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一，早上九点，宇野宽治又被带出拘留所，押往东京地方检察院。这是他被捕以来第二次接受检方的审讯，那位成本检察官让他很头痛，此人总是面无表情，喜怒不形于色，那副厚厚的眼镜也令人厌恶。宽治觉得成本检察官和大场警官不一样，好像是两个世界里的人。
头一个小时，检察官给他念了警方关于南千住町前钟表商被盗案的侦查记录，又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处理完这些，检察官立即放下笔，问道：“对了，听说你患有记忆障碍，去医院看过吗？”
“没去过。”
“那你是怎么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
“在北海道少管所的时候，有个职员让我做了个问答测试，还让我回答了好些问题，然后他说：‘你小时候的很多记忆好像丢失了，大概是得了记忆障碍症’。”
“那么，跟监狱里的法务官谈过吗？”
“详细的情况，我也不太懂。”
“小时候的事还记得吗？”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
“有时候脑袋里像是有一团雾，分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实的。”
“像在做梦的时候，都是些什么事？”
“讨厌的事。”
“看来这团雾还不错嘛，挡住的都是坏事。”
“虽然是这样，可这由不得我……”
“宇野，虽然你被逮捕的罪名是入室盗窃，但是在小吉夫绑架案和新宿舞娘被杀案中，你都是嫌疑人，知道吗？”
“嗯，知道。”
“不打算交代吗？”
“不是不打算交代，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律师教你的？只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能蒙混过关？”
“嗯，是的。他跟我说：‘你是因为别的案子被逮捕的，所以除了入室盗窃的事，其他什么也别说。’”
“一直不说对你自己不利呀，我们有的是证据！”
“嗯，我跟律师先生也说过，一直闷着不说话，我可受不了。五分钟、十分钟还好，要是一两个小时都不说话，根本办不到。近田先生显得很为难，说：‘那你就直接告诉他们，你是傻子。’”
“这对你太失礼了吧？”成本检察官皱了皱眉头。
“可我就是傻子啊，没办法。”
“别贬低自己，其实你很聪明，每次作案都知道擦掉指纹。”检察官一边说一边直盯着宽治。
宽治默默地低下了头。
“宇野，听说警察待你还不错，可惜我们检察官不是这样的。我们每天要审讯很多嫌疑人，然后决定要不要起诉他们。我不是你一个人的专属审讯官，明白吗？”
“嗯，明白。”
地检的等候室里时常挤满了戴手铐的嫌疑人。不难想象，检察官不可能把时间都耗费在一个人身上。
“那我就开门见山地问了。宇野，是你绑架了小吉夫吗？”
“不是。”
“是你杀了喜纳里子吗？”
“不是。”
“好，现在总算摸清你的心思了，看来我们打交道的时间还长着呢。再延长十天的拘留期是肯定的，而且以后说不定会更长。”成本检察官在纸上写明再次逮捕和延长拘留期的流程。
宽治默默地点点头，但其实什么都不明白。
成本检察官的审讯一直持续到午后，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喜纳里子被杀一案上。宽治交代了他们离开向岛公寓后的行动轨迹，成本只是静静地听着，他还问宽治，逃亡途中是否去过热海？宽治立即否认，说自己没有去过。成本听了，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反应，只是抬眼瞥了宽治一眼。
宽治完全习惯了审讯，心里充满了对自己“每天都有进步”的满足感，丝毫不觉得恐惧。
下午，他又被带回浅草警署，接受大场的审讯。大场担任他的审讯官已经有一个星期，完全消除了他的紧张感。作为审讯助手的落合警官对他也很友善。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天都能和人聊天了呢？当渔夫的时候，宽治常常独自一人待在番屋里；在札幌的工厂上班时，无论是在车间还是宿舍，人人都把他当傻子，所以他总是一个人待着。原来，与人闲谈竟是如此愉快。自从来到东京，宽治明显话多起来。
“宇野，今天上头有命令，要问问和案子有关的事。所以，我们先不聊偷东西的事。你也配合一下。”大场抽着烟对他说。宽治照例伸手从落合手中接过一支喜力，自己点上抽了起来。
“你在十月上旬就离开喜纳里子在向岛的那间公寓了吧？之后去了哪里？”
“在浅草和上野一带找地方住，到处闲逛呗。”
“不对啊，那阵子，警察把台东区和荒川区的旅馆搜查了个底朝天，怎么没发现你？”
“是吗？不过我确实住在那边。”
“就算只记得名字也行，能不能告诉我是哪家旅馆？”
“我忘了，那些旅馆的名字都差不多。”
“大概的位置总记得吧？这是地图，你在上面画个圈就行。”说着，大场把一张地图摊在桌子上。
“我不是东京人，看地图也看不明白。”宽治找借口拒绝。
“别这么说嘛！你如果是清白的，提供不在场证明很重要。”
“可是我记不得了呀！”
“喜纳里子去了哪里？你不是说离开公寓后你俩就分开了吗？”
“嗯，分开了。”
“我告诉你，喜纳里子藏在吉原一家老印刷厂里，你不知道？”
“不知道。”宽治摇了摇头。
“后来她去了热海，从十月十一日星期五待到十四日星期一。这段日子你在哪里？”
“不记得了。”
“你小子说的都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