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会收回。”
“不应该。他们收了那么多年保费，也承担了风险，就该付这笔钱。而且该全额付，因为谋杀符合意外死亡的定义。他们得付掉这笔钱，问题是付给谁？”
“我想是付给拜伦·利奥波德的遗产受赠者吧。就是那几家艾滋病慈善单位。”
“如果利奥波德还是拥有那张保单的话，”他说，“那的确是如此。这样的话，哈夫迈耶就不是受益人，利奥波德的遗产继承人会收到这些钱。可是利奥波德转让过保单的所有权换取利益。所以他就跟这些钱无关了。”
“那哈夫迈耶的继承人呢？”
“不行，哈夫迈耶从来就没资格拿那些钱，所以他不能把不属于自己的钱给别人。更别说他还活着就没有继承这回事。不过这倒是产生了一个问题。哈夫迈耶拥有那张保单，上头的受益人是他。可是他有没有指定第二受益人，以防他比利奥波德先死呢？他可能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以为如果他先死，那么利奥波德死掉时，钱就会付给他的继承人。”
“你指的是利奥波德的继承人。”
“对。换句话说，反正钱怎么样都会是你的，何必多此一举去指定第二顺序受益人呢？有几个原因，这样的话，不必等到认定遗嘱，就可以拿到钱。不过大概不会有人告诉他这点，或者他即使知道了也不担心。但如果他的确指定了，那第二受益人能拿到钱吗？”
“为什么不能？他又没参与谋杀，不应该把他排除在外。”
“啊，但哈夫迈耶加入那个旅费交易时，是不是就已经预谋要杀掉利奥波德？”
“他说没有。”
“那很好，可是我们怎么知道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如果他有预谋，难道我们不能辩解说其实他的犯罪意图使得那个旅费交易无效，所以拜伦·利奥波德应该恢复那张保单的所有权？”
“这样那些慈善机构就会得到这笔钱。”
“是吗？旅费交易之前，他指定的受益人是那些慈善机构吗？”
“耶稣。”我说。
“我想这是感叹词，”他说，“不是指受益人的名字。”
“我认识他的受益人，”我说，“旅费交易签订之前，要更改受益人，必须先通知她，她才因此知道的。”
“对，那是标准程序。你怎么会认识她？”
“她是我一个朋友，在戒酒聚会认识的。一开始就是她找我去调查他的死因。”
他大笑起来。“谁知道呢。她原先并不知道，但其实她的行为都让自己得利。”
“你是说，最后那笔钱会归她？”
“对她太有利了，”他说，“哈夫迈耶的杀人，强烈暗示他是有预谋的，这么一来，那个旅费交易就可以宣告无效作废。如果作废，那张保单的所有权就回到利奥波德身上，而如果在进行旅费交易之前，她是原来的受益人，那么旅费交易的作废，她的受益人身份就仍然有效。我会很乐意替她争取，除非那些他遗嘱上的慈善机构雇用我当律师，那么我也很乐意争取说他没把这位女士列为遗产继承者，显示他是希望把钱给慈善机构，而不是她，因此……”他接下来讲的法律问题都太过于专门，而且对我来说太曲折复杂，但重点是，金尼最后可能会得到那十五万元。“叫她打电话给我，”他说，“我不能当她的律师，但我会替她找个好律师。”
金尼吓呆了，这是当然的，而且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她不该得到这笔钱。如果她就让那些慈善机构拿去呢？我指出，对我来说，拜伦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她如果良心不安，可以把一部分钱捐给那些慈善机构。
“反正，”我说，“这是你应该得的。如果你没找我去查出杀拜伦的凶手，那笔钱就会永远留在俄亥俄州湖林市。哈夫迈耶没拿这些钱去买比萨或茶包，留给他的亲戚。”
“如果有谁应该得到这笔钱，”她说，“那就是你。我们来分好了。”
“什么？你跟我平分？”
“你，我，还有慈善机构。分成三份。”
“给我太多了，”我说，“而且给慈善机构的或许也太多，不过这一点可以再商量。现在你得打电话给律师。”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影响，不过和金尼谈过的次日，我出去为圣诞节采购礼物。当时我还不确定最后那笔保险赔偿会归她，也不能把她一时冲动说要把钱分给我的那些话当真。但意识到即将获得一笔意外之财——无论有多么少、多么遥远——显然都让我更富有圣诞节的博爱精神。我没把皮夹里的钱全部捐给救世军，也没大摇大摆走上街，嘴里哼着圣诞福音歌，但总之我奋勇加入那些市中心那些商店的人潮中，给每个人都买了礼物。
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的一家店买了给两个儿子麦可和安迪的礼物，还有麦可的太太简，又安排把礼物寄给他们——公事包和花皮纹手提袋寄给圣荷西的麦可和简，双筒望远镜寄给蒙大拿州米苏拉镇的安迪，他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和卡尔加里分别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最近搬回了美国。
我还以为埃莱娜的礼物大概会很伤脑筋——我一向如此——但结果我在一家商店的橱窗看到了一对耳环，当场就知道她戴一定很好看。磨砂玻璃做成的小颗鸡心形坠子，配上深蓝色的石头更为出色。女店员告诉我，这对耳环是莱俪1的，我严肃地点点头，一副知道她在讲什么似的。我想反正就表示这是好东西。
1lalique，知名水晶饰品的品牌。
次日或者第三日的早晨，我过街到对面的晨星餐厅吃早餐看报。之后直接走到第五大道和四十二街交口的图书馆。我一直待在那儿，直到肚子饿了才去布赖恩特公园的一个摊子吃中饭，我吃得很快，因为外头冷得让人坐在那儿不太舒服。一吃完，我就马上回到图书馆，又花了一些时间找资料、做笔记。
走回家的途中，我在第六大道和五十六街交口附近一家俗丽的小餐馆喝了杯咖啡，又吃了一块馅饼。我想着自己已经知道的事情，或者该说自以为知道的，想着下一步该怎么做。那天晚上没有威尔的新闻，早报上也没有。马蒂·麦格劳的专栏谈的是他对最近市长和州参议员争执的看法。他们都是共和党成员，也都是意大利裔，可是他们却彼此仇视得好像其中一个是塞尔维亚人，而另一个是克罗地亚人。
我拿起电话，打给几个警察，包括哈里斯·康利和乔·德金。然后我又拨给马蒂·麦格劳，可是却联络不到他，也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想到可以在哪里找到他。