从后面悄悄潜入，用一秒钟的时间打开车后门，一秒钟调整，再用一秒钟开枪，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必然的惊叫和可能的目击者，这些足以给你足够的时间上车，并向反方向逃出四十米，接着，一条双车道的大马路，一步之外就是外环高架，清静怡然。一切都搞定了，还有大笔的进账。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她出院，回家，或者转院。
如果这个可以开枪的窗口没有开，那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送货上门，就像花店，或者糕点店。上楼到她的房间，礼貌地敲门，进门，开枪毙命，出门。必须非常精准。或者反过来，索性一开始就大张旗鼓。两个不同的策略，各有各的好：第一个，针对性的射击需要更多技巧，也给人更大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方式难免有点自恋，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袭击对象，不够慷慨；第二种方法，把事情搞大，无疑更加慷慨，也更加崇高，简直是带着普世关怀的了。
事实上，通常不是我们选择事件，而是事件选择我们。所以必须精密盘算，未雨绸缪，这就是那群土耳其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组织，但就未雨绸缪来说，他们简直一窍不通。当你离开自己的乡村，来到欧洲最大的首都想干一票大事，你得事先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呢，并没有，他们就这么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皱着他们又黑又粗的眉毛，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恐怖分子脱不了干系……你说吧，那对乡下来的狗娘养的兄弟，他们干过最大的事就是抢劫一家安卡拉郊区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克斯金的加油站，就这样……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即将扮演的角色来说，的确不用找什么太高级的人，但至少不能找这样的浑蛋吧，即便这是最方便的，却也是种羞辱。
算了，至少他们在死前见到了巴黎，他们应该谢天谢地了。
耐心总是有回报的。瞧，我们的小警官跨着他热切的小碎步穿过了停车场，进入急诊室。我比他早了三步，我决定保持这样一种优势。从这里，我看到他杵在接待处的柜台前，柜台后那姑娘估计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就像电影《大白鲨》里一样。他跺着脚，这名警官很焦躁，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小而强悍。
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麻烦给他送货上门的。
我下了车，跟上他。重要的是，迅速把这件事了结。
18:15
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无所谓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
18:45
来到安妮的房间里，卡米尔没有开灯，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坐在昏暗里（医院里的椅子都太高了），试图回过神来。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
安妮发出了鼾声。她睡觉时总是有轻微的呼噜声，这取决于她的睡姿。她知道自己打鼾后，羞得满脸通红。今天，她满脸都是血肿，但平常，她脸红起来非常迷人。她皮肤白里透红，上面有一些淡淡的小雀斑，只有在她尴尬时或者别的一些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卡米尔经常对她说：
“你不是打呼噜，你只是呼吸比较重，和打呼噜没关系。”
她微红着脸胡乱摆弄着头发，想装作淡定的样子。
“等你不再看我缺点都是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了。”
她总是这样，时不时地提一下他们总会分开。她说这话的语气和她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好像他们分不分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卡米尔因为她这种方式而感到安心。鳏夫的本能反应，也是抑郁病人的本能反应。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抑郁着，但他依然是鳏夫。自从安妮来了以后，这件事也似乎不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正式了。他们一起前行，在一段他们也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段里，断断续续、不完全确定的时间段里。
“卡米尔，对不起……”
安妮刚刚重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说出每一个字。尽管她双唇肿胀，牙齿打战，但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她唇上，立刻什么都明白了。
“对不起什么呢，亲爱的？”他问。
她指指她的身体，指指这间病房，还有她环抱着卡米尔的样子，这间医院病房，他们的人生，整个世界。
“这一切……”
她目光黯然，让卡米尔想到电影里那些恐怖袭击幸存者的目光。他想握起她的手，结果抓到的都是夹板。“你应该好好休息。不会有事的，我在这里。”他这么说着，好像这能改变什么一样。尽管他被个人情绪强烈占据着，但他的职业本能也涌了上来。现在困扰着他的问题，就是莫尼尔长廊里那个杀手想杀死安妮的决心和毅力。那人前后试了四次。当然，归结于抢劫时的紧张氛围也好，恶性循环也好，但还是……
“在珠宝店，你看到或者听到其他什么吗？”卡米尔问。
她不确定她理解了他的问题。她说：
“其他……什么？”
“不，没什么。”他想挤出一个微笑，虽然没什么说服力。他把手放在她肩上。现在让她睡吧，但必须尽快让她跟他说话，必须让她和盘托出，哪怕是最细节的地方，可能他疏忽了什么。谁知道呢。
“卡米尔……”
他俯下身子。
“我很抱歉……”
“不要再这么说了！”他温柔地说。
在那些绷带的缠绕下，那些肿胀的肉把整个脸都熏黑了，嘴巴形成一个巨大的黑洞，在她昏暗的房间里，安妮丑得吓人。卡米尔看着时间一点一点流逝。那些血肿，还是鼓着，不知不觉从黑色变成了蓝色，还有一些深深浅浅的紫色和黄色。他必须走了，不论他是否情愿。最让他痛苦的，是安妮的泪水，它们就像喷泉般汩汩地流个不停，即便是她睡着的时候。
他起身，这次他决定离开。
在这里，无论如何，他什么都做不了。他小心翼翼地关上了病房门，像是里面睡着一个孩子一样。
18:50
接待处的姑娘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当终于没有那么多活儿要干的时候，她就点上几支烟。这很正常，在医院工作的人并不觉得癌症有什么稀奇。她叉着手臂抽着烟，神情悲伤。
绝佳的机会。沿着大楼溜进去，推开紧急出口，看一眼接待员还没有回到座位上，她正在外面的院子里，可以看见她的背影。
三步，伸出手臂，住院者记录唾手可得。
这里，药物倒是都上了锁，但病人信息却近在手边。如果你是护士，你会以为危险来自疾病和药物，这没问题，大家不会想到危险来自一个商业长廊的抢劫犯。
地区：莫尼尔长廊——巴黎第八区
车号：医疗急救车lr-453
抵达时间：10:44
名字：安妮·弗莱斯提尔
房间：224
出生时间：未知
地址：枫丹欧华街26号
转移：未知
预检：扫描
治疗：等待
手术：gd-11.5
回到停车场。接待员已经又点上了一支烟，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把资料整个复印一份。
224号房，二楼。
回到车上，我拿出莫斯伯格，像个乡巴佬在膝盖上擦了一下。我想知道她会不会被转移到特殊病房，还是会一直待在这里，这关系到我的车费。
如果说涉及到钱，那还真是不少。这种事情就是这样，要不你就全都吃进，要不你就一无所获。需要准备的东西太多，我现在不能因为任何疏忽而让整个行动毁于一旦。
我的电话上，紧急疏散地图更加确认了没有人会对这栋房子的结构有任何概念。这是一种星形结构，几道边被折叠起来，从一侧拿着它，你就会看到一个多边形，把它转一下，你会看到一个骷髅，就像孩子们的找狼游戏里的图画一般。对于一栋作为医院的建筑来说，简直繁复得夸张。
重点还不在这里。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我可以坐电梯到224房间，等我到了二楼，房间就在十米之内。至于出口，就要选择一条更加复杂的路径，搞乱线索，上一层楼，穿过走廊，再上一层楼，在神经外科的房间之后，三扇连续的门，然后坐对面的电梯到接待处，离紧急出口只有二十步路的距离，接下来就是绕个大弯，从停车场回到车上。最好早点起来，好在这里有充分的摸索时间。
还有一种可能，她已经被转移了。这种情况下，最好在这里等着。我知道她名字，最准确的方式就是去问询处。
我得找电话，然后打到医院问询处。
按1，按2，太痛苦了。莫斯伯格相对来说就快得多。
19:30
卡米尔一整天都没进过办公室，他在路上打电话给路易，让他概述今天的案子。目前为止，他们有：一个被勒死的异装癖，一个可能是自杀的德国游客，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被另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人刺死，一个艾滋病病人在一家健身房的地下室放光了自己的血，一个年轻的瘾君子在十三区的下水道被人打捞起来，还有一起情杀，犯罪人刚刚来认了罪，他已经七十一岁了。卡米尔听着，给出指令，批准行动，但他有点心不在焉。路易，他还是按部就班地完成着日常事务。
当他终于讲述完毕，卡米尔几乎什么都没有记住。
如果要他做一下总结，他一定会说：真是损失惨重啊！
他停了一下，权衡了一下情形。他把自己推进了一个火坑。他已经向分局长女士撒了谎，说自己有个不存在的线人，他还向组织撒谎，给了警察局一个假名字，以便负责一个牵涉他个人的案件……
更糟糕的是，他是主要受害者的情人。
这位主要受害人还是一起严重抢劫杀人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当他想到这一切关联，一系列的愚蠢决定所带来的这一系列悲惨境遇，这和他的经验不完全相符，他自己都感到震惊。他感觉自己成了自己的囚徒。成了自己强烈情绪的囚徒。他整个人就像没了智商，他感觉自己不再信任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尤其是他自己。毕竟，人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他已经堕落到只能对自己听之任之。本能有时候有它的特殊性，这一次，它变成了一种热切的渴望，超出了卡米尔本身，蒙蔽了他的理性。
他的态度的愚蠢程度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事情的复杂程度。这些家伙下车准备抢劫，不巧被安妮赶上了，并且看到了他们的脸。他们揍了她，一路把她拖到珠宝店门口，就是在这里她滋生了要逃跑的念头。这也是她到最后都一直试图做的。那个放风的对着她猝不及防地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在他想补一枪的时候，他的同伙拦住了他，该是时候带着武器离开现场了。在弗朗德林街他有最后一个机会，但他同伙又一次妨碍了他，可以说是真正救了安妮的命。
这家伙的凶残让人震惊，但那种凶残可能是由于紧张的氛围，他追着安妮跑，因为她就在射击范围内。
现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
那些劫匪应该已经跑远了。很难想象他们就窥伺在某个角落。有这样的武器傍身，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最多有一些选择障碍罢了。
他们能否被抓获，取决于安妮的辨识能力，是不是能至少认出一个劫匪来。接下来，就是老套路。凭着现有的方法，随着每天越来越多的案件堆积起来，三十分之一的概率可以迅速找到他们，百分之一的机会能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找到他们，千分之一的机会能突然有一天凭运气或者说凭奇迹找到他们。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事情已经完结了。今天抢劫案不少，如果没有立马找到作案者，作为专业劫匪，他们绝对有本事人间蒸发。
所以，卡米尔说想最好的方法就是在事情变得连勒冈都不能控制之前尽快停止这一切。在他手下，还是由他说了算的，没问题。对他撒点小谎，也没什么。但他是总督，如果这个案子脱了他的手，那就什么都做不了了。如果卡米尔跟他解释，勒冈会跟分局长米夏尔打声招呼，她会很乐意讨好一下她的领导。她基本上把以后说不定能用上的人情当作一种投资。一定要在佩莱拉法官开始操心之前把一切停下。
卡米尔为这种诱惑、愤怒、盲目而疯狂辩护，平时没有人会在他身上看到这些特质。
他为他的决定松了一口气。
停下一切。
让别人来负责找到那些劫匪，他的同事们都很厉害。他应该花时间陪伴安妮，安抚她，照顾她，这正是她现在最需要的。
何况，他比别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让我们来看看……”
卡米尔走近接待员。
“两件事，”她说，“治疗单您已经揣在口袋里了。在我看来，您漫不经心，但这里的管理可精心多了，您知道我的意思吧。”
卡米尔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单子，因为没有安妮的社保号码，治疗的行政手续没有完成。接待员指指角落一张污迹斑斑的海报，用玻璃胶粘在窗户上，已经撕碎了一半，她背诵着上面的口号：
“在医院，档案钥匙就是身份。他们甚至还安排我们接受相关培训，您想想这事儿多重要吧。唯一的缺点就是档案实在太多了，有上百万份。”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表示他理解，他必须回到安妮身边。他点点头，毕竟这些事情关他什么事儿呢……
“另外，”接待员又重新说道（她试图做一个挑衅的表情，那种魅惑的小女人的样子，完全失败），“至于那些违警罚单，”她问，“您能管管吗，还是我要求太多了？”
该死的职业。
卡米尔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是伸出了手。宿命啊。女孩说一会儿就好。她打开抽屉，至少四十张违警罚单，她微笑了一下，像是在炫耀什么战利品，咧着一口歪歪斜斜的牙齿。
“好吧，”她笑得一脸谄媚，“这会儿我得值夜班了……但也不是每天。”
“知道了。”卡米尔说。
该死的职业。
他的口袋已经塞不下那些违警罚单了，他把它们分了分，左边塞一点，右边塞一点。每次玻璃门打开时，外面的空气就会闯进来抽打卡米尔，但他还是清醒不过来。
卡米尔太累了。
“这两天没有预计的转院记录在案。”接待员姑娘在电话里说道。我不可能在停车场等个两天两夜。我已经等得够久了。
差不多晚上八点了。对于警察来说，这个时间出现在医院有点奇怪。他正准备出门，但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他看着那些玻璃门，一脸漠然。他随时都会离开这个地方。
时机到了。
我出发了，我会把车停在另一端，没有人在那里站岗，离入口很远，就靠着围墙，离紧急出口两步路的距离。如果运气好，我可以从这里逃出来。但我并不指望，因为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很在状态……
我悄悄从车里溜出来，重新穿过停车场，靠停着的车辆做掩护，很快到了紧急出口。
就是这条走廊。没有任何人。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背影，是那个小警察，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
他很快就会有别的东西要思考了，我会把他带去见上帝，不会拖太久的。
19:45
当他推开通往停车场的玻璃门时，卡米尔又想起警察局给他打的电话，突然意识到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安妮最亲近的人。很显然，这不是真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通知的是他，由他来通知其他人。
“什么其他人？”他问自己。他再琢磨也没用，他不认识安妮生命中的“其他人”。他遇到过她的几个同事，他想起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发掉了不少，两只疲惫的大眼睛，总是迈着不大不小的步子，看上去瑟瑟发抖。“一位同事……”安妮说。卡米尔思索着她的名字。莎拉，莎红……莎华，他想起来了。他们当时走在街上，她穿着一件蓝色大衣。她们互相默契地使了个眼色，微笑了一下。卡米尔觉得她很迷人。安妮转过头：“一个难缠的女人……”她笑着轻声说道。
他总是打安妮的手机。离开医院之前，他找着安妮的工作电话。已经晚上八点了，但还是要试试。一个女人的声音：
“威尔蒂格·施文戴尔，您好。我们的办公室……”
卡米尔感到一阵肾上腺素涌出。一瞬间，他相信这是安妮的声音。他崩溃了，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他和伊琳娜身上也发生过。她去世后一个月，他不小心打了他们家的电话，一下听到伊琳娜的声音：“您好，您正在拨打的是卡米尔和伊琳娜·范霍文家的电话。我们现在不在家，因为……”晴天霹雳，他开始啜泣。
留个言吧。他结结巴巴：我打电话给您是为了安妮·弗莱斯提尔的事，她住院了，她不能……（什么？）继续工作……不能那么快恢复工作。是一起意外……不是很严重。总之，如果（怎么办？），她会很快再打给你们的……如果她有力气的话。一个笨拙、冗长的报告。他挂了电话。
他一下子对自己又气又恼。
他转身，接待员看着他，像是在笑他。
20:00
终于到了二楼。
楼梯就在右边。所有人都喜欢坐电梯，从来没有人走楼梯。尤其是在医院，大家都想省点力气。
莫斯伯格配了四十五厘米的枪管，上面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灰尘。手枪式的枪柄，让它可以轻轻松松藏进雨披内侧的大口袋里。这让人走路姿势有点僵硬，像个机器人，看上去有点紧张。因为必须把枪紧紧贴住自己的大腿，没有别的办法，必须随时做好开枪或者逃跑的准备，或者开完枪，就逃跑。不管怎么做，关键是要快准狠，而且目标明确。
小警察下了楼，她一个人在房间里。如果他还没走远，那么在楼下，他就会听到上面的喧哗，他必须挣扎着回到楼上，不然就是严重失职。我对他的职业前景并不看好。
到了一楼。从走廊穿过大楼，到打对面的楼梯，上到二楼。
公共服务的优势在于，他们有太多的工作，没有人会注意你。在走廊里，那些悲恸的亲属，焦躁的朋友，都在踮着脚进出房间，像在教堂一样。医院给人一种威慑力，大家在走廊上遇到值班护士，也不敢上前搭话。
走廊空荡荡的，像一条林荫大道。
224房间在另一端，理想的位置，可以最大限度地休息。说到休息，我要去好好地帮她一把。
离房间只有几步之遥了。
必须小心翼翼地开门。一杆短柄猎枪突然对着医院走廊的地面来一枪，会立马就引起骚动，大家会瞬间愣住。门把手带着一种柔和的弧度，右脚进门，莫斯伯格从一只手到另一只，雨衣完全敞开。她躺在床上，我站在门口看到她的双脚，像是死人的脚，一动不动，像是被遗弃了一般。我轻轻往里凑近一些，看到了她整个身子……
妈的，这张脸！
我真是费了不少劲啊。
她侧着脑袋睡着，流着口水，眼皮像是羊皮水壶一般肿着，不再是那种让人看了就想引诱的女人。我只想到一个说法，“整个脑袋都变方了”。简直太准确、太形象生动了。她的脸简直成了一大块，像个鞋盒，可能是因为绷带的关系，但仅看皮肤的颜色就已经令人震慑。像是羊皮卷，又像牛皮纸，整个都肿了起来。一时半会儿她可能出不了院。
先待在门口不动，最重要的是，把枪拿出来摆好。
我也是有备而来的。
尽管大门对着走廊大开，她还是继续睡着。这样不受到欢迎，看来的确得移动一下了。通常情况下，那些重伤病人都有点像野兽，他们对事物有一种敏锐的感知力。她会醒过来的，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一种生物的自我保全本能。她的目光会落在这杆枪上，他们已经很熟了，她和这杆枪简直是老朋友了。
一旦她看到我们，这杆莫斯伯格和我，就会立刻被吓到。这是必然的。她会开始激动，在她的枕头上直挺挺地僵在那边，脑袋左右晃动。
她会开始扯开嗓门大叫。
正常情况下，鉴于她的下颌严重受伤，她应该没有办法很好地发音讲话。她能发出的全部叫喊，可能也不过就是“呜呼”，也可能是“嗯嗯”，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些声音。但因为说不清楚，可能她会喊得更响，声嘶力竭地喊，总能招来一些什么工作人员。如果真是这样，在事情变严重之前，做手势让她闭嘴，“嘘”，食指放在双唇前，“嘘”。她会拼了命地叫得更大声。嘘，这里是医院，妈的！
“先生？”
走廊上，就在我身后。
远远地，有个声音传来。
我不转身，保持直立，挺直腰板。
“您找谁？”
这里平时没有人管事，但一旦你带着一把猎枪出现，你的身后就会突然出现一位热心的工作人员。
我抬头看看房间号，像是发现自己犯了个错一样，护士已经靠近了我。我没有转身，而是结结巴巴地说：
“我搞错了……”
一切的关键在于，保持冷静。不论是你要搞一次抢劫，还是你要友好拜访下一位急诊室的病人，关键都是保持冷静。我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那张紧急疏散地图。必须找到楼梯，然后上一层楼，接着，就在左边。最好加快速度，因为如果现在就要转身，我就不得不抽出莫斯伯格，扣动扳机，帮助公立医院清理一位护士。说得好像公立医院人员饱和一样。所以要赶紧走。但首先，上膛。谁都说不清楚下一秒会怎样。
然而如果要上膛，必须把两只手都放在身前。这会造成一个特别的响声，这样的武器太重金属了，在医院走廊里，它的回声会让人非常不安。
“电梯在那边……”
就在武器发出声响的时候，那个声音也响起了，随即是令人焦虑的寂静。声音年轻，清脆，但有点困惑，像是飘在空中却突然被抓住了一般。
“先生！”
现在猎枪已经准备好投入使用，只要找准时机，掌握方法就好。重点是，背对着她。在雨衣的遮掩下，猎枪带来的僵硬让人以为是木腿。我走了三步，雨衣几乎要敞开了。有那么一瞬间，莫斯伯格的枪托有一点露在外面，时间非常短暂，就像一道阳光一下闪过玻璃碎片。几乎什么都没有，让人难以形容。当我们看过电影里的武器，我们很难相信刚才瞥见的就是武器。然而她还是看见了什么，她犹豫着这是不是武器，不，不可能，但毕竟，不管怎么说……
护士还没醒悟过来……
这位先生转了身，他低着头，说他搞错了。他裹紧雨衣，走向了楼梯……他没有下楼，而是上了楼。啊，不，他不是逃跑，不然他应该下楼。可是他浑身僵硬……好奇怪。不确定。这是什么？起初，它看起来像是一杆猎枪。这里？在医院？不可能。她不敢相信。她向走廊跑去……
“先生……先生？”
20:10
该离开了。作为一个带着任务的警察，卡米尔不能表现得像个普通的恋人。难道在安妮床边留宿一晚吗？他白天已经做了太多的傻事了。
就在这时，他的手机振动了：分局长米夏尔。他把手机塞回裤兜里，转向接待员，挥挥手表示再见。她眨眨眼作为回应，伸出食指，她请他再过来一下。卡米尔想要不要假装没理解，但他还是回去了，这主要是因为他太累了，没有力气抵抗。在违警罚单之后，她还想要什么？
“好了，你走了？你们警察局里睡得也不早啊……”
她应该是话里有话，因为她笑得露出一嘴的歪牙。卡米尔没时间听这些。他深深吐了口气，挤出一丝微笑，他也需要睡一会儿。他又走了三步：
“有一个电话，我觉得您会想知道……”
“什么时候？”
“刚刚……大概七点的时候。”还不等卡米尔问问题，“她的弟弟。”
纳唐。卡米尔从来没见过他，只在安妮的电话里听过几次他的声音，这是一个狂热的声音，急切，年轻，他们相差超过十五岁。安妮对他非常照顾，她也相当以此为荣。他是个研究员，研究的领域非常深奥，光电技术，纳米科技，差不多这些，这些东西卡米尔连个皮毛都不懂。
“作为弟弟，这人听上去不是特别友好。听到他的声音，我为自己是独生女感到庆幸。”
卡米尔的脑子里闪过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安妮住院了？
他立刻清醒了过来，赶紧向那扇小门冲去，推开，跑到接待处的另一边，这个问题不需要接待员回答。
“一个男人的声音然后……（奥菲利亚转动着她的大眼睛。）而且非常直接！弗莱斯提尔……好吧，听上去像弗莱斯提尔，你们是怎么拼写的？两个f？（她语气非常蛮横，令人不悦。）确切来说，她怎么了？医生，他们怎么说？（她模仿着他的粗鲁。）怎么会这样，你们不知道？（声音非常夸张，简直不堪入耳）……”
“有没有口音？”
接待员摇摇头说没有。卡米尔环顾四周。他会想到答案的。他知道，现在只需要等待神经系统的连接，只是几秒钟的问题……
“声音很年轻吗？”
她皱皱眉。
“不算那么年轻……我觉得，可能四十几岁吧。对我来说，他……”
卡米尔不再听下去了。他飞奔起来，一路上横冲直撞。
到了楼梯，他狠狠推开楼梯间的门，门在他身后吱吱呀呀地晃。他开始爬楼，用他的短腿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在爬。
20:15
“听到脚步声，男人上了楼。”护士说。她二十二岁，头发几乎剃光了，下唇打了个唇环，神色挑衅，但内心她并不是这样。她很脆弱、普通，她几乎太听话、太善良了，尽管看上去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接着，就听到门吱吱呀呀的声音，我站在那里琢磨着，犹豫着，他可能在任何地方，走廊，楼上，或者他又下了楼，或者他穿过神经外科病房，然后就在那里蹲点……
“我该怎么办呢？首先，我得确认，不能随随便便就拉响警报，我想说，既然我还不是很确定……”她回到护士办公室，“不，不可能的，怎么可能有人带着猎枪来医院呢。那这会是什么呢？是假肢吗？有些来访者带着长得像手臂一般的菖兰来探病，这是菖兰的季节吗？他说他搞错房间了。”
她有点自我怀疑。在学校，她选修过受虐妇女的护理课，她知道有时候有些丈夫会极度好斗，完全有可能把他们的妻子逼到医院还紧追不放。她踱了几步，对着224房间看了一眼。这个病人除了哭什么都不干，一直这样，每次进她房间，她都是在哭，她不住地用手指摸自己的脸，摸自己的唇廓，她说话都要用手背掩着嘴巴。她虽然站都站不稳，但还是两次被发现站在浴室镜子前。
“总是这样，”她说着离开了（因为这让她很焦虑），“这个男人，他到底能在他的雨衣下面藏什么呢？在那雨衣半敞开的一瞬间又像是扫帚柄……像是不锈钢材质或者金属材质的。还有什么东西能那么像一把猎枪呢？”她想到了拐杖。
她还在那儿沉思，走廊的另一端，警察出现了，那个小个子警察，他从下午就一直在那里——一米五都不到的个子，有点秃头，脸挺漂亮，但太严肃，从来不笑——他像个傻子一样狂奔，差点撞上她。他拼命推开房间门，匆匆忙忙，感觉他要立马跳到床上，他喊着：
“安妮，安妮……”
该让人如何理解这样的状况呢？他是警察，但是看到他这个样子，可能他是她丈夫吧。
那个病人受到了惊吓。她转动着脑袋，面对着一堆的问题，她举起手，示意“别叫唤了”。那个警察重复道：
“你怎么样？你怎么样？”
我必须让他安静一点。病人又重新垂下手臂，看着我。“还好……”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人？”警察问道，“有人进来吗？你看到他了吗？”
他声音很沉重，非常焦虑。他转身看着我。
“有人进来吗？”
说有似乎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说不……
“有人搞错了楼层，一位先生，他开了门……”
他没等听完回答，又转向病人，死死地盯着她。她摇摇头，看样子像是脑子一片空白。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她什么人都没看见。现在，她又躺回床上，被子一直拉到下巴。她又开始哭泣。显然，小警察问了太多问题，吓到了她。他太亢奋了，像个跳蚤。我打断了他。
“先生，您这是在医院！”
他示意说他知道了，但看得出他心里想着别的事情。
“另外，探访时间结束了。”
他起身：
“他是从哪里走的？”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又说：
“您刚刚说的那人，搞错楼层的那个，他从哪里走的？”
我一边给病人测脉搏一边回答说：
“楼梯，那里……”
可以说我现在是什么都不在乎了，我关心的只是我的病人，嫉妒的丈夫可不是我要管的事情。
不等我说完他就像只兔子一般跑了。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脚步声，在门口加快了步伐，我听到他在爬楼，不知道是上楼还是下楼。
猎枪这个事儿，是我在做梦吗？
粗糙的混凝土楼梯发出的回响让人感觉置身教堂。卡米尔抓住楼梯栏杆，飞跑了几个台阶后停了下来。
不，如果是他，他也会上楼。
返回去。这不是标准的台阶，它们至少每个要比正常台阶高个半米，走十个台阶你就累得够呛，二十个你就精疲力竭了。尤其是对卡米尔的短腿来说。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到了楼上，犹豫了一下。“如果是我，会不会再上去一层？会？不会？”他集中精力，“不，我会从这里出去，从楼梯口。”在走廊上，卡米尔撞上一个医生，医生立刻大喊：
“这是干什么呢！”
乍看起来，看不出他的年龄。熨烫过的衬衫（虽然还是看得出一些褶皱），一头白发。他停了下来，两个拳头揣在兜里，看起来是被这个极度亢奋的家伙吓到了……
“您遇到了什么人吗？”卡米尔大喊。
医生吸了口气，摆出一副尊贵的样子，准备离开。
“一个男人，妈的！”卡米尔吼道，“您看到过什么男人吗？”
“没有……呃……”
卡米尔不想继续盘问了。他转身打开门，力气大得像是要把门给卸了一样，回到楼梯，然后是走廊，先往右，再往左，气喘吁吁，哪里都没有人。他又回头跑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像是在对他说（可能是疲惫）他走错路了。一旦你这么暗示自己，就会放慢步伐。另外，他也不可能再加速了：卡米尔已经跑出了走廊，是一个直角，他面前是一堵墙，上面有一个配电柜，两米高的门上有个标志写着“生命危险”。感谢提醒。
伟大的艺术，关键在于捷足先登，然后全身而退。
这是最难的，因为它需要力量、凝聚力、警惕性、清醒，总之很少能汇聚在同一个男人身上。对于抢劫来说，也差不多，因为总是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最有可能变成一团熊熊烈火。很多劫匪起初总是怀着和平的决心，可一旦遇上抵抗，如果性子比较暴躁，就会忍不住用12号口径枪杆扫射群众，让那些本来只应该稍稍流一些血的人血流成河。
但是前路已经畅通无阻了。除了一个医生杵在楼梯那儿，让人好奇他在那儿干什么。我避开了，没有人看到我。
我从一楼快速离开。人在这里，再急也没用，医院可不是让人练习跑步的地方，所以如果你走得太快，人们就会盯上你，但我已经出来了，在任何人有机会做出行动之前。何况，对什么做出行动呢？
停车场就在右边。冷空气让我感觉舒服。我的雨衣下面直直地藏着一杆莫斯伯格，我不想现在就把那些急诊室的病人吓坏，他们的情况已经够糟糕的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这里的氛围还是相当宁静的。
相反，楼上应该就炸开锅了。那个小矮子应该已经感觉到了氛围异常，像个土拨鼠一样脸朝天，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个小护士，她应该不是很确定。一杆猎枪……还有呢？
同事会跟她说，开什么玩笑，一杆猎枪？你确定那不是一个炮筒吗？
继续开玩笑，你值班时是喝了什么酒？抽了什么烟？
另一个说，你还是应该把这件事告诉……
这一切，远比我需要的时间多，我只要穿过停车场，找到我的车，上车，安安静静地发动，从汽车道离开医院，三分钟后我就在街上了。我向右转，等着红灯。
在这个地方，有扇窗户可以射击。
没有的话，那就是下一个路口。
只要你下定决心好好寻找……
卡米尔觉得很受挫，但他还是加快了步伐。
他选择了电梯，这一次他想省点气力。终于一个人了，他用拳头敲击着隔板。他满足地做了一个深呼吸。
挤进接待大厅，他更加确信了自己对当时现场情况的分析。等候大厅人满为患，病人、工作人员、救护车进进出出，右手边的走廊通往安全出口，另一条左手边的走廊通向停车场。
除此以外应该还有六七个出口可以逃离大楼而不被发现。
问谁？找什么证词？谁的证词？等到把人手配齐，三分之二的病人已经换了一遍了。
他真想给自己几个耳光。
他还是上了楼，来到护士办公室门口。那个嘴唇肥厚的女人佛罗伦丝，正凑近了在看一本登记簿。她同事看到一个人？不，她不清楚，她头也不抬地回答。但在卡米尔的坚持下，她说：“我们手头的工作太多了。”
“何况，她应该就在附近吧……”
她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已经离开了。他在走廊里走了上百步，一有房间门打开他就探头张望，巴不得把女厕所都检查一遍，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但所幸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女孩出现了。
她有点被惹恼的样子，用手扶着她的光头。卡米尔在脑海中描绘她的样子，他总是这样，这个光头造型让她的脸显得脆弱至极，旁人可能会觉得她多愁善感，但事实上并不是，她其实相当坚强。她的第一个回答就证实了这一点。她一边回答一边踱着步子，卡米尔不得不跟着她跑来跑去：
“那位先生搞错了房间，他还为此道了歉。”
“您记得他的声音吗？”
“记不太清，我只听到他在道歉……”
但为了获得必需的信息来救他所爱的女人，就这样在医院走廊上跟着一个姑娘跑来跑去，卡米尔觉得自己快爆发了。他抓住姑娘的手臂，她不得不停了下来，往下看，和卡米尔四目相对，一下被他眼中的坚定震慑了，尤其当他用一种冷静、深沉，却透着某种暴风雨般激烈的声音对她说：
“我希望您集中精力……”
卡米尔看了一眼她的胸牌：“辛西娅小姐。”她父母一定看多了电视连续剧。
“请您集中精力，辛西娅。因为我真的太需要知道……”
她开口：“那个男人在开着的门前转过身，低着头，说可能是他搞错了，但他穿着一件雨披，走路姿势看起来有点僵硬，但也看不出雨披下到底藏了什么……然后他走了楼梯。如果他要逃跑，他应该往楼下走，但他上了楼。这是证据吗？”
卡米尔吸了口气，说：“是的，当然，这就是证据。”
21:30
“她会到的……”
保安部的负责人不喜欢这样。首先，现在已经很晚了，他得重新换衣服。另外，今天晚上还有一场球赛。这是个退役宪兵，神色高傲，肚子很大，连脖子都快没了，性情暴躁，吃牛肉长大的。想查看摄像机的工作必须有许可证，需要法官签字，正式签字。
“电话里，您跟我说过您是有这个签字的……”
“不，”卡米尔确定地说，“我跟您说的是，我会有的。”
“我可不是这样理解的。”
真够倔的。照平常，卡米尔会和他协商，但这一次，他既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有时间折回去办这个签字。
“您理解的是什么？”他问道。
“好吧，我以为您有嘱……”
“没有，”卡米尔打断他，“我不跟您谈什么嘱托信，我在跟您说一个家伙进了你们的医院，还带着一杆猎枪。您在想什么？他潜入了二楼，想杀死你们的一位病人，您听不懂吗？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什么人，他可能还会对着人群开枪，您不理解吗？而且，如果他回来拿机枪扫射，您将是第一个被牵涉进去的！”
不管怎么说，急诊室入口处都是摄像机，不太可能有什么男人，如果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的话。他也不至于愚蠢到从门口潜入，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
另外，在他可能在医院的时间，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卡米尔又确认了一下。保安部负责人双脚来回踱步，喘着粗气，以表示他的不耐烦。卡米尔凑近屏幕，救护车来来往往，还有医疗急救车；一些病人进进出出，受伤的，没有受伤的，走着，或者跑着。没有什么特殊的可以给卡米尔帮助。
他起身离开，又折回，按了按钮，弹出光碟，然后离开。
“您当我是傻瓜吗？”负责人声嘶力竭地吼道，“还有违警通知书？”
卡米尔做了个手势：之后再说吧。
他已经回到了停车场。“如果是我的话，”他环顾四周自言自语，“我就从边上安全出口走。”他不得不戴上他的眼镜凑近那扇门仔细观察。没有撬锁的痕迹。
“如果您要在外面吸烟，谁来替您值班？”
这个问题不得不问。卡米尔回到接待处，他走到大厅尽头，碰巧，就在左边，他发现一条直通安全出口的走廊。
奥菲利亚一笑，露出一排黄牙。
“我们现在请产假都没有人来替班，他们更不会找人来替我们这些想要‘癌症休息’的班！”
那个男人，到底有没有来过？
他回到车里，收到一条消息。
“我是米夏尔（掷地有声的口吻）！不论什么时候，给我回个电话告诉我您的进展。还有，无论如何，明天一大早您第一时间交报告，别忘了。”
卡米尔觉得特别孤独。孤立无援。
23:00
医院的夜不同于一般，即便是安静中都悬着几丝诡秘。在这儿，急诊室的走廊里有来来往往的担架，有忽远忽近的呼喊，还有尖叫声、急匆匆的脚步声和铃声。
安妮终于睡着了，但她睡得很浅，梦里都是枪声、血迹。她感觉她的手下还是莫尼尔长廊的水泥地，还有那雨点似的玻璃碴极度真实地砸在她身上，两侧的玻璃窗纷纷砸落下来，她身后是一阵阵爆炸声。她喘着粗气，带着唇环的小护士犹豫着要不要喊醒她。其实她根本用不着叫她，因为当“电影”结束时，安妮总会突然惊醒，僵直着身子尖叫。在她眼前，男人拉下自己遮脸的风帽，接着是他的大枪托，准备砸向她的颧骨。
在她的睡梦中，安妮用指尖碰了碰自己的脸，摸着那些针结，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牙龈。断裂的牙齿，就像残垣断壁一般。
他想杀了她。
他一定会回来的。他要杀了她。
乔托·迪·邦多纳（giottodibondone，约1267年—1337年1月8日），意大利画家与建筑师，被认为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开创者，被誉为“欧洲绘画之父”“西方绘画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