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头低低地垂在胸前，尽可能地用最温顺、最忧郁的声音说道：“请等一下。我总是失眠，整夜睡不着觉，不知道这样下去身体会不会出问题……我是想，如果能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或者读读书，甚至画个画——只要一支铅笔和几张纸就好，如果能那样，我觉得说不定会……有所好转？”
我身体紧绷，做好了心理准备，这番傲慢无礼的要求很可能会引来他的粗鲁谩骂甚至暴力殴打。
他俯视了我一阵，然后咕哝着离开了房间，完全没有理会我的请求。
大约45分钟后，地板传来熟悉的“嘎吱”声。我知道他回来了，跟往常一样来收走剩下的餐具。但是，门一打开，我就看到他抱着一台19寸的老电视机，上面还摞着一台长约12英寸的旧收音机，左臂下则夹着一沓纸和一个儿童用的长条塑料笔袋。笔袋是粉红色的，印着两匹小马，正是那种上学第一天买了、不到一周就会被弄丢的普通笔袋。我差点儿以为自己住在学校宿舍。即便真是如此，这里也是间废弃的校舍，只有我一个人。
“别他妈的再要其他东西了。”说完，他就把托盘从我的床上一把拿起来，空碟、空杯东倒西歪，发出一阵“丁零当啷”的声音。他“砰”的一声甩上门走了。烦人的噪声也跟他一起走远，最后消失了。
我拉开粉色笔袋上的拉链，没抱多大希望，以为里面不过只有一截钝铅笔罢了。
天哪，不会吧！里面不仅有两支崭新的铅笔，还有一把12英寸长的尺子和一个卷笔刀！黑色的卷笔刀侧面印着数字“15”。这件东西太宝贵了，尤其是上面的刀片，我马上就把它列入了装备清单，编号15。第15号装备登场时，它自己身上刚好印着编号。我微微一笑，产生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觉得这个卷笔刀是自主加入复仇大计的，就像一个响应召唤前来报到的战士。因此，我决定要用“15”作为逃脱计划的代号，至少也得是代号的一部分。
为了让绑匪体会到我对他的感激，我插上第14号装备电视机，假装看了起来。我当然毫不在乎他的感受，但我们得利用类似的策略来蒙蔽敌人，让他们放松大意，感觉不到潜藏的危险，然后在时机成熟时，立刻拉动机关、打开陷阱，迅速地给他们致命一击。不过，或许也不必那么迅速，说不定死亡来得慢一些更好。我不能让他死得痛快，得让他受点儿折磨。我拆开铁桶，把提手锋利的一端当作螺丝刀来用。
那天晚上，我是全世界最清醒的人。黎明时分，就连月亮也疲惫地褪去了光晕，露出惨白的一面，而我一直精神振奋，从第4天傍晚开始工作了整整一夜。
第5天，他又用那个讨厌的瓷碟子来送早饭了，但根本没有注意到囚室内的细微变化。午饭时，他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儿水，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意。
“好。”
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一无所知，丝毫没有察觉我已经开始实施自己的复仇大计了。
***
我不在乎当时的新闻都是怎么说的，反正我没有离家出走。这还用说吗，我干吗要离家出走呢？没错，他们是大发雷霆，快要气疯了，但他们最终还是会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的。毕竟他们是我的父母，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
“可你成绩一向那么好，还是荣誉学生，难道就不上学了？”当时，父亲这样问我。
在诊所里，得知我已经把自己的身体状况隐瞒了七个月，对他们来说，简直难以置信。
妈妈问产科医生：“她怀孕七个月了？这怎么可能？”尽管她不愿相信，但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她清楚地看到了我身体的变化。
其实，我绝不只是“胖了一点儿”，乳房也变得肿胀，肚子更是又大又圆。我怀孕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了，妈妈不禁对自己自欺欺人的想法感到难堪，她垂下头啜泣了起来。爸爸把瘦长的手放在她的背上，有些慌张，不知该如何安慰这个几乎从不落泪的女强人。医生看着我，抿了抿嘴表示安慰，然后换了个话题，谈接下来的安排：“下周她还得来一趟，需要做一些检查。你们离开的时候，请到前台预约一下时间。”
假如我当时能未卜先知，一定会更加留心，察觉到可疑之处。但是，我过于沉浸在爸妈的失望中，没有注意到前台护士的目光中闪烁着表里不一的奸诈，也没有注意到她那和善的外表下暗藏着的祸心。但我现在想起来了，当时我把这些信息下意识地记在了脑海中。那个护士的头发颜色很浅，近乎白色，紧紧地绾成一个发髻，她的眼睛碧绿，脸蛋用胭脂扑成了粉红色，当我们走近时，她只问候了我的妈妈。
“医生说要什么时候见她？”护士问道。
“他说下周。”妈妈答道。
爸爸在妈妈身后徘徊，他把头向前探着，腿跟妈妈的腿前后重叠，他们俩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双头龙。
妈妈心不在焉地用一只手摆弄着钱包，另一只手则垂在身侧，不停地张开、握住、张开、握住，仿佛攥着一个看不见的弹力减压球。此时，护士正低头查看预约簿。
“下周二下午两点怎么样？哦，等等，她那个时间还在学校上课，对吗？她上的是远大高中吧？”
妈妈很讨厌闲聊。通常，她都直接地无视那种跟谈话主题不相干的发问，对此嗤之以鼻。面对护士提出的这种不必要的问题，她一般会犀利地反问道：“她上哪个高中跟预约时间有关系吗？”对于浪费她时间的蠢人蠢事，妈妈总会很不耐烦。脾气暴躁、注重效率、严谨挑剔、井井有条、骄傲自信，这都是她的特点，而她的职业正是一名辩护律师。不过，那天她只是一位焦虑的母亲，于是她一边在包里摸索着日程本，一边草草地回答了护士的问题。
“对，对。远大高中。三点半行吗？”
“没问题。那我就把她安排在下周二下午三点半。”
“谢谢。”妈妈忍耐着听完了她的话，然后立刻拽着我和爸爸走出了诊所。那个护士一直目送着我们，我也回望着她。当时，我以为她只是为了能在茶余饭后的闲聊八卦中有更多谈资，所以才会对一个来自“显赫家庭”的“不幸”怀孕少女感兴趣。
她一定从就医记录中得到了我的地址，而且还通过对话知道我上的不是私立学校，这就意味着她猜到我是住在公立学校附近的学区，从而可以推断出我是步行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条树木繁茂的乡间小路。于是，我就像一只送到嘴边的羔羊，成了这次狩猎最完美的猎物。她翘着鹰钩鼻，一边用眼睛斜视我，一边冷酷地算计着，在我们离开诊所的那一刻，她说不定已经想好了计划。也许是我的记忆出了差错，也许是我的臆想，但在回忆中，我仿佛看到她拿起电话，用手掩着粉红色的嘴唇窃窃私语，同时，她的绿眼睛片刻都没有挪开目光，一直跟我保持对视。
最近三个月，妈妈一直都在外地，她去纽约南区参加一个案子的庭审了，否则她肯定能早些发现我身体的变化。在此期间，她周末回了一趟家，但我以“跟朋友去佛蒙特州滑雪”为由，有意避开了她。爸爸还坐火车去看了她一次，而我则独自留在家中，爸爸很放心，以为我是在地下室里乖乖地写作业、做实验。
毋庸置疑，妈妈当然是爱我们的。不过，我和爸爸都知道，一旦她开启了“庭审模式”，我们就最好不要打扰她了。当妈妈处于这种“战争状态”时，她会心无旁骛，眼里只有胜利赢得审判这一个主题，而99.8%的时候她都做到了，胜率惊人。被告企业对她钟爱有加，原告方则对她恨之入骨。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贸易委员会和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部门都称她是“魔鬼的化身”。媒体通常也对她恶言相向，但那些报道和评论只会为她带来更多的客户，巩固她的名气。“邪恶”“冷酷”“死缠烂打”“残忍的阴谋家”这些词都是媒体用来形容她的，而她则用大字号把这些词打印出来，像对待艺术品一样裱进相框，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可是，她真的邪恶吗？不，我觉得她很温柔。
爸爸不会对我发胖一事产生任何疑问，因为他只关注那些十分微小、难以察觉的事物，比如夸克和质子。他以前是海豹突击队的特种兵，现在是一名物理学家，专门研究医疗放射。在我怀孕期间，他正废寝忘食地为出版社写一本书，内容是关于用放射气球来治疗乳腺癌的。回想起来，他当时的状态和妈妈差不多。妈妈进入了“庭审模式”，爸爸进入了“赶稿模式”，他们俩都忙得天昏地暗，根本无暇关注我的身体情况。但我绝不是在指责他们，只是在陈述事实。走到这一步，我知道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当然还有另一个人，一起造成了现在的结果。可我并不后悔，有些人也许会把这件事称为“错误”，但我不会。
从诊所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尽可能安静地坐在后座。爸爸妈妈都坐在前面，他们没有相互指责，而是紧紧握住对方的手来彼此安慰。我觉得妈妈可能会自责痛苦，所以我试图告诉她，她的事业跟我的处境毫无关系，“妈妈，我并非有意如此，但是请相信我，就算你不工作，每天待在家里烤饼干，这件事还是会发生的。使用乳胶安全套，平均有0.02%的概率会避孕失败……”我停了一下，因为我听见爸爸不安地叹了口气，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往下说，毕竟科学是客观的，“概率虽小，却不是绝无可能。我现在门门功课都还是优秀，我不吸毒，而且一定会完成学业。我只是需要你们的帮助。”
不出所料，妈妈劈头盖脸地发表了长篇大论，表达她的失望之情，说我根本就没有准备好负担起生养孩子的责任，说我本该享受少年时光并专心申请大学，结果却做错事让生活变得无比艰难。
最后，她说：“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隐瞒起来，选择自己面对！我、我真是不懂！”她的眼睛因忧虑而显得疲倦、黯淡，我从未见过她这个样子。确实，她以这种方式得知我怀孕的消息，实在是太突然了。
她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告诉她，但我始终没有回答，因为坦白来讲，我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能让她满意。当你经常让情感开关保持关闭状态时，你就会习惯一个人解决问题，一个人面对现实。现实就是，我的确怀孕了，就算告诉妈妈也于事无补，反而会打扰她工作。我知道，这种想法也许令人费解。不过，像这样回头讲述我的经历，也许能帮助人们乃至我自己更好地理解这种过于理智的抉择吧。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爱你的，非常爱你。我们会熬过去的。我们会一起熬过去的。”妈妈说。在那一周剩下的时间里，她一直像念咒语似的喃喃地重复着“我们会熬过去的”，用这句话来安慰她自己。一旦平静下来，她便恢复了一贯的冷静，开始着手解决问题。首先，她给办公室打电话，说自己要下周一才能回去。然后，她买了产妇适用的维生素，还把书房改造成了育儿房。我一切都听从她的吩咐，她对我的支持让我如释重负、满怀感激。闲暇之时，我也曾试着松开控制害怕的情绪开关，结果发现，原来自己内心其实也对未来感到惶恐不安。
接下来的周一，也就是跟诊所约好要进行产科检查的前一天，我穿上带内衬的黑色雨衣，抓了把雨伞，准备去上学了。我的背包里装着书、弹力裤、运动内衣、短袜还有替换的内衣——这些都是为放学后的瑜伽练习准备的，我并没有报什么瑜伽课，不过，我从图书馆偷拿了一本孕妇指南，正按照上面的建议自学瑜伽。由于这几个月要对父母隐瞒怀孕的事实，所以我也没告诉他们我在练习瑜伽。结果，在不知情的人看来，我就像是带着一堆换洗衣物离家出走一样。
我把背包搭在肩上，弓着背，刚走出门，就停了下来。糟糕，我忘记带美术课要用的图钉和染发剂了。还有午饭。我最好带两份午饭，免得练瑜伽时饿晕过去。我没关门，直接转身进屋，走到了厨房的杂物桌前，把背包放下，匆匆地抓起一大包图钉——那是妈妈从律师事务所的库房里拿给我的——还有染发剂，把它们都丢进背包。然后，我做了四个花生果酱三明治，拿了一整罐花生、一串香蕉和一瓶两升的水，因为担心会迟到，也没有收拾，直接把它们都塞进了背包。别忘了，我正值食欲旺盛的十六岁，再加上怀孕这个特殊状态，吃得多也不算奇怪！
我后面背着鼓囊囊的大包，前面挺着圆滚滚的肚子，看上去就像是两条细腿顶着一个没画好的圆圈。由于上身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不得不艰难地维持身体的平衡，出门向碎石车道走去。走到院子门口的邮筒旁时，不知为何，我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有着复折式屋顶的棕色房子，前门是红色的，掩映在松林之中。我觉得，当时我是想看看父母的车是不是都开走了，从而确定他们是否已经回去工作了——回归他们的正常生活了。在家里突然发生了这起意外事件后，如果他们能像平常一样生活，会让我更有安全感。
沿着碎石车道走到头，我来到了路口，虽然有两个分支，但实际没什么分别，我既可以左拐，也可以右拐：左边的路通往学校的后门，右边的路通往学校的正门。我曾经算过走这两条路线到学校分别需要花多长时间，走左边需要3.5分钟，走右边需要3.8分钟，差别非常小。因此，我每天的选择都是看心情的。然而，在周一那天，我选错了。
我选择了向右，躲在黑色的大伞下，一直顺着车行方向走着。硕大的雨点打在伞上、落在地上，仿佛是一场空袭，又像是当年那个持枪歹徒的扫射。每一次我听到这种声响，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一年级，想起火灾报警器的声音，想起警察制服持枪歹徒那令人欣慰的场面。我分神了，沉浸在对可怕往事的回忆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潮湿、阴冷、泥泞的早晨正是悲剧的序幕，我正一步步走入险境之中。
如果我选择了向左走，他就无法利用面包车从我身边开过的时机，出其不意地掳走我了。因为左边的线路上只有一小段车道可以供他作案，那段车道很短，不过五秒钟的车程，他得在我经过那一刻正好把车开过来，还得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抓上车，可想而知，难度非常大。但是，在右边的线路上作案就容易多了。我觉得，他们一定早就计划好了这次绑架事件，而且还预演过了。起初，我以为他们觉得我很有价值。一个年轻健康、金发蓝眼的美国女孩儿，学业优异，家境富裕，有望在科学领域大展宏图，而且现在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健康的男婴。我做过一系列前沿实验、成果展示、科学模型和研究报告，并因此获得了无数奖项。六岁之后的每一年，我都去参加科学夏令营，并且受邀参加各类竞赛。在父母的帮助下，我用最新的实验器材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建了一个实验室。那些商店里卖的显微镜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我的实验器材跟著名大学和国际制药公司里用的是一样的。对一切事物，我都喜欢研究、测量、计算。不论是物理学、化学、药学还是微生物学，我都很感兴趣，我痴迷于一切充满规则、对比、运算和可证理论的工作。我沉醉在科学的世界，爸爸妈妈都工作繁忙，他们对我表示爱的方式就是拿出大笔金钱来支持我的爱好。刚被绑架时，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和我的孩子都价值连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我很快就明白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们绑架我，既不是要利用我的智慧，也不是为了勒索赎金。
那天，在我右拐后走了大约二十步，一辆栗色的面包车突然出现了，伴随而来的是一阵微风和一声惊雷。面包车开过我身边时，一侧车门突然被推开，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从左边一下把我拽上了车。动作迅速而敏捷。他将我推向一张扶手椅，面包车内的地板是一层波纹状的金属皮，扶手椅被螺栓固定在上面。他用一把枪指着我的脸，枪口碰到了我的牙齿，味道就像吃饭时不小心咬到叉子，独特的铁器味道在嘴里徘徊不去。一辆轿车呼啸而过，带起零星的水花溅在人行道上，没人注意到我陷入了困境。我本能地用双手护住肚子，他的目光捕捉到了这个动作，于是便移动枪管，指向我的肚子。
“别动，不然我就开枪打死这个孩子。”
我吓得一动不动，屏住呼吸，原本狂跳的心脏仿佛停住了。我通常不会吓成这样，只有事态极度严重时才会如此。在被囚禁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能控制情绪，保持镇定。但是那时在面包车上，因为受到过度的惊吓，我只是呆呆地坐着，他把我往前推，拽下了我背上的背包，扔在车里，旁边是我那把还没收起来的雨伞。面包车另一侧内壁上用松紧绳挂着一个橄榄色的小火炉，他把枪放在上面，然后扯开我护在肚子上的手，用牛皮胶布把我的手腕和胳膊都捆在椅子的扶手上。不知为何，他还用一块绿色油布草草地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至今我都不知道他这么做的原因。我都看到你的脸了。我已经看清你豆子般的黑眼珠、胡子拉碴的大圆脸和丑陋的相貌了。
转眼间我就被他拽上了车，都是因为我选择了向右走，他才有机会把车开过来，并从左边袭击了我。
他将雨伞收了起来，扔到面包车后排，然后重新拿起枪，弯下腰爬到前排的驾驶座上。这些都不是我看到的，而是听到或感觉到的，我仔细捕捉着空气里的蛛丝马迹，搜寻着分秒间的声音变化。正是这些时空中的微小粒子，组成了我现在一次次回放的记忆。
“你要带我去哪儿？”我对他大喊道。
他不说话。
“你要多少钱？你要多少，我爸妈都会给你的。求求你放我走吧。”
“我们不要钱，臭丫头。我们要你生下这个孩子，然后你就可以跟先前那些一文不值的丫头一起烂在矿井里了。从现在开始，你他妈的给我闭嘴，否则我绝对会立马就杀了你。屁都别放，明白了吗？”
我没有回答。
“你他妈的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这番对话倒是真实发生的，并非我在回忆时推理猜测的。回答了他的话以后，我把脚悄悄地踩在了背包上，防止它从我身边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