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犯罪意图这个概念有着充分的了解，知道它在刑事案件的审判中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尽管我妈妈是一个专攻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律师，但是她还留着律师资格考试用书的刑法分册。有关犯罪意图的那一章，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在十四岁时读了一遍，十五岁时又读了一遍，在经历了这段痛苦的经历之后，十六岁的我又把那一章读了一遍。我很喜欢看《法律与秩序》的电视系列节目以及真实的犯罪纪录片。我希望冷血医生被判死刑，至少也要是没有假释的无期徒刑。为此，我必须确保各位陪审员对他的犯罪意图毫不怀疑。在那几个罪犯中，冷血医生是唯一一个受到法庭审判的。当初掳走我的绑匪已经死了，我对他实施了有三重保障的复仇计划。那个诊所前台的护士认罪了。废话夫妇也认罪了。布拉德呢？布拉德另有内情，容后再谈。
假如你是一位法学学者，那么读到这里，你会感到不解，为何不在联邦地区法院中对冷血医生进行审判，而是由印第安纳州的州法院来获得这场战斗的战利品？其实，我也不了解个中细节，但是刘、联邦调查局和印第安纳州三方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认为印第安纳州最有可能把这些罪犯丢进无底深渊，因此决定把地狱大门的金钥匙交给印第安纳州。
随着审判的日子临近，冷血医生渐渐露出了邪恶的嘴脸：他既不肯接受公诉方提出的免诉认罪提议，也不愿像布拉德一样乖乖接受无期监禁的折磨，因此，他就成了这群罪犯中唯一一个要求由同胞组成的陪审团来进行审判的人。什么同胞？我忍不住想。他这样的人还能有同胞？他杀了多萝西。他本来可以救她的。他根本就不是人。他甚至都不配做动物。他是一个极其卑劣的存在。不，他什么都不是！哪儿来的同胞？
他们坚决制止我前往收押冷血医生的监狱与他见面，因此我只能全力以赴地研究他的定罪问题。可以轻易证实，这桩阴谋涉及绑架和谋杀，两项都是重罪，加上在这个过程中有受害人死亡，因此他是可以被定为死罪的。到此为止，一切顺利。在实施一项重罪的过程中，如有受害人死亡，则所有同谋都与这起谋杀脱不了干系，不过他们会申辩说自己没有直接造成死亡，想要以此脱罪。所谓直接造成死亡，就是像我一样，让那个绑匪一头跌进床垫水池里被溺亡加电死，或者是像那些罪犯一样，故意让一个怀孕的少女和她肚子里的胎儿面临不可避免的死亡。
不出所料，冷血医生辩称，多萝西的死与他的罪行无关，即便他不犯下重罪，多萝西也还是会死的。他这是在做垂死挣扎，就像在大海中溺水的老鼠一样，不顾一切地抓住任何一块漂浮的木板碎片。我绝不会让冷血医生的目的得逞的，因此我精心准备了自己的证词。
法庭的真实样子，其实跟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非常相似。我出庭做证的那个法庭没有窗户，四面墙壁上都镶嵌着八英尺高的黑色木板。观众席约有十排，都是长长的条凳，供旁观者、相关人员的家人、庭审爱好者、新闻记者和素描画家落座。穿过观众席，前面有一道跟臀部差不多高的转门，这道门里面有几张大桌子，左边的是起诉方的位置，右边的则留给被告方的浑蛋。正前方那个高高在上的椅子属于法官，证人出席时坐在旁边，而法官面前的位置是法庭书记官的。
在我重获自由后，又过了六个月，便到了对冷血医生进行审判的日子，这其实已经算进展神速了。我在这段时间内生完了孩子，瘦回了孕前的体形。在作为主要证人被传唤的那一天，我坐在法庭外的木椅子上，那种椅子有两个按臀部形状陷下去的凹痕。我摇晃着双脚，脚上穿着时髦的玛丽·珍皮鞋。公诉人本来打算让我穿成一个邋里邋遢、可怜兮兮的难民，以此来博取陪审团的同情心，但是妈妈坚决不同意。她说，这种外表会引起“逆向偏差”或“逆向歧视”，是“懒惰申诉”的表现。大家尽可放心，我妈妈深谙诉讼之道，对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她心里全都有数。她可是所有人都梦寐以求的最佳辩护律师。
我身上穿着简约的盖肩袖连衣裙，自臀部的接缝处起，延伸出两道笔直的裙褶。这条裙子跟皮鞋一样都是黑色，搭配得恰到好处。当然，这条裙子是有内衬的。当然，它是产自意大利的。买它花了不少钱。妈妈还把她最好的一副巨钻耳钉借给了我，这也是她允许我带着出庭的唯一珠宝。其实，她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先前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公诉人想让我戴一串天真无邪的珍珠项链出庭。
“珍珠？珍珠？我的天哪，珍珠只适合那些女生联谊会的无趣小妞和无人重视的家庭主妇。珍珠可配不上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比那些人强多了。”后来，妈妈告诉我，那些水性杨花的蠢女人也会戴珍珠，她们不懂时尚，以为珍珠就是美丽的标志，因为“奥黛丽·赫本在《蒂凡尼的早餐》里戴了珍珠”。她用鼻子哼了一声，继续说道：“但是，电影是电影，再说了，那可是奥黛丽·赫本。这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戴珍珠也得体的特例。”
于是，当他们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出庭时，我正坐在法庭的木椅子上，身上穿着昂贵的黑裙子，没有戴珍珠，看起来像是要去参加葬礼一样，但是在低调中却又流露出奢华。当我走进法庭时，废话夫人与我擦肩而过，她刚从被告席上下来，正由警卫护送离开法庭。公诉方跟她做了一笔交易，让她指证冷血医生来戴罪立功。尽管她已经被收押在州立监狱服刑了，但公诉方还是让她穿得跟平常一样，并且进出法庭都不戴手铐。我妈妈和几位公诉人都不想让陪审团从视觉上觉得废话夫人是个罪犯。他们相信冷血医生的“同胞”自有判断。
因此，当废话夫人跟我擦肩而过时，她的模样在这间乡下法庭里显得十分突出。她穿着一件粉红色的丝绸衬衣、一条黑色羊绒裙、短袜、黑色漆革高跟鞋，当然，还有珍珠。又大又圆的昂贵珍珠。为了出庭，她把头发精心梳理过了，脸上浓妆艳抹，仿佛要去参加节日盛会一样。她还不到三十岁，非常年轻，尽管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但是她长得很漂亮，浓密的栗色长发绾成了发髻，衬托出她那高高的颧骨。她的指甲完美无瑕，涂成了深红色，手上戴的钻石婚戒差不多有十二克拉。她神情冷漠，后背挺得僵直，鼻子高高翘起，昂首阔步地从我身边走过，还冷笑着俯视了我一眼，像是要把我从她那衬着垫肩的肩头拂去一样。
我看到妈妈坐在公诉人身后，本想冲她眨眨眼，不过还是忍住了。她早就预料到废话夫人会这么做，因此特意安排了我进来的时机，故意让我跟她擦肩而过。我和妈妈同时向陪审团望去。我发现，陪审员们显然也注意到了废话夫人对我表现出的傲慢。一个身着橘红色毛衣、外表整洁的男人用口型无声地说了一句“可恶”，然后便低头在自己的陪审员笔记本上草草地写了些什么。
操纵这些微妙的细节、预测别人的性格和行为、化零为整地形成策略，这就是出庭律师的游戏，他们完全不亚于精通舞台戏剧的大师，身兼制作人和主角。在亲身经历了这次庭审之后，我差点儿就打算投身法律行业了，不过，要在这种被称作法庭的没有窗户的棺材里度过余生，实在是太可怕了！
你已经知道了我跟冷血医生的所有交集。我在前面告诉过你，他总共来过三次：一次是他自己来的，当时他没有说话，我发现他的手指冰凉；还有一次是跟废话先生一起来的，总共待了一分钟，也没说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最后一次，他当着废话夫妇的面，用做b超的棒子侵犯了我，还提到绑架我的人叫“罗纳德”。仅此而已。我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没有给多萝西及时治疗，因此导致了她的死亡。我们在苹果树学校诱捕他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在被逮捕的那天，他喝醉了酒，衣衫不整，大腹便便。当时，他穿着一件浅棕色的衬衣，腋下满是汗渍，外面套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背心。他下身穿着一条棕色的灯芯绒裤子，一身都是棕色的，看上去就像是一截木头。当洛拉给他戴上手铐时，我注意到他的裤子拉链还没有拉上。当我对他说“将军”时，他朝我扭过头来，于是我便直直地看向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接着，他打了个嗝儿。
但是，六个月过去了，我来到编号为2a的法庭，穿过那扇转门，迈着轻快的步子朝证人席走去，这时我发现了一个脱胎换骨的男人。被告辩护律师给了他一套细条纹的西服、一件白色衬衣，还有一条颇为雅致的红色领带。他打扮成这样，倒像是个政客或者银行家了。他的脸上十分光滑，头发梳得很整齐，还打了发胶，看上去就像“超人”的发型一样。坦白说，假如我不知道他是个恶魔，假如我放任体内的女性荷尔蒙肆意猖獗的话，那么我说不定还会迷恋上他呢。不过，我把脸朝他转了过去，趁着左边的陪审员看不到，冲他快速地眨了眨眼，挑了一下眉毛，我要让他知道，好戏开场了。
他僵住了，开始深呼吸，驼着背缩成了一团，肩膀都快碰到耳朵了，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满月吓到的猫。
再重复一遍，冷血医生的辩护立场是：多萝西的死与他的罪行无关，即便他不犯下重罪，多萝西还是会死。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妈妈把有关案件审理的一切进展都事无巨细地告诉了我。
我坐在证人席上，对和蔼但严厉的法官罗森女士点头示意，她坐在法官席上，位置比我要高。我手持《圣经》发誓，然后回答了一些有关个人基础信息的问题，诸如我叫什么名字、我住在哪里等，然后指认冷血医生就是负责在我被囚期间给我做身体检查的人，并且补充说明了一些公诉人需要的事实。
我垂下眼睛，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抽了抽鼻子，我发现这样能刺激泪水流出来。当眼睛变得足够湿润时，我抬头望向陪审团里一位满怀同情的奶奶，然后便开始描述冷血医生曾有两次对囚禁我的人说道：“如果把多萝西送到医院，她倒是能痊愈。不过，谁在乎她是好是坏呢！反正只要她一生下孩子，我们就把她丢到矿井里去。”我还给这个谎言润色，补充说他每次讲这番话时，都咯咯地笑了，就像动画片里的坏蛋一样。然后，我继续添油加醋，说他还这样讲过：“我们就这么等着吧。说不定她能恢复健康，顺利产下孩子，那样我们就有两个婴儿可以卖了。否则，我们就照原计划，把多萝西母子俩都扔到矿井里去。我们显然不能送她去医院。如果她的身体继续变差，那就干脆别给她吃饭了。”
冷血医生打断了我的证词，大喊道：“那不是真的！那全都不是真的！”
我默默地缩在椅子上，假装很害怕的样子。我咬着下嘴唇，睁大眼睛望向法官席，企求善良的法官保护我。啪嗒，鳄鱼的眼泪掉了下来。
“法官大人，是真的！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哭喊道。
“先生，请你坐下，保持安静！”法官怒吼道，“如果再大声喧哗一次，我就视你为蔑视法庭。明白了吗？”
一片寂静。
“明白了吗！”
“是的，女士，是的，法官大人。”冷血医生边说边垂头丧气地坐了回去。
但是，紧接着，被告辩护律师突然站了起来，被告席的桌子就像在表演打地鼠的游戏一样。冷血医生弹起来，然后坐下，接着辩护律师弹起来，又坐下。看到这幅逗趣的画面，我不得不使劲吸着腮帮子，把视线转移到天花板上，死死地盯着一块水渍，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出来的冲动。同时，我又用那种特殊的方式吸了吸鼻子，好让眼泪继续涌出，顺着我那漂亮的小脸淌了下来。
“对不起，法官大人，我方不会再打断证人发言了。”
妈妈告诉过我，这种情况会发生的。她说，我在证人席上说什么都行，因为辩护律师是不愿当着陪审团的面说我撒谎的。辩护律师最多只会质疑我准确回忆细节和事件的能力，但他们绝不会说我撒谎。妈妈事先并不知道我真的要撒谎。我不想让她承受这种心理负担。我自己一个人就能应付得来。
虽然如此，我还是捕捉到了她怀疑的目光，不过，当我泪光满面地向法官辩称证词的真实性时，妈妈的表情又变成了得意的笑容。妈妈知道我并不是真的在哭，而且虽然她已经听我讲了无数次被囚期间的事情，但我故意用模糊的说法把其中一些细节粗略带过，我说我听到冷血医生说了一些话，但我可从来没告诉妈妈，他具体都说了什么。我打算保留一些余地，根据公诉方的需要来判断我的故事要如何进展。因此，以妈妈所了解的程度，她也只能有所怀疑，并不能确定我究竟有没有说谎。
大家都坐回了原位，罗森法官对公诉人大声说：“好了，继续吧。继续。到合适的时候再休庭。”她转向我，说道：“你还好吗？可以继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